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我向来爱读外国书籍,觉得外国文化多有条理、有逻辑,而觉得中国古典文化都是断断续续,难以理解,枯燥无味。但是来马里时,我并没有犹豫,在箱子里放了一本《论语》,这应该是作为一个中华民族子孙的最低要求,书的价值也不该低于任何一本西方书籍。
想我《论语》是圣人思想和言语结晶,字字精金玉言,凡人能将其中两三句熟读成诵,每日“学而时习之”,就终生收益不尽了。抱着这样的心态,研究生毕业时,宿舍同学都把书卖掉扔掉,我果断将一本《论语》保留下来,让其幸免于难。
现在正值马里雨季,最多两天要下一次倾盆大雨,所以室外的工作都停止,相当清闲。想到《论语》语言这么深奥枯燥,所以只是在我把其他带来马里的书读遍后,才打开《论语》。原文第一句正是我们初中语文教材文言文第一句,与当初当作来课文学习,真是完全不同之心态。
那种“学而时习之”的经历,果然让人快乐的不得了,难怪要作为书的开端了,学习的乐趣不来自不停的读书,而来自不断的重习,不断的领悟,圣人之言啊。“人不知而不愠”这话,我真是后悔以前虽然知道其意思,但是现在才用心去感悟,要是早一点明白,那省了多少烦恼。
可是今天不是想说我读《论语》有多少收获,有多少快乐,而是对这个社会“怒其不幸,恨其不争”。我指的是我手头这本《论语》书,现在中国真是没懂国学的人了,而让这种人来编书,真是什么人都敢编书,而且编的还是《论语》。要是老老实实把原文放在上面,再加以朱子、程子等人的注解,那倒也无可挑剔。可是作者水平极低,偏偏要在书里加上自己的译文和札记,简直让人无法忍受了。通篇虚无缥缈的大道理不说,但是从头错到尾,底蕴不足而戾气十足,远不是《论语》的初衷了。今天且谈头四段。
上过初中一年级的人都知道,“学而时习之,不亦悦乎?”一句的关键在于“习”字,“习”是复习、重习的意思。朱子说,“然德之所以成,亦日学之正、习之熟、说之深而不已焉尔。”“习之熟”正是指经常重习,从而熟练。程子则言简意赅:习,重习也。“传不习乎?”也是说老师传授的知识没有复习吗?所以“习”这个字的含义是没争议的。可是编者译文是“持之以恒的学习”,非但不准确,简直跟孔子想表达的意思背道而驰了。一个侧重于博学,一个侧重于精学,孔子这里想强调的明显是后者。
“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这句话太简单了,真的想翻译错都难,偏偏作者要自作聪明,翻译成“志同道合的朋友从远方来访,还有什么能比这更令人感到快乐的呢?”我觉得作为译者的关键,在于能表达出作者的原意,不要刻意添加,也不要有所忽漏,不然就变成了译者的话,而不是圣人的话。“志同道合”这个词明显是刻意添加的,但是后面这句才是真正要被批判的。本来直接翻译成“不也很快乐吗?”就可以了,偏偏要翻译成“还有什么能比这更令人感到快乐的呢?”。首先语气已经故意加强了太多,其次凭什么说没有比这更快乐的呢?前面一句“学而时习之”的快乐,难道就不如“有朋自远方来”快乐吗?原文本清新自然,译文却难自圆其说。果然世间可怕的不是无知,而是自以为知。
第一段话第三句最需要用心去体会,“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这句关键字是“知”,意思是理解、了解。译者把这句话翻译成“别人不理解自己,既不生气也不迁怒,这样坦荡雍容的胸襟又有谁能不敬其为君子呢?”译者则是又一次完全不能体会孔圣人初衷了,所谓“学在己,知不知在人,何愠之有?”孔子强调个人发自内心的道德修养,就算别人不理解自己,那我也没什么好愤怒,没什么好抱怨,只要问心无愧,我仍算君子。但是译文又离谱了,既然别人都不理解你,怎么会是“又有谁能不敬其为君子呢?”,至少不理解你的人不会把你当君子吧!况且是不是君子取决于我的内心,又岂是需要别人来敬的?译者犯这样的错误,除了是他并不懂孔子意思,还是他自己修养不足。
