堂有福星福满堂，春入庭院庭迎春。
父母在，年就过得充实温馨。
年馍花样繁多，粉条豆腐，白糖红糖馅儿的包子，拧成旋涡型的花卷，做得最多的是汤水馍，个小体圆，有时要盛满一个二瓮子备用，因为初上是不再蒸馍的。这都是过去的旧历，现在到了年上，来往的亲戚大都不留下吃饭，母亲准备的吃食常常剩余颇多，惹得她长吁短叹，看着那一大堆熟食焦虑不安。
忙碌着寂寂然而来的年节，说不准到底是哪一种心绪。
俯在窗台上看街上行人，出去的匆匆，到路边抬臂伸手急切切拦住出租车消失的多是为讨生活而奔忙的衣食男女，慢悠悠从斑马线上等绿灯手提大包小袋归来的是退休在家的老男人女人。单位过了二十六仍是按部就搬的上下班，往来办理公务的人较平时少了许多，由于有越来越严格的督查和纪律要求，上班族即便无事也只能守在办公室，身在曹营心在汉，只能抽身在晚上购物和清洗扫除，白天在单位耗着等待腊月二十九日下午六时。少数人有业务要忙，也没有平日的火急火燎。
回家过年的等待让人焦虑。焦虑那些眼里堆满的活路和想要实现的愿望却无从下手。
那一天的伏天，炎阳下柏油马路升腾起来的焦油味穿鼻，从早晨八点到中午两点没有喝进滴水的肠胃一经高温，立马把干涩反映给舌头和嘴唇。跑运输的四轮拖拉机忍受不住重压和高温，半道上爆胎了，地方前不着村后不着店。二哥徒走寻人帮忙，两个小时过去也没有回来。我又不敢离开，出门在外所有的家当毫无设防都摆在路边。
路旁有棵杨树，树荫下徒增了瞌睡，我也不敢闭眼，顺手牵羊的事也会发生。路边站站，树下靠靠，抬头望望，心烦意乱焦虑不安，直到看到手提修理家具急步赶来的二哥，当时只想说一句话:我快疯了！那会我的焦虑无处可放。
我家兄弟姊姐多，家贫，连像样的住处也没有，两个哥哥成家后各住一间小窑，奶奶住在老屋，父母凑和在一间偏窑，我只能住在喂牛的饲养室。看到小儿子一天天长大，父母没有财力再置办一孔窑洞，挂在嘴上的话是咋办呀的无奈。我成了他们在那个时期最大的焦虑。直到我拿到中师入学通知书的那天，父亲早早在大队部办了手续，赶了牛车，装上要交的口粮，笑眯眯给乡粮站收粮的人递上根不带把香烟。压在一家人心头的焦虑在烟火中释放一空。
在老家小住的几天，每天早早吃完早午饭，去邻居家串串门，时间久点，母亲就会打电话过来，问询晚饭叮咛不要喝酒还要开车，如果要走的话，趁天亮早些起身。我让她放心，我会注意的。她仍不放心，撵着踪迹而来，看到我，笑笑说，她没事来看看。
我觉得我在那一刻又成了他们的焦虑，犹如当年我经过的漫长等待一样，坐卧不宁。
朋友圈发的两件小事让我记忆犹深。
延安的朋友站在山顶拍了张俯视图片，萧萧灌木丛和灰色黄土之下的山洼里，一处农家小院恬静谧。年节的各类电子祝福传递不到那几孔窑洞，为了表达对源源不断祈福的谢意，他踩着落满浮尘的蒿草爬上山顶，发出回家过年中来自与世隔绝般的宁静山村的实景。高度发达的城市和偏远的乡村在某一高度之上实现了焦虑的短暂对接。互不干扰的厮守未尝不是一种解脱。
另外一件事是段子手的杰作。年节的祭祀在街头以黄纸灰烬向逝者表达每逢佳节倍思亲，这个中国人都懂的庄重时刻，国际友人不识时务的前来表示，他可以前来藉此烤火取暖。啼笑皆非的背后，思维固化的焦虑陡然增生。
穷讲究的时代似乎没有返程票售卖。愚昧者无知，无知者盲目崇拜，同时，无知者无畏，无畏者盲目自大。富有之后，众多讲究都淡化了，年也不似原来充满仪式。除过小年，除夕，初一和初七，还有元宵节外，其它的日子在下一代心中平淡无奇，他们不会主动去了解女娲在开天辟地后，造鸡狗猪羊牛马六畜，缘何再去造人？很少见到有人向新人讲授其中的故事。年节看到最多的两类祭祀对象，一个是祖上，一个是财神，祖上延续了生命，财神保佑着富贵。拥有了富贵的生命，天下唯我独大。在乡下几乎见不到年节还在读书的人，流行的多是自娱和他娱以及娱他的短命文章，乡村书屋的大门紧锁，大红锣鼓的咚咚抵不过墩子炮的齐鸣。村民怡然自得的饮酒，然后醉去。
这是一个不需要焦虑的年节，衣暖食饱，然后再去看看红包余额，明日不需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