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玄陵《资治通鉴》精解 第 18 篇,坐标:《卷七▪秦纪二》
某年某月的某一天,徐州的沛县县令想要响应陈胜起义,他手下的掾吏萧何、曹参就告诉他说:“您老人家是秦朝的官员,如果带头反秦恐怕沛县的子弟会不服你,不如把外面流亡的沛县子弟召回来,用来胁迫沛县内的子弟们服从您”。
县令一听好像很有道理的样子,就让萧何、曹参着手去办,没多时,城门楼下吭哧吭哧的聚满了一百多号人,为首的就是朝廷的通缉犯刘季(后来发达了改名为刘邦)。县令大人的脸立马就黑了,他感受到了萧何和曹参满满的欺骗和背叛,赶紧下令关闭城门进行内部清理,萧曹二人仓皇的逾城跑路。
刘邦写了一封策反书射进城中,城里的老百姓看到后义愤填膺,纷纷冲进县衙拧下了县令的脑袋,开门迎接刘邦一伙进城主持大局。萧何和曹参是沛县当官的,所以大家就先后推举他们为“沛公”,但是这两人担心枪打出头鸟,于是就把“沛公”让给了刘邦,“沛公”这个称号是遵循了战国时楚国的惯例。
“沛公”真是让出来的吗?
按照主流史书的写法,刘邦这“沛公”——日后的皇帝,是胆小的萧何和曹参让出来的,因为他们不敢做出头鸟,所以把刘邦推出来当做盾牌,刘邦好像很可怜的样子,可事实真的是这样吗?
其实越琢磨发现越不是这么一回事,关于这点《资治通鉴》全盘采用了司马迁的说法,但是我们知道司马迁写历史向来很“佛系”,《史记》中夹杂了很多个人观点下的人物心理活动,这让他的史书读起来非常生动,但是却对很多历史细节造成了误导。
比如这里《高祖本纪》说:
“萧、曹等皆文吏,自爱,恐事不就,後秦种族其家,尽让刘季。”
司马迁说他们胆子小,怕起义失败会被株连全家,所以把老大的位置让给了刘邦。试想一下,这件事情司马迁是怎么知道的呢?当事人肯定不会自己说出来的,所以这显然是司马迁为了文章的前后连贯,用自己的揣度想当然的杜撰了这么一个心理活动。
程步先生在《真秦始皇》中提出来,读《史记》一定要把关于心理活动的部分略过,才能看到历史的真相。如果我们把上面这段心理活动抛开来看,会发现这个事情完全是另外一种解释。
那就是萧何和曹参一直都受到刘邦的笼络,但是这个事情沛县的很多父老是不知道的,他们只知道沛县的公务员系统只有萧、曹最得人心,于是在攻下沛县以后就推这二人为首。但是这两人一直都是刘邦的信徒,再加上他们也没有当出头鸟的胆量,所以就怂恿大家推刘邦为“沛公”。
因此,这其实就是一场主角登场前“三推三让”的政治秀,“沛公”这个角色的扮演者从来都是刘邦,萧何和曹参只是扮演配角而已。
任何事情都是有原因的,以沛县的人才之多,刘邦区区一个戴罪的亭长,在大山里跟山鸡野兔玩了好几年,怎么可能一跃成为掌控沛县的最高领导人呢?这显然不可能是运气这么简单。
当然了,汉室的后裔愿意别人把刘邦的建国视作“运气”,好像刘邦什么都没干,莫名其妙的就成了“黄袍加身”的主角,因为这样更能够让人觉得刘邦是“天命所归”。但是,这个所谓的“天命”其实是人为包装出来的。
“嗟乎,大丈夫当如此也!”
刘邦曾经到咸阳服劳役,有一次在大街上见到秦始皇出行,煌煌甲胄,落落车撵,道旁黔首跪倒一片,刘邦不禁惊叹道:“嗟乎,大丈夫当如此也!”
