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窗外细雨微微，我坐在书桌前，看着雨水荡在玻璃上，水珠前赴后继，沿着早已分布好的水痕滑落，流淌得曲曲折折，像沿着被寒风吹动的枝丫所构出的路线，枯树一眼看去歪歪扭扭，梢头在阴郁的天空里摇摇晃晃。我刚刚到家，中午是和小韦一起吃的饭，一年不见，他留了长发，说过段日子准备剪掉，洗着太麻烦。
以前我总喜欢叫别人的外号，觉得朋友之间这样才显得有趣，后来我意识到，有的人不适合被起外号，以往适用于别人身上的模板换到他身上总有一种不伦不类的尴尬，有外号的人会因为外号而更加有趣，没外号的人可能不是他无趣，而是因为取不了，这些人，好像总没有一个恰如其分的外号放在他身上，到头来只有取外号的人悻悻而走。我和小韦是小学同学，按理说他就是这么一个人。
可是，小韦小时候太狂妄了，我偏偏要给他起个外号，我根据他的满脸黑痣，喊他“烂果子”，就像秋天掉落的一些果实，在地上长期无人捡拾，果皮上便生出许多黑点，直至腐烂。可这个外号也太不顺口了，既不短促有力，也不豪气干云。往往一个从周一诞生的外号到周五便能普及，而“烂果子”这个外号，自始至终只有我一个人自顾自地喊。
小韦从小便显出一种机灵劲儿，不是孩子王，但总算得上爱出风头的那种，古灵精怪，我们常常跟不上他的反应，更别提那群呆头呆脑的老师了。小学六年我们换过三个英语老师，前两个年轻老师一个被他气得早产，一个被他气出了胃病，最后来了个老太太，据说她送完我们这届便退休了，不知和小韦是否有关系。英语老师大多是女的，着装往往是学校里最时髦的，一边衬托出我们学生的幼稚，一边衬托出其他老师的土里土气。
第一个教我们的英语老师很年轻，有些黑，个子很高，额头很大，讲课时脖子总朝前伸着，头发不长，但总扎起高马尾，我记不清冬天的她是什么样子，只记得夏天时她最喜欢穿露着肚脐的短袖，偶尔配上一个米黄色的马甲，下身穿着紧身的天蓝牛仔裤，这样的裤子她有不止一条，据我观察，每条裤子破洞的位置是不同的，有的在大腿，有的在膝盖。虽然她是个漂亮的大姐姐，可我不喜欢她，因为她总让我们“one by one”，我发现她一旦说“one by one”，总有提问到我的那一刻。
她有一口袋用五颜六色贺卡裁成的小正方形，序号从一标到十五，当我们踩着上课铃回到教室的时候，总能看到她正用吸铁石把卡片按照顺序吸在黑板上，上课前她会先给我们分组，四个人一组，每回答一个问题就可以上讲台给自己的小组加上一分，当然，可以派代表上来加。
大多数学生都只是规规矩矩地在卡片后写上一个小小的“＋1”，接着一路小跑地回到座位上，神色害羞或者匆忙，可是小韦从站起身那刻就是与众不同的，他先把屁股朝后一顶，没有橡胶的椅子腿发出一声锐利的“呲啦”声，他挺着胸仰着头，手臂刻意地大幅摆动，他不疾不徐地在粉笔盒里挑出一个粉笔头，转身与正在板书的老师并排，在自己的小组后面写上一个大其他小组五六倍的“＋1”，像从这一张卡片上生出了一棵遮天蔽日的大树，把其他组的阳光都在不远处截住了，班里发出窸窸窣窣笑声，英语老师察觉出异常，转身看去，手还停在黑板上，只见小韦并没有把粉笔头放回盒里，而是淡淡地走下来，背向黑板走到第三步时，将手里攥着的那个粉笔头朝脑后一抛，一个完美的抛物线伴随着粉笔轻微的落地声，小韦走到了座位上，像是将军得胜归来，随着转身，甩起斗篷，稳稳落座，老师看着他的背影，活生生地皱起眉头，然而看到他那以手抚膺坐长叹的神态，又想到自己这样做是否有违师德，便没有多说什么。
