孩子说要母亲的心，母亲给了他。他捧着心，出门的时候摔倒了。
母亲问，儿啊，你摔疼了没？
我恨着一个人，恨之入骨。
那天，我不远千里地去了他住的地方找他。
那里离城区很远，我带了一打啤酒和几斤卤肉过去。
他不太待见我，不过看我没有空手去还是迎我进了屋。
屋里只有一张大床，床头塞着墨绿的内裤，床上堆着几件不知换下来多久的衣服，还有几本皱巴巴的色情杂志。一只黑色的袜子在床底，另一只不知去哪儿了。
门口的泡面汤长上了一层霉，地板上的烟头要是扫出来应该有一桶了，胡乱堆在墙角的认不清是鼻涕纸还是别的什么纸，枕头沾上了油泛黄泛黄的。
我说去天台上吧，有酒有肉有风。
这里的夜空看不见星星，黑得像是妖怪的嘴巴，看不见底。
他没和我说什么话，就在那儿大口喝酒大口吃肉。我望着满嘴油乎乎的他，呷了一口啤酒。
我走到天台边，往下看的时候只见他的房间亮着。楼下似乎有不少野猫，今晚的野猫可能在唱歌，在跳舞，在欢呼。
我想，明天将会是崭新的一天。
阿华给我发了一张照片，照片灰蒙蒙的像是糊上了一层雾。
湿漉漉的地板上摆着三两辆废弃的摩托车，雨水一冲倒和新买的没多大差别，就是破碎的后视镜太显眼。角落里的花盆碎了很久的样子，像哪个人被扯出一肚子的内脏，零散的泥土上肆意地长满了野草。垃圾桶的垃圾已经漫了出来，地面上掉落了不少，一只瘦骨嶙峋的死猫躺在垃圾上，雨刚停就吸引了一群肥胖的苍蝇。我很怀疑，这么肥这么胖的苍蝇是怎么飞起来的？
阿华说他需要钱，他永远在不断地索取，理所应当地索取。
我已经记不得这是他第几次威胁我了，当然，他不会只是单纯地威胁我。我不怕死，也就不怕他的威胁。不过要是换成他，他死了阿满也就活不成了。
这次，我并没有接受他的威胁，而是笑了笑，回复着说是照片里的楼太矮。
我煲了锅鸡汤，自己喝了口，盐不够，却又正好。我小心翼翼盛在保温壶里，提着出门了。
妇女抱着哇哇大哭的娃娃哄着，旁边的医生和蔼地笑着，似乎在哄娃娃，娃娃哭地愈发厉害。腿上绑着绷带的小伙一蹦一跳在大厅里穿梭着，他穿着拖鞋，跳起来啪嗒啪嗒的，他的拐杖就椅在门口。老人坐在轮椅上，轮椅前蹲着的应该是他儿子，他儿子跟他说着什么，他都望着远方。
我靠着医院大厅的柱子，我并不是很想上楼。我就在那儿，像是轮椅上的老人一样望着远方。
再待下去的话保温壶里的鸡汤该凉了，我不得不上楼去。
护士刚从病房里出来，里面只有阿满一个人，她躺在床上，不睡觉也不说话，就一直盯着天花板看。阿满瘦得皮包骨，不知道为什么，我想起了阿华照片里那只死在垃圾里的猫。阿满的手背上贴着输液贴，鲜血慢慢涌出，染红了输液贴。
“怎么又没按着？”我也是愣了好一会儿才赶上去按着带血的输液贴。
阿满转过头，望着我，说是忘记了。
我一边抽出纸巾擦着阿满手臂上的血一边按着床头铃。
“麻烦帮忙清理一下。”护士不多会儿就来了，我抬着阿蛮的手充满歉意地笑了笑。
“你给阿华打点钱过去，我怕他想不开做出什么事。”护士一走阿满就拉住我。
“你别忘了你怎么住进医院的。”我冷冷地说着。
