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经》言：知人者智，自知者明；胜人者有力，自胜者强。

在《圣经》中 ，赞誉并不是给予那些“攻城掠池”的骑士，而是给予那些“主宰自己灵魂”的人们。所谓主宰灵魂，可以理解为人的潜力充分发挥并表现出来，生命能量燃烧到最充分，从而体验到一种难言的愉悦，欣喜若狂、如醉如痴，感到最大的满足。人在这时最有信心，最能把握自己、支配世界，最能发挥全部智能。在高峰体验中主客体合一，这是人的存在的最高、最完美、最和谐的状态。

儒家把“中庸”作为自我修养的最高境界，《中庸》之 “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大学》之“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於至善”，其主旨都在于修养人性，人不能任性，要透过研习“道”来约束自己的本性，修养、修正自己，达到内圣外王的境界。

儒学的圣人理想，基本上可以类比为马斯洛所说的“自我实现”。儒家说，一个人修炼到了圣人状态，就会“无物，无我”，“与天地相感通”。就会“光明澄澈”，“从容中道”，达到一种极为自信、极为愉快的情感状态。所谓“取法乎上”，它确实给传统中国人提供了一个可以调动起全部潜能的奋斗目标。

打个通俗的比方，太阳用核聚变这种剧烈的方法挖掘自身潜力，却又能控制其烈度，持续、平和的给世间带来光明和温暖，驱散寒冷与黑暗，使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人若能像太阳一样致中和，就接近内圣外王的境界了。

中外圣贤无不推崇强调这种自我约束从而步入至高境界的品质，人为什么需要自我约束呢？

人的本性是好逸恶劳，见异思迁的，逃避痛苦，不断追求新的刺激，追逐快乐的事物，是人类最根深蒂固的本能。那么问题来了，人的欲望是无限的，而人的精力是有限的，资源也是相对稀缺的。受客观物质条件的桎梏，人想做的事和该做的事也往往是冲突的。这就需要我们梳理身心，自我约束，分清轻重缓急，有所为有所不为。

自我约束，其实就是自律，自制，自我砥砺，自我征伐，做自己灵魂的审判者，欲望的拷问者，对自己的肉体和心灵进行洗涤和更新。然擒山中之贼易，擒心中之贼难，在人的内心世界里，自制意味着理智与欲望相搏杀，也许针针见血，刀刀剜心。可想而知，这个过程是多么痛苦。

几乎所有人都有改变自己的愿望，然而大多数人的一生都处于一种“勤奋地懒惰着”的状态（笔者目前亦属与此群体），虽意识到“祸患常积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溺”，但想用力力不足，想振刷刷不清，在关键处突破不了。对自己下不了狠心，不能毅然横起，扫绝一切罗网。

那么如何才能行之有效的自我约束呢？“从小事做起”，“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这些我们耳朵都听出茧子的话，其实很少有人能真正做到。事实上，只有从细节抓起，在细节中贯彻自己的认识，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能如此自制，则无时无刻不在磨练自己，进步也就在此无形之中，日积月累，必有所成。大部分人的一生正是因为从太多细节上轻松愉快地滑过去，到了大节之处，也就没有了斩钉截铁的力量。

在自我约束上，曾国藩的“日课”修身之法很值得我们学习。他每天从起床到睡觉，吃喝拉撒睡，都进行自我监督。一日之中，一念之差，一事之失，皆笔之于书。发现其中哪一点不符合圣人要求，就要甄别出来，记载下来，深刻反省。这是何等柔弱何等刚强！其在军中，每日必读书数页，填日记数条，习字一篇，围棋一局，……终身以为常。自流俗人观之，岂不区区小节，无关大体乎？而不知制之有节，行之有恒，实为人生第一大事，曾国藩一生事业，即基于此。他正是通过这种自修方式，逐一检出自己身上近乎所有的缺点毛病，在几乎所有细节中贯彻了对自己的严格要求。因此他的进德修业，才迅速而有力。如此苦心，天岂肯相负，经历了无数心灵磨难，终成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归根到底，全在于其自我约束的精神力量坚卓。

说得容易，做到真难。曾氏理学式的修身方法对于今人来言也许过于超绝，然而除掉那“过犹不及”的部分，这种修身方式，还是很值得我们借鉴的。

空谈误己，有多少言语的巨人，有多少行动的矮子，多少次立志，多少次发誓，发勇斗狠，然骤雨不终日，难以持久。面对内心的欲望，如何能够几十年如一日的持续自我约束，此非笔者所能言。也许需要“道德或天地境界下”的修养吧。在家国情怀、士子情怀、兼济天下的愿力下调和身心，修身以求治平，在人性光辉的照耀下，穿透重重欲望缠绕，战胜种种困难，将自身潜能调动发挥到近乎极致，臻至内圣外王。

以上说了这么多玄虚之语，贵在笃行践履，不行则不能算真知，而且实行必须落到细处。若不能在日常中善己身，则必不能兼济天下。

自制，自胜，方能自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