后来，英语老师明白利害，便很少提问他了，可难免不提问他所在小组的其他同学，小韦总作为代表上去挥斥方遒。说他天真烂漫吧，也不全是，说他老气横秋吧，也不尽然，毕竟红领巾在衣领下缠着，其他爱出风头的男生也模仿过他这一番操作，可总没有他那一番气魄，他的嚣张是由内而外散发出来的，落座时像一个身经百战的嫖客在警察面前走出酒店时那样泰然自若。
当时他小小年纪，可做事总有一种凶中带稳的分寸感。小学四年级的时候，我们搬到了新楼，六楼是空的，学校便把上面的空房划给各个班级作为活动室，可没过一周，便有个男生在打闹时候摔成了骨折。学校从此规定，各个班级不许再上楼。第二天我们偷偷上去，发现整层楼难得的空荡，机会总是给不听话的学生准备的，我们欢欣雀跃，趁着大课间，十余个男生便去楼上打穿越火线，黑白配出谁是僵尸谁是人类，人类用嘴当枪，嘴巴发出“哒哒哒”的声音来模拟飙飞的子弹，当然这是步枪的声音，谁要说自己拿的是加特林，他的嘴巴会发出俄罗斯弹舌的声音，当时我们那些人里，只有小韦会用加特林。扮演僵尸的人，需要在挨枪子的时候朝后退，被他们碰到人也会被感染成僵尸，于是常常发生这样的情况：僵尸抓到一个人类，人类说，我打你你得后退啊！僵尸辩驳道，你早该没子弹了！
禁令颁布后，整个楼层只有我们班的人，去的次数多了，班里难免会有人给老师打小报告，我们被一锅端了几次，罚了两次检查，有几个男生便从此老实下去，我们的小团体保持在了七八个人。班主任是个中年女性，我们都叫她黄妈，教语文，也顺便教思想品德，她喜欢用品德课的时间讲语文，就像她喜欢穿高跟鞋一样。顶层依旧是我们的乐园，我们学会了听黄妈上楼时高跟鞋的声音，噔哒、噔哒、噔哒，像缓慢的马蹄声。有一次，同学率先察觉到不对，我们赶紧四下而逃，两个同学躲进楼层中间的墙角，我和另外四个同学躲在楼层最深处的教室，沿墙并排蹲下，我在最外面，伸出一只眼睛打探情况，只见那两个同学已经站在了黄妈身边，我让兄弟们别说话，时间过得沉重且缓慢，过了十秒钟像是过了整个黄昏，其中一个男生站起身，像是想清楚了什么，径直出了门去，朝着黄妈走去，不一会，这个男生回来了，义正词严地对着刚刚还是同一个战壕里的我们说，黄老师叫你们出去，我们一时间不知何去何从，这时，只听墙外传来黄妈不疾不徐的声音，恁几个，还不出来？我们随着黄妈下了楼去，搬着凳子在教室后面蹲成一排，写了一节课检查。那次小韦也在，他是那把游戏里仅存的“人类”，只有他没被抓住现行。
那回以后，我们的小团体又少了几个人。我们找了一种新游戏，骑马打仗，一个人骑在另一个人的背上，谁先把对面背上的人踹下来谁赢。我们找到隔壁班的几个朋友，在活动室掀起了一场班级大战。可是，黄妈又来了，我们各自奔逃，小韦拉起我便朝外躲去，他有着明晰的线路意识，这是一处楼梯背角，墙下部开了一米宽高的口，用来放置灭火器的，我们缩着身子钻了进去，午时敞亮的白天蓦地变成一副黎明前的光景，昏昏暗暗，阴阴凉凉，我们面对面蹲着，顶部太低，不敢抬头，危险仿佛被隔离在了这个角落之外，一股笑意无可抑制地升腾起来，我像是被戳了痒穴，绷着嘴笑着，小韦不停地做出噤声的手势，压低声音说，别说话，嘘，嘘！可我实在痛笑难忍，好像黄妈下一秒就会发现我们，又好像她永远不会发现我们，是得意，也是窃喜，像处在一处脱离校园的青青草原，拥有了一处无人知晓，但我们可以自得其乐的一处空间。小韦朝我这边挤了挤，拿手捂住我的嘴，可我笑得更厉害了，这地方像是有些寒气，与我的身体产生了一些化学反应，一个响屁从下面蹦出，小韦像被闪电劈了似的停滞了一秒，他本已忍不住的笑意如今再难遏制，似乎没意识到这个惊喜来得那么理直气壮，我理解小韦的心情，想跑出去可又不敢跑出去，想捂住口鼻可又发觉这个动作的无济于事，只好让自己努力得不发出声音，门牙呲着，笑声不大但不间断，小韦的脸憋成了猪肝色，满脸的黑痣像是要抖下来，接着我地震似的抖落几个余屁，像吹破的泡泡糖，我们像永动机一样笑个不停。等上课铃声响起，我们爬了出去，重见了天日。