“他……他不小心的。”阿满扯下额头上的纱布：“你看，都快好了。”
我不敢去看阿满的额头，却又忍不住瞄了几眼。缝了五针，伤口像是一条蜈蚣一样趴在阿满的额头上。
“先喝鸡汤吧，都快凉了。”我倒了碗鸡汤，吹了吹，递到阿满嘴边。
阿满不肯张口，扭着头不看我。
“好了好了，我过会儿去打钱给他好不好？”我像她哄阿华一样哄着他。
阿满是在村口听说隔壁王大伯的儿子因吸毒进了监狱的。
她问我，吸毒的人是什么样子的。我指了指迎面颤颤巍巍走来的李阿爷，说要是阿华吸毒就会变成那样。
呸呸呸，阿满吐着唾沫，不准我这样比喻。她说阿华年轻力壮的大伙子怎么会变成九十多岁的李大爷？
阿华打电话回来要钱的时候阿满在喂猪，我接的，他说要阿满来接。我开了免提，磨磨蹭蹭地递给了阿满。阿满在那条她用旧衣服缝成的围裙上擦了擦手，才接过电话。
阿满这次是真的没钱，她说让阿华等等，过段时间庄稼收成的时候再打钱过去。阿华说没钱就把庄稼地卖了。阿华又说马上要，不给的话就和隔壁王大伯的儿子一样去吸毒。
阿满一听急了，挂了电话在猪圈外待了好一会儿。
阿满让我把猪卖了，我说没钱的话阿华吸不了毒，不要瞎操心。
我又说不信的话去问王大伯，他儿子吸毒要不要钱？
阿满自然没有去问，半信半疑。
我抱着怀里的骨灰盒，哭着哭着就笑了。
我跟阿满说，阿华死了，因为吸毒产生幻觉跳楼自杀。
阿满怎么也不相信阿华会去吸毒，当然，她依旧一如既往地相信阿华。即使我捧着骨灰在她面前，她也觉得是我在撒谎。
当然，是我在撒谎。
我以为我可以陪着阿满，守着她颐养天年。
不料，天网恢恢，疏而不漏。我从楼顶推下阿华的监控很快就曝光了，我没料到那么偏僻的地方会有监控，我没料到那么偏僻的地方的监控会有人在查看。
我不怕坐牢，只是苦了阿满，孤苦伶仃的阿满。
阿满哭着和我通话，她说她想不到她的阿华会去吸毒，她说她想不到我会谋杀了阿华。
阿满一直拍打着玻璃，我能感觉到她的愤怒胜过了哀痛。
手铐很凉，凉到了心坎。
我挂了电话，头也不回地离开了。
你自己喝的苦酒终究是你酿的，你自己吃的苦果终究是你种的。
有一个叫阿满的姑娘，刚有一个月身孕就死了丈夫。阿满寻死觅活了一段时间，不过为了肚子里的娃儿硬是活了下来。
肚里的娃儿出生后阿满对他百般疼爱，娃儿越长越像死去的丈夫，尤其是眉宇间，简直一模一样。阿满更是欢喜，即使自己捉襟见肘也从不委屈娃儿。真应了那句老话：捧在手里怕摔着，含在嘴里怕化了。
娃儿两三岁时耍玩膝盖蹭破点皮，阿满硬是背着到乡村诊所里，要人家医生包扎包扎。
娃儿小学时偷了伙伴的作业本，阿满非但没责备他，而是领他到学校小卖部买了一摞作业本。
娃儿初中时把同学打进了医院，阿满火急火燎地赶去医院，跟躺在床上的伤者较劲儿，说是自己家的娃根本不会做这种事。
娃儿高中没毕业就去外地打工了，阿满又是托人带钱又是托人带土特产，生怕娃儿在外地吃不饱睡不好。
对了，忘了说阿满还有一个大女儿。
你说，到底是谁谋杀了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