锋刃

（知青下放农村资料）

整理人/任飛宇

那几年实行“知识青年下乡农村”的政策时，我们孝泉镇有个不成文的规定：家中凡是有两个子女的，必须有一个子女下放到农村去当知青。为了让妹妹留下，我便主动要求下放去农村。那年我十七岁，只读了一年半初中。

当时基本是由孝泉镇政府统一安排城镇青年下放农村的相关事宜。那天和我一起去大井乡（已撤销）的有孙田寿、邵财源与马到源四人。我们听从政府统一安排，从孝泉镇坐火车到罗江镇，一下火车，就见大井乡政府派来接我们的人已经站在火车站的出站口迎接我们了。

我们四人各自背起自己的铺盖卷，提着行礼，一起来到了胜利大队（合并后为吴家陵村）的大队部。再跟着生产队派来接我们的人来到了胜利大队二队（合并后为吴家陵村五组）。

同时来这里的四人中，邵财元在这里做了三个月时间就返回了城里；孙田寿在这里也只干了三年时间，就被调回了孝泉镇的木器社；而我在这地方一干就是八年。

记得我们到这里的那天是1970年的3月27日。队长将我们四人带到安排我们住的地方，我只看了一眼，鼻子就有点发酸。

生产队上那时没有多余的房子给我们几个知青住，临时给我们腾了间堆放牛饲料的屋子。屋子的四壁是用未烧过的大泥砖一块块码起的土墙。有的泥砖与泥砖之间的间隙足有一指头宽，看一眼就不禁让人担心：晚上点煤油灯时，如果风吹大一点，会不会透过这些缝隙把屋内的煤油灯吹灭呢？

我们几人才站到门口，隔壁牛圈里的牛尿味就透过泥巴墙的缝隙直往鼻孔里钻，大伙儿忍不住伸手去掩住口鼻。上面盖的谷草也有些发黑，风一吹就“淅淅唰唰”往下掉朽坏的碎草渣。

隔壁就是牛棚。以前家里乱一点，我妈就老爱在我们耳边嘀咕：“把一个屋里整得像个牛圈样”。以前不知道牛圈是啥样的，现在我不但见识了什么叫真正的牛圈，还住在了牛圈的隔壁。

生产队虽已安排社员帮忙打扫过，但从自己干干净净的家走到农村，还与牛为邻，那种委屈与落差，还是有些难以言喻。

队长看见屋子里又臭又湿，有点不好意思，就将我们四人安排到保管室暂住了五天。将那屋子用细沙土在地上铺了一层，等屋子敞干了些，臭味也逐渐散了些，我们四人才搬进去住。虽然屋里依然有残留的牛粪味，但比我们第一天来这里时看见的好了很多，墙上的缝隙也用稀泥勾了缝子。我们四人在牛棚里足足住了一个月，等生产队的一户社员腾出了一间房后，我们终于结束了与牛为邻的日子。这样过了一年，生产队也给我们修好了知青安置房。

以前生活在城里时，没觉得读书学习知识有多重要，来这里的第三天，就让我深刻地体会到了知识的重要性。

因为冬天冷，生产队养的耕牛没法洗澡，几个月时间下来，那些耕牛身上就开始长虱子。当时这里的农民大多没念过什么书，也不太懂剧毒农药用在牛身上后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便找了些机油与六六粉调和均匀，将四根长虱子的耕牛全身都涂了个遍。第二天早上起来一看，耕牛身上的虱子是药死了，四只耕牛也被药死了三根。剩下的那根还蔫头巴脑的站都站不起来，请来兽医医了两、三次才恢复过来。

那时粮食紧张，没有多余的粮食去多养一点家禽家畜，人们很久都难吃上一次肉。反正牛已经死了，大伙儿就将死掉的耕牛清洗干净，剥掉皮后，按人头均分，每人都分了一大坨牛肉。我们四人运气也算不错，到这里才三天时间就打了一次牙祭。

胜利二队这地方属丘陵地区，地多田少。才来这里时，我们被安排去做田里的农活。开始是推冬水田里的沙包，为栽秧做准备，然后田坝里啥子活路出来就做啥子。栽秧子、挑秧子、打谷子等等我都做过。田少了，农田里的活路自然也就少了，等农田里的活路一忙完，就安排我们去旱粮组帮忙收棉花、挖红红苕等。

