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工资摆脱对时间的依赖。

它把那些不必多劳动就能十倍、百倍增加收入的职业，与那些需要增加劳动和时间（两者都是有限的）的职业（也就是局限性职业）区分开来。”

　出卖个体劳动时间很难致富的，有时候甚至连通货膨胀都赶不上，只有占据资本、利用资本的投资者，才能摆脱劳动和时间的束缚。和普通大众最贴边、最可行的投资便是房产投资了

写作，知识付费，理财也可以让金钱摆脱对时间的依赖。

1、火鸡与认知能力

作者认为黑天鹅事件并不是运气坏的问题，而是我们的认知能力有限。

火鸡的案例让人印象深刻，火鸡在1000天之前的生活非常正常，并且认为自己在1001天将一如既往的生活，而第1001天，火鸡成了盘中餐。对于火鸡而言，这是黑天鹅事件。但对于农夫而言，第1001天的事情在他的预定计划中，很正常的一件小事情。

自从拿破仑引发的那几次大战争之后，所有人都以为世界将和平下去。直到萨拉热窝爆发第一次世界大战。接着人们以为世界将和平了，谁知道德国再次挑起二战，这边是黑天鹅事件。

事后人们希望从中找到合理解释，说什么德国挑起战争很正常，从经济，军事等等各方面，做起了事后诸葛亮.

火鸡事件告诉我们，一千天安稳的日子不会告诉你1001天会发生的任何信息。被杀的猪和火鸡。

火鸡与农夫，在投资的领域，就是投资者与管理层。投资者认为的黑天鹅，对管理层而言，是有序正常发生的事。

在2017年中、2018年初，管理层就一再强调了去杠杆，但大部分投资者（包括我自己）没有认识到这个政策的重要性，依然沉浸在火鸡1000天的状态中，对农夫的想法，对未来风险缺乏足够认知。

一是不了解BOSS的性格。但就算不了解BOSS全部性格，应该知道BOSS是“要么不做，要做就一定做彻底”的特点，它反复强调的去杠杆，在没有达到它的预期前，这个事情绝对过不去。对于投资者而言，一定要足够重视它发出的信息。谁忽视，或者自大，把它的话当耳边风，就一定吃亏。

二是就算知道了它要去杠杆，研究过去杠杆带来的后果吗？今年在选择目标标的时看过企业的杠杆吗？

这些都没有涉及到，既然如此，当了火鸡，谁要不要怨。

2、“幸存者偏差”与“沉默的证据”

沉默的证据，

就像共享单车一样，摩拜单车的成功只是一个意外。意外的找到了阿里这个爸爸.

幸存者偏差意思是指，当取得资讯的渠道，仅来自于幸存者时（因为死人不会说话），此资讯可能会存在与实际情况不同的偏差。此规律也适用于金融和商业领域。存活下来的企业往往被视为 “传奇”，它们的做法被争相效仿。而其实有些也许只是因为偶然原因幸存下来了而已。

在日常生活中，最明显的例子就是 “我亲戚吃这个药好了” 或者 “我一个朋友去找了这个医生” 等等。不管你的亲戚和朋友和你关系如何好，如何值得信任和尊重，在客观规律面前他们都是等同的。疾病和医药不会因为你的喜好而照顾或者偏袒你的亲朋。所谓 “兼听则明” 也是这个道理，抛掉对个案的迷信，全面系统的了解才能克服这个偏差。

解决办法

贝叶斯公式

二战期间，为了加强对战机的防护，英美军方调查了作战后幸存飞机上弹痕的分布，决定哪里弹痕多就加强哪里。然而统计学家亚伯拉罕·瓦尔德（Abraham Wald）力排众议，指出更应该注意弹痕少的部位，因为这些部位受到重创的战机，很难有机会返航，而这部分数据被忽略了。事实证明，瓦尔德是正确的。

我们可以用贝叶斯公式来分析一下瓦尔德和众人的分歧出在什么地方，而谁的假设更为合理。设 X = 飞机的击中部位，Y = 1, 0 表示飞机是否返航。设空战中飞机的击中部位 X 的分布为 P(X)，而返航飞机的 X 分布为条件分布 P(X|Y=1)。于是有

