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心情烦躁的时候，我喜欢收拾屋子，好像这样就能收拾好自己的心情。每当这种时候，我总能有一些意外发现，有好东西，比如塞在哪个小罐子里的纸币，也有不那么好但很惊喜的东西，比如沙发角落里沾满灰尘的落单的袜子。但是还有别的东西，能让心情立马飘到很远很远的地方。
我该怎么叙述关于这块冰箱贴的故事呢？这曾经是一个礼物，我送给了一个萍水相逢的人，后来又回到我手里，带着一个小小的缺角。冰箱贴不是我买的，是在一个艺术馆办理会员得到的赠品，东西虽然简单，却包装严实，封死在一面是透明一面反光的塑料包装里，颇有金属未来感，同款商品在艺术馆的文创区以不菲的价格销售。
这上面画着一个歪歪扭扭的人，我印象在大卫霍克尼的画展上看到过，卷曲的头发扣在耳后，大大的蓝眼睛，鼻子是最精髓之处，从接近右耳的位置一下跨到左脸，实现了毕加索式的错层。不论看多少次，这幅画总让我感到津津有味，还有那只从后背伸出来夹着烟的左手，好像本来就应该长在那里。
当我把这个赠品当作礼物送给那位朋友的时候，他的嘴张成了一个开心的形状，瘦削的脸颊上方，眼睛也比平时睁得要大一些，流露出惊喜。我知道他会喜欢，我曾和他聊到过去看大卫霍克尼的画展这件事，他对这个画家的一些作品有着深刻印象和理解，那也是我第一次发现这个沉闷的男人对于艺术的良好品味。
其实我和他并不是朋友意义上的朋友，这很好解释，毕竟，对于很多人来说，他们会和一些同事只做同事，和一些同事成为朋友，比起说“朋友意义上”的朋友，更多还是“同事意义上”的朋友。但不管怎么说吧，总之是能够在一起聊天并且开怀大笑的友人，在忙碌工作之余畅快地开几个不能让别的同事听见的玩笑，在下班后也能一起走上一段距离，再一起吃一餐朴素但美味的豌豆肉末拌面。
很多朋友关系都起源于顺路。第一次顺路是我刚入职不久，一开聊我就暴露了我的坏习惯，关于文学话题说个没完，也不管对面的耳朵是不是已经百无聊赖。等车的时候，突然心血来潮，提出要不要一起随便吃点什么，当作晚饭。于是我们去了单位附近一家成都串串，我点了排骨面和麻辣土豆，他点了一盆串串，一罐椰汁。饭后他付了钱，我执意给他发了微信红包，第二天收到退款，也就作罢，关于请客的你来我往，我并不往心里去。
后来我们又顺了好几次路，吃了好几次饭。他说话的时候总是眉飞色舞，兴趣盎然，从一些职业观点聊到近期综艺的趣味，热爱抬杠和立论，像个大男孩。再后来，无意中得知他的生日，便把这个朴素得有点寒酸的赠品当作生日礼物送给了他，他那惊喜的反应让我的内心感到几分愧疚。
2
没过多久，工作上的变动打破了这份吃饭顺路的友情，他所在的部门由于特殊情况需要人手，把我借了过去。我带着一小纸箱用习惯了的办公用品，和不多的几个同事问了好，就忙着去熟悉工作了。此间，坐在角落的这位朋友不仅没有过来简单问候，甚至头也没有抬一下，那表情就像这间屋子的窗台上又干又硬的虎尾兰。
临下班时，有些疲倦，头顶电杠的灯光明晃晃地打下来，还发出规律的兹兹的电流声。手机屏幕亮起，是他发来的微信，提议待会儿一起去吃点什么。我抬头看看5米开外坐在角落里的他，仍是那张眉头微皱的脸，像极了一棵紧盯着屏幕的虎尾兰。我能感觉到，大概是怕被误解，于是用这样似乎遮遮掩掩的方式。可是又有什么好被误解的呢？这时一个电话进来，打断了我的思绪，挂掉电话已经是十分钟后了，对面角落里已经空无一人。
我回复微信说抱歉，加了会儿班，他很快回复，说还没走远，可以在大门外不远处的一栋楼前碰面。反正没有特别的安排，我便答应了，顺便看看这棵虎尾兰到底是不是之前相聊甚欢的那个朋友。
走近约定碰面的楼，我张望了一圈，没见着人，掏出手机准备发信息，才看到一个人影不知从哪里冒出来。“走吧”，他说。
这张脸的眉毛高昂着，并不很饱满的髋骨下，瘦削的脸颊不时因为谈笑而出现明显的纹路，和以往熟悉的他别无二致。大马路上车流不息，尘土喧嚣，他时而大笑，在这寒冷的暮冬里，那笑像是灰蒙蒙空气中裂开的一条口子。
回家的公交车拥挤不堪，在空间有限的车厢里，每个人姿态各异地握着手机，紧盯屏幕，不放过每一帧从现实世界里挣脱出来的机会。我站在车窗边上，望着窗外，车灯次渐向后退去，霓虹的招牌也向后退去，一幢幢房子的大黑影子向后退去，我开始回想过去这平平无奇的一天，想到这位朋友的时候，一些模模糊糊印象从脑海里冒出来，试图拼凑出一个完整的图像，但当我有意识地想要把这些印象都集中起来时，它们却飘散了。
3
