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六，独自一人在家休息，一边品着香茗，一边看书。最近购入了一套《女性天才系列》。

如果从18世纪欧洲的启蒙时代算起，西方妇女解放运动迄今已有两百余年，中国的妇女平权运动也走过了风风雨雨的百年历程。女性如何在个人幸福与社会担当之间做出抉择？如何对自我实现的求索以及正视自己的私密欲望？

前些天看完了波伏瓦，今天我们来看看阿伦特。

汉娜・阿伦特是20世纪最伟大的政治思想家之一，她1906年出身于德国的犹太人家庭，大学时期师从著名的哲学家海德格尔，经历了二战后，移民美国。

二战德国的高官阿道夫・艾希曼，也是在犹太人大屠杀中执行“最终方案”的主要负责人，组织运送欧洲各地上百万人的犹太人到集中营和死亡营，战后隐姓埋名躲在阿根廷。1960年，以色列情报部门在阿根廷实施了秘密抓捕，用专机将艾希曼偷运回以色列，对他进行了一场世纪瞩目的审判。阿伦特作为记者，前往耶路撒冷报道了此次审判。

阿伦特的报告很难说是一个严格的新闻报道，更不是学术论文，她想要关注的是被告艾希曼这样一个有血有肉的，具有自己生活的独一无二的人。她想透过自己在法庭上的所见所闻和自己看到的资料来还原这样一个人，并借此理解他的行为。阿伦特把她对审判的直接体验写入报告，以至于她的关注和以色列国家以及犹太人想要让世人看到的东西有所不同，她似乎没有站在自己作为犹太人的角度来理解，反而采取了一种十分冷静疏离的视角。

她的艾希曼报道在犹太人世界随即引起了轩然大波，阿伦特这位著名的犹太裔政治思想家，一度成为犹太人的头号公敌，被攻击的对象。令阿伦特批评者尤难接受的是，她一方面指出施害者的“平庸”，另一方面则指出受害者的“邪恶”。如此一来，人们过去习惯的对施害者和受害者的区分便暧昧模糊起来。阿伦特的审判报告中让犹太人同胞最难以接受的一点就是她暗示犹太人对自己的遭遇负有责任。检方一直苦心营造被害人与加害人界限分明的印象，而她的报告破坏了“这种非黑即白的画面”。阿伦特在报告中多处揭露了两者之间存在的“灰色地带”，甚至某种合作，在奥斯维辛，许多希腊籍犹太人受雇参与所谓的死亡行动队，执行毒气杀人的工作等等。对阿伦特来说，这是一个更大的悲伤故事，“因为透过这个故事，人们可以最清晰地洞见德国在几乎所有的国家，不仅在施害者同时也在受害者身上—引发的全面道德崩溃”。

像艾希曼这一类的人，在家里可能是个好父亲，好丈夫，闲时听巴赫看歌剧，个人对犹太人并无恶意。在旁观审判过程中阿伦特吃惊地发现，这个人的一切都十分平庸浅薄，也找不到任何邪恶的动机或狂热的信念。“我们总是试图为罪行寻找某个根源或动机，而艾希曼的例子说明，极端罪恶的不可解释性恰恰在于不需要解释，没有解释，因为在那里什么也没有”。阿伦特宁愿把这种恶视为“无思想”而不是愚蠢，因为艾希曼为了个人升迁而蝇营苟且，勤于算计，似乎他没有一般人所认为的理智缺陷，但却“从未意识到自己在做什么”。

“十分肯定的是，愚蠢是一种道德上的缺陷，而不是一种理智上的缺陷。有些人智力高超，但却做出些蠢事；有些人不聪明，但却绝非蠢人。在历史环境或者特定的外部作用力下，可以剥夺人的独立判断，使人放弃独立思考的能力。一旦到了交出自己的意志的时候，就变成了纯粹的工具，就再也没有什么罪恶的极限是蠢人所不会到达的了，但他依然始终不可能了解那是罪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