从这里就能知道他不是一个凡人,叫花子只羡慕比他混的更好的叫花子,像刘邦这种小角色更应该羡慕比他体面的县令,而他却羡慕九五之尊的皇帝。可见,刘邦从很早以前就心怀大志。
他虽然是一个小小的亭长,但是他却并看不起那些身为皇帝犬马的县吏,比如,萧何、曹参之辈,甚至是沛县的县令。所以单父人吕公投奔沛县令之时,县令大人在堂前设宴,沛县有头有脸的人物都带着红包来祝贺。
只有刘邦空着两个爪子吆喝“贺万钱”,萧何说他是个混混,“刘季固多大言,少成事”,天天就知道说大话,但是根本办不成是什么正事儿,可见这个时候萧何还瞧不上刘邦。
可没有想到的是,吕公这个人会相面,他觉得刘邦此人能成大事,于是赶忙把自己的女儿吕雉嫁给了刘邦,算是在未来的大汉集团里入了一股。这又是一件稀罕事,由此可见刘邦这个人的确是不俗。
刘邦结婚生子以后,有一次从亭长任上回家探视,在田地里遇到了一个算命先生,说刘邦是“贵不可言”。这个事情别人都不知道,但是却被记载下来了,我们也只能是信三分。因为这个就像洪秀全的那场大病,他说那次大病他是去见上帝了,这个话也是很多年之后造反的时候才说的,就是为了证明他是“上帝之子”,而刘邦同样有可能是将算命先生的话适度地加工了一下,用来说明自己是“天命所归”。
但不管怎么说,刘邦这个人是素怀大志的,他的志向不是萧何、曹参之流可比的,他当然也就不是一个被动的接受者。
刘邦“天命所归”的预谋
刘邦在思想上不是被动的,行为上更不是被动的,其实恰恰相反,作为历史上第一个布衣皇帝,刘邦从一开始就耍了很多心机。
陈胜、吴广在起义的时候,玩了个篝火狐鸣“大兴楚,陈胜王”的把戏,来证明自己的“天命”,后来陈余、张耳又劝他假扶苏、项燕之名来号召四方,就是因为在当时社会的等级观念是很严重的。就连老百姓都想当然的认为,只有像“六国后裔”等贵族才能当皇帝,就更不用说以知识分子为代表的“士族”了。
所以,在秦末农民起义的初期,只要是布衣起家的豪强,都只有两条路可走。第一条路是立一个贵族为王,以撑场面,借此来说明自己的合法性;第二条路利用老百姓迷信的心理,人为的制造“天命”,打破之前的贵族世系,重新开拓一条“君权神授”的路线。
刘邦就是选择了第二种,也就是利用舆论的力量来制造“天命所归”的声势,这个造势和准备的过程持续了很多年,所以在刘邦起义的前几年里,沛县地区就流传着很多关于刘邦的神奇传说。这些传说有真有假,也有的是半真半假。
比如,像前面说的“大丈夫当如此也”,到县令家赴宴“贺万钱”,吕公以女儿许配他,私自纵放骊山劳役等,这些应该是真的。
像“赤帝之子斩白帝之子”,刘媪与蛟龙交生刘邦,醉酒身上常有龙,“季所居上常有云气”等,这些应该都是假的。
像“左股有七十二黑子”,算命者说他“贵不可言”,“沛中子弟多欲附者”等,这些事情应该是半真半假,是在事实基础上进行了一些加工。
但是,上面说所有的这些“异象”,在老百姓之间却流传很广,这很明显就是最早的舆论战术,这些故事肯定是有人在对外散播。幕后的主使肯定就是刘邦,因为他是散播这些“异象”唯一的受益人。
而凭借刘邦一个人,当然无法做不到散播这么多谣言,尤其是他因为私放骊山徒躲进了深山里,所以肯定是有人帮助他。那么帮助他的人,肯定就是萧何、曹参、樊哙等人,这群人围绕着刘邦自上而下结成一体,变成了沛县地区的地下党。