小学毕业后，我和小韦就分开了，他去了市里规模最大的中学，一个年级就有上千人，我去了一个私立中学，三个年级加总起来不过九百人。在我的初中，能考进年级前五十就是学习好的，之所以这样划分，源于学校多年以来，能进重点高中的只有这几十个人。我就这样按部就班地在这个小家碧玉般的学校生活，因为学校半封闭的管理模式，我与外界的联系便少了。
小学的那些朋友，一半人分布在城市里各个大型中学里，还有一部分去了省会，大多数的人际关系似乎还保持着，而我与他们的联系似乎变得可有可无。小韦放学回家时，会路过我家的饭店，不时会去蹭上一碗面，问起我时，往往我还在学校，即便难得一见，我们通过某种方式仍然保持着联系。
中考那天，我见到了小韦，我们考场不同，他依旧是那副老气横秋的模样，昂首挺胸，丝毫看不出中考的紧张，我抱着单词本一目十行地浏览，像是在吃速效救心丸，在为这场考试添上最后一道保险。我很幸运，比重点高中的分数线高了一分，进入了一个我眼中的顶级学府，本以为考上重点高中，算是证明了自己好学生的身份，可来到这里之后，我才知道，原来人数多的学校是有普通班和重点班之分的，重点班在楼上，下课也是安安静静，像一些被束之高阁的珍宝，普通班在楼下，一到下课就热闹无比，像衬托明月的花坛，又像平平无奇的草芥。
第一次月考，我是普通班里的后三名，学校贴出了红榜，是排在年级前一百的明月，我没数几个，便看到了小韦的名字。我忽然意识到，原来，在我们分开的这三年，一些不可名状的东西正悄无声息地局限我们，把我们往同一个赛道上拉扯，用同一个标准衡量每一棵刚刚长成的幼苗，我们有了明确的标准来界定自己的好和坏、优和差，似乎学校大了，而我却变小了，除了身体外全方位地缩小。
小韦和我在学校时常能见面，晚上一起回寝室，有一天他说，我们班的语文老师很厉害，叫老崔，他上语文课的时候，班里都没人睡觉，你要不要来听听他的课？他说起老崔上课提到的几本书，有《黄金时代》和《陆犯焉识》，有《乡土中国》和《送你一颗子弹》。小韦说，明天老崔会讲《赤壁赋》，我没多讲，只说让我想想。第二天一早，临上课时我躲进了厕所，等上课铃打响时偷偷溜上了楼去，重点班的楼层一片安静，只有从各个班里传出老师讲课的声音，有男有女，音色各不相同，声调有高有低，我蹑手蹑脚地走到近门处，侧着耳朵听这个叫老崔的语文老师那并不大的声音，我把所有的注意力凝聚在左边的耳朵上，方能透过杂乱的翻书声寻到老师讲课的节奏。老崔的声音悦耳，普通话甚好，给同学们唱了赤壁赋，我听不太懂，只觉音韵整齐，似潺潺的流水，又像收放自如的山间泉眼，后来我才知道，老崔是用粤语读的《赤壁赋》，我误以为他在歌唱。
我就这样在门外站了一节课，不时地大喘一口气，像在干一件让我胆战心惊的同时又令我心旷神怡的事情。
夜里，我去到小韦的班级，班里还有零星几个人在埋头苦学，我看了看明月似的他们，在小本上记下了小韦班上的课表。第二天一早，我瞅准机会，又溜上楼去，这节课老崔在讲小说，讲到了一些我没有听说过的外国作家，卡尔维诺，博尔赫斯，还说到中国的老舍和汪曾祺，他让同学们私下分好，每个人买不同的书，各自读完交换着读。原来语文课可以是这样的，语文不只是教科书的课文，它也可以指向一个更为庞大的东西。他们班级的斜后方是一个厕所，每隔十五分钟会溢满一次水箱，接着“轰隆”一声冲一次水，每当我听到第二次冲水的声音，我便知道一节课要结束了。
在第三次偷听的时候，我被执勤的教导主任发现了，胖主任的声音在楼道里响起，我听到教室里老崔的声音戛然而止，胖主任声如洪钟，问，你干什么呢，我怕极了，硬着头皮跑到下一层的厕所，躲到了下课才敢出来，即便日后相安无事，我也担惊受怕地度过那一个星期。