众人认为幸存飞机的击中部位分布 P(X|Y=1) 反映了空战中击中部位的分布 P(X)，因此哪里弹痕多就要在哪里加强防护。但瓦尔德认为炮弹不长眼睛，空战中的 P(X) 应该是接近于均匀分布的。因此 P(X|Y=1) 恰恰是正比于 P(Y=1|X)，即击中该部位 X 以后的返航概率。所以幸存飞机哪里中弹多，表明相应部位不是要害部位，而应该在返航概率 P(Y=1|X) 较小，亦即 P(X|Y=1) 较小的地方加强防护——正是幸存飞机中弹痕少的部位。

以上的贝叶斯公式还可以纠正一些 “成功学” 谬误。例如 Y = 1 代表成功者，往往受媒体关注多，而公众可能缺少 Y = 0 的数据。成功学常常寻找成功者具有的某些共同特征 X，得出 P(X|Y=1) 较大。比如牛顿被苹果砸中，比尔盖茨辍学了等等。但是普通人具有特征 X 的概率 P(X) 可能也不小。二者的比值 P(X|Y=1) / P(X) 才等于具有了特征 X 以后，成功的概率能提高多少倍。又例如用 Y = 1 代表得一种病，比如肺癌。而 X 代表该病的某种诱因，比如吸烟。那么根据贝叶斯公式，只要在肺癌患者中统计一下吸烟者的比例 P(X|Y=1)，和普通人中的吸烟者比例 P(X) 比较一下，就能知道吸烟增加患肺癌风险的倍数。

对照实验

另一种避免幸存者偏差的办法是同时考察 Y = 1 和 Y = 0 的数据，采用对照实验的方法，比较实验组分布 P(X|Y=1) 和对照组分布 P(X|Y=0) 之间有没有显著性差异。通常采用双盲试验的方法进行研究，消除诸如安慰剂效应、混淆变量等干扰因素，详细、全面、客观地记录数据。分析数据时，采用统计学中的假设检验方法，在一定的显著性水平下确立 X 和 Y 的关系。如果只有实验组而没有对照组，得出的结论就可能带有 “幸存者偏差”。对照实验与统计学假设检验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已经成为生物学、医学、心理学、社会学等诸多学科的研究范式。

生活中的例子

袜子总会丢一只

因为两只袜子都丢了就不容易发现袜子丢了，所以往往注意到袜子丢了的时候都是只丢了一只袜子。

读书无用论

如今很多人在说，谁谁谁当初没好好上学如今照样挣大钱，而好多用功读书的人，毕业后反而不如那些没好好学习的人混得好。并且因为这样的例子有很多，所以很多人得出“上学没有用处”，“读书无用”的结论。

这些其实只是个例，因为基数太大，所以看起来有很多。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的官方口径，可以算出来大专以上文化程度的人口仅占总人口的8.7%左右。可以看出学历低的人数远高于学历高的人数，所以即便低学历者成功率远低于高学历者，也照样会导致低学历者出现大批成功人士。

对于高学历者，普通人既会关注成功的人，也会关注那些没成功的人，并且高学历却落魄的人尤其受关注，容易被当做新闻报道；而对于低学历者，普通人往往只关注成功者，忽视了广大学历低又没成功的人。正是因为忽视了这些“沉默的数据”，才产生“读书无用”这种错误结论。

商业与艺术对立

如今在影视、小说或ACG圈子中，很多人都持这样一种观点：冷门作品佳作多，好看，艺术高。热门作品商业化，不好看，艺术低（或没艺术)，商业与艺术是对立的。

先不说艺术是否有高下之分，这里先假设有吧。其实这种人犯了一个错误，他们关注的冷门作品，通常只是大家口口相传的少数优秀冷门作品，忽视了广大不知名的冷门作品，而那些优秀冷门作品基本是在广大冷门作品中筛选出来的。热门作品则不同，不管好不好看，都会受到广泛关注。