限于篇幅,第一段后面译者写的札记就别去追究了,从译文已经知道,他对第一段这三句话要表达的意思都不甚了解。
第二段的译文犯了跟第一段相同的毛病,那就是译者始终不肯按着原文好好翻译,硬是加了很多乱七八糟的内容,孔圣人未必想表达这些意思,你何必强加给他呢?任何偏离原文的翻译都不会是好翻译。
除了译文,第二段还有让人更加无法忍受的札记:孝悌是做人的根本。我们且看原文最后一句: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孔子又有“六本”之论,孝为义之本。朱子注解说:所谓孝悌,乃是为仁之本,学者务此,则仁道自此而生也。程子注解说:为仁以孝悌为本。孔子、朱子、程子等原话都是孝悌是仁的根本,最多说是仁义的根本。可是译者札记变成了孝悌是做人的根本,直接把“仁”字换成了“人”字,这两个字在历史上应该都是截然不同的意思吧!有人评论网络上那些无知的话语,用“张口就来”表示,真是贴切啊!译者不知哪来的勇气,写道“做人的根本是什么?是孝,敬事父母、尊顺兄长、友爱兄弟。”当真张口就来,三两句话就把人限定死了,连孔子都没敢说做人的根本是什么,孔子都不曾做到的事,译者张口就做到了。这样基本注定了其札记第一段是何其无知。
同样无知的还有札记第二段,且看他怎么说:不孝之子,岂有忠诚爱国之心?孔子原文是说了孝悌的人不好犯上,不好作乱。爱国之心,是不是能与不好作乱等同?严格来说,不是。要说原因,只需对孔子稍有了解。孔子生于宋国,成于鲁国。年逾五十周游列国前后十四年,游历多达十个国家,各国人民,只要好学,都可以从圣人学习;各国之王,只要想精励图治,孔子都愿出谋划策,只为世人能安居乐业。孔子并无国界之分,只是反对作乱,反对战争,译者又何必强加爱国之说呢?孔子希望自己的思想能传播于世,又哪来国界限制?
第三段非常简单,“子曰:巧言令色,鲜以仁!”我觉得这句话“鲜”字很关键,因为这字体现了孔子性情温和、谦逊,正是圣人的作风。译者札记:“巧言者,必居心不正;令色者,必言不由衷。阿谀奉承者,必为奸佞阴险、居心叵测之徒。察言观色,揣度人心者,必然不能坚持正义,其行为,必然猥琐卑贱,在大是大非问题上,必然不能秉持公正,不能坚守原则。”我的天啊,译者真是厉害,竟然一口气用了六个“必”字,你是不是搞过统计?是不是把上述品性的人都调查完了?你有过巧言吗?你有过令色吗?你揣度过人心吗?你怎么能用这么多恶毒的词来说别人?孔子才敢说“鲜以仁”而已,也就是很少有仁义的意思,你怎么敢用六个“必然”啊?你至少要得比孔子博学精学一百倍,你才能有这勇气和底气吧?这就是前面说的,译者底蕴不足而戾气十足,完全与《论语》温和谦逊的性情背道而驰。
梁启超曾断言:西方哲学家和社会学家用科学的态度和思路去考察人性,解决形而上的问题,实不如我中华哲学家以人为本恰当。
西方也有人提出,21世纪世界需要依靠中国的《论语》来维持。但《论语》说,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孔子尚且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今人不及孔子,更应谦虚谨慎,脚踏实地。世人皆知中国古典国学博大精深,只是真学者甚少,类似此书译者滥竽充数的倒是不可胜数,指望谁来传播中国文化呢?国人没有中国文化,何谈中华民族复兴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