节选自《Home绿城》125期

作者： 一大碗

最开始，只是因为淘宝上那家文青女装店。

那个自称倒买倒卖的服装小贩，在自家电子杂志里，讲起自己从上海逃跑，到稀薄的白马雪山去支教的故事。他讲起因为水管爆裂而停水良久的山间小学，讲起一群朴实的藏族孩子。

还有这种活法啊！

这个原本让人不屑一顾的淘宝小贩，此刻屹立在巍峨的雪山山头；原本还为舒坦日子沾沾自喜的我，此刻成了山下渺小的仰望者。

我，刚从大学毕业，走了狗屎运般顺遂地进入一家不错的传媒公司。

我的生活很平静。气派的写字楼，进门就见帅气的保安小伙跟你问好，电梯里时不时遇见西装笔挺却焦头烂额的青年，或是修长挺拔的职业女性，就像少女憧憬的电视剧里那样。

除了离家稍远，下班堵车以外，这份工作没什么好抱怨的。

但是我得了异想天开的病。每隔一段时间，就得搞点花头矫情一番。多数时候，想过就算做过了。但是这一次，我平静的生活居然被刷淘宝打破了。

然后，“四川省索玛基金会紧急短期招募”的微博适时闯入。

当我告诉小伙伴，我决定去支教时，他们给了我五年前决定做老师、三年前决定当记者、两年前决定考研、一年前决定好好赚钱时一样的反应，去去去。

在通过支教报名之后，我只给基金会打过一个电话，告诉他们，我会在下个月月初来报到。

此后，办理辞职手续，准备奔赴四川“前线”。尽管如此，我仍然有着不可名状的恐惧。

我后悔了，我想回家

当我终于出现在西昌机场时，基金会的人反而诧异了，大概他们见惯了很多报名者没有下文、不了了之。

没有想象中的热烈欢迎，没有慈善机构里似乎理所应当弥漫的温暖。办公室里各忙各的，偶尔来个支教老师，和熟络的志愿者私聊甚欢。

有人拿个文件给我，《索玛花支教工作手册》，看吧，这就是你今天的工作。

然而我内心一直在恐惧。如果你问我怕什么，我大可解释出一大堆：怕地震，怕虱子，怕站上讲台，怕洗不了澡，怕爬山，怕黑，怕彝族孩子，怕自己不到一个星期就哭着跑回家丢人，怕所有可笑而幼稚的小事。

到达西昌的第二天，尚未吃着任何苦头，我就一把鼻涕一把眼泪地给家里打电话，我后悔了，我想回家。

幸好，我很快被打包上山。接下来，是为期一周的山里培训。

离西昌市区最近的索玛花爱心小学，从山脚下的四合乡走上去，两个钟头就到了。以前，这里有个村小，汶川地震之后，学校变成危房，政府下令停学，116个孩子就此成了失学儿童。

几年前登山狂魔“老邪”路过这里，见到背着木柴或婴娃的孩子，便再无法视若无睹，多方联系，四处奔波求助，终成“索爱”。

在高山面前，师范专业、小学实习经验，这些好听的履历不堪一击。这山里的一周培训时间，颠覆我整个大学。

听课、备课、上课，训话、改作业、开教研会；虱子窝、潮湿的木柴和伙房、堵塞的简易茅厕……我不敢触碰孩子，尽量逃避学生宿舍，小心翼翼地上厕所，因害怕虱子而浑身包裹得不留一丝空隙，睡觉也不翻身……

第一堂课

四川省西昌市美姑县尼哈乡安曲村小学。刚到时，我管它叫：这个鬼地方。

这个鬼地方够高，半路上就用突如其来的高原反应把昏昏欲睡的我惊醒，吓得我以为自己就此聋了。

这个鬼地方真冷，七条棉被和两个热水袋，是基本配备。这个鬼地方潮得很，褥子湿得能拧出水，不每天掀开晾晾就发霉。这个鬼地方爱刮妖风，好好的五星红旗愣是刮成了大裤衩，撒泡尿就是一屁股的风中凌乱。

在这个鬼地方，人们围观学校就像逛动物园。满地跑的鸡狗猪牛羊兔，甚至传说中的熊猫都不奇怪，唯有汉语老师，才是珍禽异类。猛一抬头，你总会被那些不知何时探进房间的脑袋惊到。

可是对着那一张张沧桑却呆萌的脸，你没法生气。因为彝人的世界里是没有界线的，没有人和禽兽的界线，没有肮脏和洁净的界线，甚至有时，没有你和我的界线。你没法责怪。

首当其冲需要适应的，是与猪共厕。彝人本是没有厕所的，来感觉了，就地解决，转头家里的猪猪狗狗就舔干净了。

所以，即便学校正儿八经地挖出一道深坑，正儿八经地在这间小土房外挂上男女的汉字，它依然只是一个没有意义的小土坑，一个满地屎尿、无从下脚的小土坑以及一个小黑猪们享用佳肴的小土坑。

于是，在孩子们还听不懂“你好”“再见”的第一天，我们的第一堂课，是教小朋友使用厕所。

踩在哪里，蹲在哪里，撒在哪里，精细讲解每个步骤，黑板上画图，用肢体动作亲身示范，并且无耻地请男生女生上来表演一下。接着跑到茅厕门口排好队，逐一进去练习。最后，全校一起清理厕所。

孩子时不时哧哧笑着跑出来，用彝语窃窃私语几句，引队伍一片哗然。这时我须得使尽全力，才能憋住笑意，做出生气的样子斥责一番，好让大家相信，上厕所是一件必须严肃对待的事情。

“老师再见！”

“再见”，是孩子们学会的第二句汉语，第一句是“早上好”。第一次对着每一个进教室的孩子大声说早上好的时候，他们只是呆呆地看着你，早上好，你又说了一次，这时兴许他们会低着头害羞地跟你咿呀学语一句，早上好。

当然，尽管是第一次看到外面来的老师，孩子的世界里，熟络起来的时间就是那么短。到了放学的时候一切就不同了。孩子们排着队，一列一列地逐个和每位老师大声挥手告别，再见！再见！再见！那场景，比《音乐之声》里的孩子们吟唱着晚安告别宴会的样子，更柔软更温暖。

我们也不断反复地重复这句话，看着她们向四面八方的山头走去。时不时地，孩子会停下脚步转过身，再次喊到，李老师再见！张老师再见！

我也笑着回应，嗯嗯再见！这时孩子们的兴奋突然一发不可收拾，忽略这句话的含义，只是将这句话变成了游戏，双脚站定，用那种山里人特有的嗓音不断地喊，再见再见——只为等着你同样嘹亮地回答。后来我数了数，七十个孩子，我至少得说四百个再见，才能真正将他们送走。

其实，就像孩子们一样，那也是我的第一次。第一次来到两千四百米的高山生活，第一次给一句汉语都听不懂的娃儿教书上课，也是第一次和彝族孩子近距离接触，成为朋友。

和他们一样，我不安焦虑。

可是那天下午，大概放学了半小时之后，当我在学校后院突然听到远处传来的叫唤，老师再见！

环顾四周，群山围绕，我寻觅这个正在呼唤的孩子身影，他大概就在回家路上的某个山头吧，我没有找到他，可是声音依然不绝于耳。

于是我也大声地对着每个山头喊：再见！我们明天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