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件事情，我们现在只可以想象，而很难去亲身体会，倒不是因为体会有多困难，想象有多简单，而是同在一个世界中，其实有巴别塔的隔离，不只是语言，更是整个人生遭际的巨大差异，而那件事，便是非法移民。
在阿基·考里斯马基的新片《希望的另一面》中，我们便看到了这种差异带来的啼笑皆非，也看到了来自战乱中的叙利亚人，和安逸平静的芬兰人之间到底有多大的差距。
而考里斯马基对此的策略是：他只是幽默地展示，并不去刻意地评判，但，仅仅这种处理非法移民的态度，便值得关注，因为我们都想看看，在巴别塔外的人走在一起时，会产生怎样的反应。
强烈对比下的戏剧张力
在观看这部100分钟的电影时，我感受到的是100分钟的离奇有趣，而不是100分钟的欧洲文艺。和很多艺术电影不同的是，《希望的另一面》丝毫不忽视带有强烈戏剧张力的对比叙事。
简单来说，它让两个不同的人从出场时的偶遇，到各自的悲喜遭遇，以及最后两人的再次重逢，而我们便随着摄影机的视角，在两边不断切换，感受冷暖，一种另类幽默下的老练与无常。
电影其实一直都在对比难民哈立德和中年芬兰人的外表和遭际，两人的第一次出场，哈立德在煤堆中赫然起身，狼狈不堪，而中年人则对着镜子，体面地打理发型。
随后的经历便是哈立德越来越艰难，不仅找不到失散的妹妹，还遭到驱逐的待遇，最后只能奋起逃跑，流落街头，不时还被种族主义者暴力袭击。
而中年人呢？他贩卖以前的库存服装，之后豪赌一番，在大赢一场后，盘下了一家餐馆，优哉游哉地做着店主人。
电影只是在描述两个人的生活差异吗？非也，它其实是在讲述“移”民，对于中年人来说，他不是“移民”，但是他却是“移”民，而对于哈立德来说，他两者都是。
换句话说，“移民”是《希望的另一面》的题材，但却不是主题，考里斯马基有心去涉猎这个题材，毕竟这是欧洲现在的焦点问题，成千上万的中东和非洲移民在向欧洲涌入，由此引发的社会问题自然不可小觑，连带引发的人性问题更是值得深思。
但是，考里斯马基却无意在这个题材上逗留，要知道，依靠啃题材而出彩的电影并不少见，而仗着话题能够吸引人，从而达到政治正确，不顾电影的基本叙事法，让电影的深度大打折扣的更是不绝如缕，而《希望的另一面》恰恰与之相反。它讲述了“非法移民”的故事，却又深挖了一个“移”民的话题，这才是本片能够拿到金熊奖提名，并最终擒获银熊奖的原因所在。
所谓的“移”民，其实就是离开原来的生活，在另一个圈子中得以继续生存和生活下去，对于哈立德，是生存；而对于中年芬兰人，是生活。
但是“移民”的身份又往往决定“移”民的命运，哈立德徒有音乐天赋，在一个陌生的国家，最终只能在厨房打杂；
而中年芬兰人在和酗酒的妻子离婚后，抛弃了以前安稳的衣商职业，接着放手一搏，敢于豪赌，最终赢了个满堂彩，这才是命运轮盘的注定。
考里斯马基在此并不想为外来移民辩解，或者去争取他们的权利，那是政治家的工作，对于电影导演来说，需要的则是反思。
所以我们看到了暴力袭击，看到了新纳粹分子的有恃无恐，最保守的民族主义分子，最终都会演化为种族主义分子，和文化研究者的理论不同，这是阿基在用影像告诉我们。
另类幽默？将悲剧涂抹成喜剧
如此沉重的“移”民话题，考里斯马基并没有像肯·洛奇那样处理，所以注定《希望的另一面》不是《我是布莱克》，尽管两者在意识形态领域都是左派，但是肯·洛奇是在无声地呐喊，而考里斯马基只愿调侃地讽刺。
属于考里斯马基的另类幽默遍地皆是，第一个让我感到神来之笔的，便是哈立德和中年芬兰男人首次相遇的场景。一个站着，一个在车上；一个满身黑炭，一个西装笔挺，在这里，阿基为我们奉献了他的标志性喜剧方式——静态场景，而不是台词和戏剧。
比如本片中，哈立德和另外两个外来移民坐在凳子上等待，此处，电影给了一个中近景的直打镜头，之后是对钟表的一个特写镜头，在之后就是哈立德一个人坐在凳子上，而镜框和第一个镜头一样。
这就是阿基式的幽默，人物仿佛物体，表情木然，时间跳动的结果是——人数减少，在这里，并没有台词提示，因为没必要；也没有动作指示，因为太繁杂，在阿基的影像语言中，要的是精简。
在此，他领会到了法国殿堂级导演罗贝尔·布列松的影像精髓，1：演员零度表演；2：场景极致精简。
在这种策略下，考里斯马基向观众索取的不再是情绪，而是思考，悲剧场面并不是没有，比如哈立德和中东老乡们在收容所夜晚的悲戚，比如哈立德三次遭到种族主义者的暴力袭击。
但是阿基依旧处理的很淡薄，他不希望让悲剧的情绪左右观众的判断力，为了“扰乱”情绪，他甚至用喜剧手段处理这些悲剧氛围。比如用木然表情的组接表现收容所的移民；用僵硬而刻意的袭击手段来处理暴力场面。
某种程度上看，《希望的另一面》和韦斯·安德森的《布达佩斯大饭店》一样，是一个“耽美向”的冷幽默作品，精致的打光、不俗的构图、巧妙的剪辑，让这类作品总是散发着另类的触感，让人摸不到边，但是又逃逸不出它所塑造的世界。
最为重要的是，他们往往用糖衣包裹着一个苦涩的故事，所以观众食之有味，念念不忘。
再回到那个巴别塔的故事吧！不同的人在“移”民后，真的能绕过巴别塔，找到共同的语言和相处模式吗？中年芬兰男人最后帮助哈立德找到了妹妹，或许可以给这个问题结案。
但是，最后哈立德还是逃不过种族分子的袭击，以及妹妹再次走他的老路，企图能“堂堂正正”在芬兰定居，还是让这个案子成为不解的悬案，而这次，考里斯马基并没有给我们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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