以电影为例，根据IMDB数据库统计，如今的电影已经大约有40万部（feature，不包括短片，纪录片等），并且如今每年都有将近一万部电影上映。在这几十万部电影中，票房高的只是一小部分。也就是说，很多人在拿这一小部分热门电影和一大部分冷门电影比艺术，并且还不是比平均值，而是比数量。

再或者虽然是比平均值，但比较的是热门作品与大家口口相传的优秀冷门作品，这些口碑好的冷门作品其实只是广大冷门作品中很小的一部分（也不太可能有人把将近40万部电影全看过），至于那些口碑不好的冷门作品，因为自己没听说过也没看过就这么被筛选掉了，拿来比平均必然热门吃亏。由此得出冷门作品艺术高的结论明显是不科学的，就好比“读书无用论”一样。

认为“商业与艺术对立”的人大都以为观众傻，容易盲从。其实观众并不是傻子，最起码跟忽视“幸存者偏差”得出谬误的人水平差不多。热门作品通常会有其亮点，比如有的故事好看，有的各种大场面看得很爽，有的有明星或者名导，有的宣传好等等。电影播出之后也会有观众（或者明星、网红）免费作宣传：“XXX好看，大家快去看”，“XXX不好看，大家别看（或谨慎观看）”。观众口碑也会对销量产生影响，在官方宣传等因素差不多的情况下，其实热门电影的水平要高于冷门。即是说，商业和艺术不仅不对立，还呈正相关关系。

举个例子，电影《教父》票房大约2.5亿美元，有人可能会说这票房不算高，XXX不好看也排在他前面，可是排在《教父》后面的电影有几十万部，教父已经是票房中的佼佼者了，票房比《教父》低还不好看的电影更多。并且《教父》还是1972年票房冠军，在考虑通货膨胀的排名中排第23位。如果商业和艺术是对立，那么《教父》岂不是1972年最差电影了？

为什么热门中不少烂片呢？因为每年有近万电影上映，也就是说：不是热门作品艺术低，而是艺术低的作品中总能出现几个热门的。

这些艺术性低却热门的作品被人不断拿出来黑热门，而那些广大艺术性低又冷门的“沉默数据”则被忽视了，导致很多人产生“商业和艺术对立”的错误观点。

这实质是对认知能力另外的诠释。

人们习惯总结幸存者成功的经验与原因，从而去学习这些幸存者的特质。实际上，有许多未成功的人，他们的特质与幸存者一样，但他们没有成功。生活中有很多沉默或者隐藏的因素没有被我们发现，而正是这些我们没有发现的因素，才是这些幸存者成功的重要原因。

沉默的证据会影响我们对事情的理解和判断，一是我们本身没有意识到这个思维的陷阱；二是即使我们认识到这个陷阱，但我们的视野和能力有限，没有找到隐藏的关键因素，最后还是掉进陷阱，导致了所谓黑天鹅事件的发生。

投资人多读书，还是有好处，现在知道了这个道理：）

3、抗生素与系统风险

人类发明抗生素去治疗各种疾病，但人类不正确地使用抗生素，使抗生素产生耐药性，从而人类面临无药杀死病菌的系统性风险，我们治病要比以前困难了。在发现澳大利亚的黑天鹅之前，欧洲人认为天鹅都是白色的，“黑天鹅”曾经是欧洲人言谈与写作中的惯用语，用来指不可能存在的事物，但这个不可动摇的信念随着第一只黑天鹅的出现而崩溃。

黑天鹅的存在寓意着不可预测的重大稀有事件，它在意料之外，却又改变一切。人类总是过度相信经验，而不知道一只黑天鹅的出现就足以颠覆一切。然而，无论是在对股市的预期，还是政府的决策中，黑天鹅都是无法预测的。“9·11”事件、美国的次级贷危机、我国的雪灾，都是如此。

这个真是可怕，治病的药成了系统性危害的根源。

回顾2018年，中国股市何尝不是如此呢？为了预防系统性的金融的危险，管理层出台各种政策，貌似在治病，但恰恰就是这些政策，让中国股市面临崩盘。

这些官本位思维的管理者就如庸医滥用抗生素一样不合时宜的发布各种管理规定，本想讨好当上，表现自己的勤政，最终变成了一场闹剧，误国误民。

另从投资者角度而言，我们学习各种投资技术与方法，当我们在能力圈范围外操作时，这些技术与方法，何尝不是抗生素呢？15年股灾时的高额杠杆何尝不是自己在滥用抗生素，最后导致大厦倾倒。