我再也不敢去偷听了。
老崔只教了他们两个月，因为三次联考后，高中开始文理分科，也根据成绩重新划定重点和普通，各个班级重新分配了老师。小韦没有进到理科重点班，看完分班情况后，我们把各自的书箱搬到了新教室，一起漫步在校园，学校里的艺术社团正在湖边组织路演，有个男生在唱薛之谦刚刚发布的新歌《像风一样》，有弹着吉他的胖男生在唱《董小姐》，有扎着头巾的女生在唱rap，听了一会，见人越聚越多，我们便出了去，去了小湖对面的连廊，坐在木凳上，碧绿的藤蔓将此处氤氲成一个不可多得的好地方，我想他一定很难过，我说，我们班有同学找关系去了重点班，学习也一般，你有没感觉着可惜。小韦双手微掩在一起，两肘撑在腿上，两眼走神一样看着前方，面无表情，看不出悲喜，说，没事，不进就不进，在哪都一样，在哪都考清华。
高考后我才意识到，小韦当初说的没错，其实没有重点和普通一说，干吗要按照别人的规矩来界定自己，在这个学校里，抬头我们能看到一样的蓝天白云，低头能看到同样清澈的湖水，大自然不会因为一个人多呼出一口二氧化碳而生态失衡，人不会因为一张白纸黑字而满盘皆输，当年的我们不也没有因为一个虚构的禁令而一无是处吗？
我去新班级找小韦的时候，他的一摞练习册中有两本书，一本是博尔赫斯的短篇小说选，一本是汪曾祺的散文集。不久以后，他模仿汪曾祺，写了一篇名叫《梅》的散文，读起来无色无味，清澈见底。小韦身上逐渐有了一种与众不同的感觉，像是他正一点点地把小时候的气质收敛起来，儿时用四肢展现方能传达的东西如今一个眼神便可以做到。
我逐渐发现，小韦身上发生了一些变化，除了身高已窜到了一米八五外，他分外地喜欢王小波，喜欢锐利且幽默的思想，注册了豆瓣，开始听摇滚，中意一些地下乐队，诸如腰乐队、低苦艾和万能青年旅店。据我所知，小韦依旧保持着小时候某些出风头的灵性，他坐在教室最后一排的角落，给一个年轻的老师取了“小帅哥儿”的外号，给一个物理老师取了个“小混蛋”的外号，理科班的年级主任姓仇，二次三番地找他们的茬，小韦率先喊他“信球”，当年小韦说过最狠的话便是如何对“信球”的所作所为进行反击，他说等毕业之后，第一件事就是沿着街边的报亭，挨边给“信球”打电话，在这骂完他再换下一处报亭的电话。
高中毕业多年后，我再与当初的朋友谈起高中的日子，他们会恍然大悟地说起小帅哥儿、小混蛋和信球当时如何如何，可我问起，那个小帅哥儿叫啥来着？他们都说，这还真想不起来了，只知道他叫小帅哥了，这外号还都是小韦起的。
毕业后，小韦也没有给“信球”打过一个骚扰电话，因为在我们高中毕业那年，根据市容市貌的新规定，全市的报亭被统一拆除，无论新旧，无论人流多少，似乎是在一夜之间，我们连买棒棒糖都不知道去哪里了，小韦对“信球”的讨厌也随着报亭的陨落而一一散去。
小韦没有考上清华，进了一所211院校。在大学的日子里，他活得热烈又肆意，这是我所不具备的能量。我像一个躲进小楼成一统的仓鼠，只是不时从偏安一隅的小洞里探出头来，看看如今的世界是什么样的，而他愿意振臂呐喊，像一只能够站在城楼上吹响号角的雄鸡，想以一己之力让雾霾散退，令天空变成期待的颜色。
我们在不可避免地成为大人，对小韦来说，成为大人的代价就是变得痛苦。
我已经很多年没有喊过小韦的外号，我想，小韦不需要外号来对他进行调侃的补充，他只需拥有自己的名字，他就是他存在的证据，一个居于有趣本身中的人，自然是无法通过一个外号总结，对我来说，只需要等他从小韦变成老韦。
（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