这里地多，出产最多的是那种红心的鸡窝红苕。做一年活路下来，我只分到一百八十多斤谷子和120斤小麦，却分了一千多斤鸡窝红苕。

我在生产队就这样干了两年，第三年的时候，跟我关系好的谢木匠喊我跟他一起去公社的基建队里做。去的时候是修吴家坟至我们生产队的那段河。我们修的这段河大多是绕山而建，很多地方是硬生生在半山腰挖一条河道出来。挖不到几下就会遇见埋在地表下面的岩石。要是遇见好几个人都搬不动的石头，当时最简单省力的方法就是用炸药和雷管炸。

我到那里之后，基建队的指导员就安排我负责挖河道里的泥巴和点炮。凡是遇见需要用雷管或火药炸的石头，就去几个人在石头的下面掏一个坑，然后将炸药或雷管放进去用泥巴埋紧实；如果石头较大，就选一个合适的位置，用錾（zan）子在岩石上琢一个洞出来（俗称炮眼），同样将炸药或雷管放进去接上引线后埋紧，再将引线接到让点炮人足够安全的地方，等周围的人都跑到我们划出的警戒线之外了，我就点燃引线。“轰隆”一声巨响过后，那块拦路石就被炸成了一块块的。

当时人太年轻，无知者无畏，没什么安全意识，觉得在基建队放炮挺好耍的，活路简单，每天还能吃饱饭。回家过春节时，我还将偷偷带回去的雷管当鞭炮放来耍。

现在借我一百个胆子，我也不会再那样做了。

那几年跟着基建队时，我做过很多活路。等那段河修好后，就跟着修沼渠的技术指导员去挖沼渠。当时为了鼓励社员群众们多修沼渠，全公社的社员只要有人想挖沼渠的，基建队就派我们过去帮忙挖好，社员群众只负责买需要的相关材料就行。当时基建队一共去了二十多人去参加挖沼渠，六、七人一组，三、四天就能挖好一家。后来由于出沼渠渣时出了意外事故，基建队就停止了下生产队去修建沼渠。

沼渠停建后，我跟着基建队去修过二重厂的农场，还修过厕所、电影院等等。在那段时间里当过石匠、木匠；下雨天没事做时还帮人捡过漏雨的房子；帮基建队买过菜......

我在公社农技站做活路时，安排我负责买材料。那时买一斤大米才一角三分八，去金山镇的农贸市场买材料的交易额基本都上千元，每次我都全部据实报销。有了这段经历，钱对我来说没什么吸引力了。那年我在孝泉卫生院的值班室里捡到三万块钱，一直等失主回来将钱全部交给他后我才回家。

人年轻时真好，浑身都有使不完的力气。我在基建队做活路时，只要吃饱饭，一挑我能挑起两百多斤重的东西；碗口大四、五米左右长的电线杆我一个人也能扛走。（我一米七二的身高，一百三十斤左右的体重，在那时算比较魁梧的个头。）

那时没什么娱乐活动，没事就看书，我把《石头记》、《三国演义》、《西游记》等四大名著都看了个遍。我住的知青安置房挨着大队，闲暇时经常跑到大队上的赤脚医生刘华孝那里去吹壳子。一来二去，我们就成为了好友。

刘华孝闲来无事，就跟我聊关于中药方面的一些相关知识，教我泡制中药。他给我讲了很多中药的医理与药性，比如什么是中药的十八反？什么是中药的十九畏？我听得入了迷，逐渐萌生了学医的念头。我父亲是孝泉卫生院的医生，家中有很多医药知识方面的书籍。回家后，我就把父亲收藏的《皇帝内经》、《医宗经鉴》等书籍带了过来。只要一闲下来就去翻看，不懂的就跑去问刘华孝，刘华孝不懂的，回老家的时候再去问我父亲。

就这样，我在胜利二队当知青的后面五、六年时间里，利用闲暇时间借了很多有关医学方面的书籍来看。“机会是留给有准备的人”这句话一点都不假。知青大量返城时，在1978年的4月份，德阳市卫生系统招工，经过考试，我正式跨进了医生的行列。后来通过不断地进修与学习，我成为了一名外科主任。大小手术做过上千例。

或许由于我下放农村当知青的那八年时间，让我养成了吃苦耐劳的习惯。很多时候从早上八点钟进入手术室，要做到下午三、四点钟才出来。

回城后我与刘华孝依然保持着联系。那年他身故时，由于我正在学校学习，实在抽不开身。这些年来一直遗憾未能送他最后一程。

2004时，我再次踏上这片曾经挥洒过八年青春与汗水的地方，回想在这里度过的知青生涯，不禁感概：人这一辈子遇见的那些沟沟坎坎就如一把锋刃。你越怕它，它就越容易伤你；可如果你当自己是一位雕刻师，把它紧紧握在手中，它就会为你所用。每一刀下去，都会呈现一种艺术与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