漫长的冬日一天天远去，几阵风，几场雨，把春天挂上了树梢。转眼间，来到这里已经快两个月，大家渐渐熟识，我也渐渐习惯了朋友在工作与非工作两种状态下的两幅面孔。说来奇怪，我不曾问明白，也没有想明白他为何如此，但却仿佛很自然地配合起他来，工作时间内，我们的交流是如此剪短，每句话都透露出一种“公事公办”的生硬，工作之外，却如多年好友般玩笑，不时说起一些超越了“同事意义上的朋友”这个界限的话题。
如果不曾经历那个暴雨如注的下午，也许我永远都不会明白他为何如此。那之前，在这片工区，我们从来只聊工作，不说其他，可是那场暴雨来得偏偏这样巧，别人都恰逢其时地离开了，就我们两人收拾得慢了几拍，再想出门，除非冒着漫天大雨，淌过台阶下哗啦啦啦流成小溪了雨水。于是工区就只剩下了我和他。
也没有什么事情好做，他主动和我聊起天来。
“今天这样子，看来一时半会儿是走不了了。”
“是啊，本来师门还约了吃饭，我简直不知道怎么赶过去。”
“你们学校好像名师还挺多的，经常能看见一些文化类节目的评委嘉宾是你们学校的。”
“可不吗，我上学的时候蹭了好多课，那里真是我的天堂，最好的活法就是一辈子在那里蹉跎。不过也不能够，才蹉跎两年，出来就差点连工作都找不到了。”
“意思是你对现在的工作不满意”，他刻意停顿了一下，“是吗？那你说说，是工作强度不满意呢，还是工资不满意呢？”
又是这套，只能接招，“你怎么会这么想呢？推己及人，你是哪儿不满意呢？”
问他哪里不满意的同时，我对自己的回答感到满意。这似乎是一种约定俗成的玩法，即用各种方式探听对方不便公之于众的想法，视为攻，再用各种方式接住对方的来话，同时尽量对于自己的隐私不泄分毫，视为防。同真正“朋友意义上的朋友”之间，是不会这样玩的。
“我听你这意思，你应该是挺满意的，工资还行吧？有多少呀？”他穷追不舍，嘴快得像磨碾，刚碾碎一茬，接着又开始碾下一茬，简直让人应接不暇。话题渐渐敞开，他说话的方式也不知不觉地放肆起来，可是习惯于“工作时间”规则的我，倒是并未解除警戒。
“我呀，多少都觉得少”，我回道，“对了，上次你让我帮忙弄的音频，是个什么兼职吗？有机会介绍给我一起做呀。”
说到这里，他不作声了，我也没再挑起话头。半晌，窗外雨声渐稀，他问要不要一起走，刚出门，他又活跃起来。
“你说你啊，怎么什么都往外说。”
“工区又没人，有什么不能说的，神秘兮兮。”我似乎终于提出了积压已久的疑问。
“那万一有监控之类的东西呢？”
“得了吧，手机，电脑，智能音箱这些东西，早就把我们的一言一行监控得彻彻底底，大街上，你的行踪也被不知名角落里的探头记录得清清楚楚，早就没有什么隐私可言了。”
“这怎么能一样”，他反驳道，“你的隐私信息被一个机构掌握，和被个人掌握，是完全不一样的。”
我看着他认真的神情，脑袋突然空空地，只好假装思索地眨了眨眼，继续往前走去，在分岔的路口道别。
4
当你对一个人的了解多一点，对他的好奇就少一点，于是，那种被称为“新鲜感”的、驱使两个原本陌生的人慢慢接近的东西逐渐淡却。如果你对他的了解停留在表面，那你们永远轻轻松松地做一些吃喝玩乐的琐事，可是，如果你了解了一个人内心的沟壑，就难以保持这份轻松。
好在当我意识到这一点的时候，我们已经半年没有联系了。这半年，世界上发生了不得了的事，一种新型病毒在世界范围内肆虐，人们足不出户，都把自己封锁在家里，等待这一切过去。就是在这个时候，我接到了一个快递电话，让我到小区门口的岗亭取包裹。
这包裹小小的，薄薄的，没有太多重量，会是什么呢？我充满疑惑。回家之后迫不及待地打开一看，是那个印有大卫霍克尼画作的冰箱贴，和一封信。
“收到这个包裹，你可能惊讶，疑惑。所以我附上一封信，简单说明。
我们聊过很多话题，该聊的不该聊的，你大概了解我，所以我直言不讳。我辞职了，疫情也接近尾声，我正在努力把现在的副业完全拉上正轨。
我不想署名，谢谢你的冰箱贴在这个时候派上用场。以后可能不再见面，你和我不一样，你适合这个地方，祝愿你精彩。”
我放下信纸，拿起那只半个手掌大的冰箱贴。那张歪歪扭扭的脸弥漫着倔强、冷漠又天真的神色，左上角有一个小小的缺角，可能是随快递一路颠簸磕碰坏的。我把它放进了抽屉，浅浅地叹了一口气。
5
我已经很久没有送人礼物，即便是附带的赠品。也已经很久没有收到信。无意中发现的旧物一下子触发了记忆的开关，那些曾经觉得十分平常的事如湖水中的鱼影，渐渐浮现，仍是十分平常，却似乎有当时并未发现的暗流，在湖水深处涌动。
这天晚上，我做了一个梦，梦里是大片的鸟群从幽蓝的湖面上飞掠而过，鸟过之后的寂静之中，大片的鱼群也从水中腾起，飞进了天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