昨天夜里两点多钟，已病多日的老妈，精神开始好了起来。躺在床上腿不停地蹬，手也在翻腾床上的东西，摸摸这动动那，嘴里喃喃自语着谁都不知道是什么的话。忙活了一会儿，又平静了下来，眼睛也闭上了。嗯，像是睡着了，我心里顿时有了一丝快意。
“面，拿面来。”没过五分钟，老妈又开始了梦话。就此，我与老妈即兴进行了一次梦里梦外的短暂对话。
“要面干啥？”我大声问，生怕听不见。
“擀面条儿。”
“你会擀？”我的意思是说都90高龄了，并且还抱病在身怎么能擀面。
“擀了一辈子面，现在不会？”语气随微弱，但坚定自信。
我知道这是梦话，但这梦话对答得那么自然，流畅，用对答如流来形容这次简短的梦幻对白都不过分。简短的几句话，老人充分肯定了自己的能力，打消了我的顾虑，回应了我的质疑。听着想着，我不由得笑了。仿佛老妈当年做的那碗香喷喷的豆面条又扑鼻而来。
吃老妈的豆面条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为农村人认为，这就是城里人所说的“细粮”，对农民来说很是金贵，对我们家在黄河南岸，豫西山区七沟八岭一面坡的小村庄里的农民来说更是金贵的不得了。四五十年前，哪天能吃一碗豆面条，就有一种过年的感觉。因此，老妈就把豆面条当做待客的上品，过节的礼品，鼓励的奖品。所以，我小时候就整天盼着过节，盼着家里来个姑，来个姨什么的亲戚，或是老妈高兴给个奖励。
每年吃豆面条最多最集中的时间主要在十月中旬，是我们农村收红薯的季节。我们那地方土壤贫瘠，干旱不断，全村没有几口井有水。饮水都是问题，庄家都是望天收。
所以，每年能有收成的只有红薯和谷子。这些都是耐旱作物，而红薯产量高于谷子，因而红薯就成了我们的主粮。每到这个季节，家家户户都是男女老少全力以赴，如打仗一般。早上吃过饭到地里开始刨红薯，晚上饭什么时间吃谁也不知道。中午饭因红薯地离家太远，一般都给忽略了。饿了渴了，就削生红薯抵挡。
把刨出来的红薯拉到家，月亮都已升到头顶。胡乱弄点东西填饱肚子，就又开始了一天的最后一项工作——刨红薯片儿。这是最关键的一个环节，能不能收到高质量的红薯片儿，成了决定来年挨不挨饿的关键。因此，各家小户都要在赤挂晴天里不遗余力，争分夺秒把红薯片刨出来，生怕遇到雨天发霉。
月亮当头，深秋的夜静得很。走到场里，老远都能听到“嚓嚓嚓”的声音，这是劳作一天的人们又在披月夜战刨薯片儿。看着赤手拿着红薯疙瘩，在锋利的刨刃上快速飞舞，你一定会担心，但更会赞叹，那简直是一种艺术。
一般的情况下，都要把大一点的薯片儿从中间切个缝，挂在铁丝上，这样薯片儿干的快还干净。小一点的就撒在附近的麦地里，或是场周围的空地上，一时间场的周围白花花一片，在月光衬托之下犹如一地白雪。
到这个时间，一天的作业已接近尾声，老妈就会问：“今天吃点儿啥？”那当然是我第一个回答：“面条儿。”老妈知道这个“面条儿”是什么意思。临走老妈还会吩咐：“完了把刨子、剪子，菜刀放好，别到明天找不到，面条好了喊你们。”
老妈的豆面条儿，说起来很简单，就是白面，豆面，红薯面三掺揉和而成，但做起来却并非容易。尤其掺入的红薯面，这是老妈的“创造”。红薯是我们的主粮，每顿每餐都与红薯有关联，纯弄“细粮”会使一年粮食的搭配远远接隔不住的。按一定的比例，其实就是老妈的经验，把红薯面放进开水里烫一下，再放入一些碱面搅匀，最后和白面、豆面放在一起不停地揉，直至揉匀揉筋。
提起豆面条里的豆面，老妈不愿说。那豆面是黑豆面，过去是喂牲口的饲料，说出去怕丢人。那时候全中国都没有吃黑色食品的理念，更不用说老妈有“健康豆面条”的意识。只是尽其母爱所能，调剂口味，填饱我们的肚子。
整个一锅面，就是一锅清水，一把大青盐，还有被霜打过的红薯叶，这就是老妈豆面条儿的全部内容。一碗下肚，额头浸出了汗。打个饱嗝，一天的疲劳和困顿消至九霄云外。一碗极极普通的面，老妈做出，淡雅而清香。
坐在老妈床头，看着拖病的身躯，心里有说不出的滋味。老人家今天所说的“擀面条儿”，是在梦幻中对过去艰苦生活的回忆。想再吃一碗老妈的豆面条儿，也只能是一个记忆，一种怀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