4、“过滤性”的理解习惯

4。1我们需要寻找因果关系去解释事情发生的原因，让我们觉得我们对身边环境是可控的，这是一种心理需求，或者是一种疾病：如果我们感觉对环境失控，无法为事情找到合理的解释，我们会心理失常：）

4。2我们借助抽象的思维，将事情条理化，让事情变得简单，以便于我们理解。同时，由于情感的影响，我们选择我们感兴趣，自己认为正确的因素去抽象事物。

我们抽象的内容会有预先设定的模式，这让我们忽略掉“看上去”没有价值的部分，事物的随机性降低后，我们将更容易“理解”或“解释”事情的因果关系。

4。3、“不确定性”与“游戏错误”

我们生活中的不确定性与赌场里的不确定性有本质的差异。

赌场里的不确定性概率非常清楚，51%的胜率，赌场就可以挣钱。

但我们却无法估算生活中不确定性的概率，我们常常高估看得见的黑天鹅现象的发生概率，低估我们看不见黑天鹅现象的发生概率。

4、正是这种过滤性的选择和生活中不确定性，让我们对自己充满信心，让我们不知道自己疏漏了关键信息。

我们受到的教条主义的毒害，使我们的思维限制在条条框框内，认识事情的角度刻板，并喜欢在已知模式和有条理的知识范畴内去理解事情。开放思维的缺少，使得我们常常错误判断不确定性的核心因素与发生概率。

就在同时，黑天鹅悄然而至，我们最终的投资（游戏）失败。在《黑天鹅》这一堪称具有革命性意义的书中，塔勒布研究了高度不可能事件以及不可预期事件的强大的影响力，相当精彩且极具启发性—它很有可能改变你看待这个世界的方式—好多我们自以为非常清楚确定的事情，在看过《黑天鹅》之后，你会发现实际上我们一无所知。

5、“后视镜”的理解习惯——“证实错误”

除了上述的理解方式，我们还习惯在事后总结，同样想达到使事情可以看上去可以理解的效果。

但我们没有意识到的事情是，一件事情在发生过程中与发生过程后，我们的理解是有区别的。事后诸葛亮，往往让我们以为黑天鹅是可以避免的，这对提高我们的思维能力没有太多帮助。我们需要关注的是为什么在事中，我们根本没有意识到黑天鹅的发生？

作者提出了证伪的方法，我们不要总想着自己是对的，应多想想哪些是我们不了解的，哪些我们是错的，尽可能的考虑多种不确定因素，通过逆向的反证，尽量去规避黑天鹅事件。

同时黑天鹅事件不会重复发生，我们应该对过去发生的事情保持警惕，避免通过对过去的事情进行简单的归纳，然后去推理未来发生的事情。

我们应该改善投资思维中的盲点，更多关注做交易时我们的想法是什么，做交易时存在哪些思维盲点导致亏钱，而不是马后炮的认错（包括现在）。

6、“思维回路”的错误

“无法证明有黑天鹅”与“证明没有黑天鹅”差异非常大，前者的意思应理解为“有没有黑天鹅还不知道”，后者可以明确的理解为“没有黑天鹅”，两者之间思考的逻辑点是不同的，不仔细想明白这点，会对我们的判断产生重大的影响。

生活中，随机性随处可见，在资本市场也是一样。人们总是以自己有限的生活经验和不堪一击的信念来解释不可预测的事件；即便是精于算计的专业人士，也难保不被随机性愚弄，其实我们应该做的是顺应这种不可知的未来。本书会教你改变自己的思维方式，把握黑天鹅带来的机会，采取应对策略，从中受益。这本书将改变我们对世界、人性和金钱的看法。

在投资中“无法证明可以涨”与“证明不能涨”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概念，投资的后果也是截然不同的，投资中一定得慎重，不能范逻辑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