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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都知道，沈从文是汪曾祺的老师，但是不知道他们是什么时候结的师生缘。那么，在作家汪曾祺眼里，他的老师沈从文是个什么样的人呢？
汪曾祺：不能说我在报考志愿书上填上西南联大中国文学系是冲着沈从文去的，我当时有点恍恍惚惚，缺乏任何强烈的意志。但是“沈从文”，对我是很有吸引力的，我在填表之前想到过。
沈先生一共开过三门课：各体文习作、创作实习、中国小说史，我都选了。沈先生很欣赏我。我不但是他的入室弟子，可以说是得意高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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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先生实在不太会讲课，讲话声音小，湘西口音重，很不好懂。他讲课没有讲义，不成体系，只是即兴漫谈。他教创作，反反复复，常讲的一句话是：要贴近人物来写。很多学生都不理解这是什么意思，但我是理解的。照我的理解，他是说，在小说里，人物是主要的，主导的，其他的都是次要的、派生的。作者的心要和人物贴近，富同情，共哀乐。什么时候作者的笔贴不住人物，就会虚假。写景，只是制造人物生活的环境。写景处即是写人，景和人不能游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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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见有约小说写景极美，但这只是作者眼中之景，与人物无关。这样有时甚至会使人物疏远。
沈先生每次进城，我都去看他。替他借书还书，听他与客人聊天。陪他逛街，逛寄卖行，旧货摊，买耿马漆盒和火腿月饼。饿了，就到他宿舍对面的小铺吃一碗加一个鸡蛋的米线。
有一次，我喝得烂醉，坐在路边，他以为是一个难民，一看是我，他和几个同学一起把我架回宿舍，灌了好多茶水，我才清醒过来。有一次我去看他，牙疼，腮帮子肿得老高，他不说一句话，跑出去给我买了几个大桔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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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开大学后，我在昆明郊区一所中学教了两年书。《小学校里的钟声》《复仇》就是这时候写的。当时，没地方发表，是沈先生寄给上海《文艺复兴》的郑振铎先生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