与此同时,刘邦集团已经发展成了两股势力,一股是在山野之间,刘邦笼络了一百多流亡之人,他们肯定不能在外面挖野菜吃,所以他们在深山里是有一个根据地的。另一股是以萧何、曹参为首的沛县内应,他们在县城里扶持自己的力量,并且替刘邦做“天命所归”的政治宣传,樊哙这个狗肉师傅就是城内的代表人物。
两股势力肯定是不能没有交集的,在中间传递消息的就是刘邦的老婆吕雉,吕氏对于刘邦的发迹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大家还记得最开始像萧何这些人是看不上刘邦的,但是因为刘邦娶了县令大人的好友吕公之女,他的影响力渐渐地越来越大,萧何这些当官的才能为他所用,当然刘邦肯定是用了不少的手段,才能让他们对自己服服帖帖。
吕雉经常带人去芒砀山寻找刘邦,每次都能找到山中根据地的所在,吕雉说是因为刘邦所在的地方上空经常有云气聚集,所以她每次都能找到,这在当时被视作是“贤人之象”。这个所谓的云气应该是假的,老天爷肯定没时间盯着刘邦,而吕雉等联络员之所以每次都能找到刘邦,也许是因为他们早就知道根据地的位置,也许是因为刘邦的根据地上方有做饭的炊烟。
总之,城内城外是经常有联系的。
等到陈胜起义的消息传到沛县的时候,刘邦认为自己的机会来了,所以就和城内的萧何、曹参等人定下了计策。先是由萧、曹二人劝县令召回流亡之人,名义上是为了胁迫那些不服从县令的沛县子弟造反,实际上就是为了迎刘邦等人进城。所以,萧何、曹参并没有发布所谓的《召流亡者书》,而是让樊哙悄悄地赶到芒砀山根据地,把这个消息传递给了刘邦,然后刘邦带着芒砀山根据地的弟兄们赶到了沛县城下。
这才有了我们文章开头的那一幕,县令大人看到城下乌压压的一群人,为首的竟然是自己搜捕了多年的刘邦,立刻反应过来自己是上当了。这么多年让萧何等人抓刘邦都抓不住,怎么现在一下子就找到刘邦了呢?这显然是萧何这群家伙一直在包庇刘邦,这一次是想来颠覆沛县政权的,所以就下令紧闭城门,想要杀掉萧何和曹参,吓得这两个人赶紧翻墙投靠刘邦去了。
其实我们想一想萧何和曹参为县令出的那个主意,完全是个没用的馊主意,在当时的情况下,如果城里没有阴谋分子,沛县的子弟不可能反对县令反秦,赵地的范县县令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而萧何二人之所以给县令出这样一个馊主意,其实真正的意图就是为了骗开城门,让刘邦带领的外围部队顺利进城。
萧何和曹参跑路以后,按说凭借刘邦这百十来号人,根本无法攻克沛县这座县城。而刘邦似乎是胸有成竹,他不打不闹,写了一封书信射入城中,没多久县令就被愤怒的百姓给杀掉了,大家难道不觉得奇怪吗?城外蹲着一百多号恐怖分子,城内的官兵竟然能让恐怖头子刘邦的一封策反信落到百姓手中,你以为是用飞机散发的传单吗?而且百姓看了刘邦的一封信,竟然能不约而同的去把县令宰了,刘邦射进城的是信还是迷幻药?
说白了,守城的官兵很多可能都是萧何、曹参的亲信,而沛县城中本来就有一股城内势力,刘邦的这封信其实就相当于最高命令,得到命令的城内势力就按照指示把县令给杀了,迎接刘邦进城,而刘邦这个在大山里流浪多年的混混,也理所当然的成了“沛公”,这一切其实都是在他的计划之内的。
参考资料
《资治通鉴 胡三省注》《史记三家注》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