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病良方：怀念汪曾祺先生

文/圆圈

我在初二的时候翻到一篇散文，然后隔空迷上了一个人。我翻他过去的文章，只比吸毒稍逊一点。现在大家提起他都非常敬重，多半说是景仰、钦佩。我可能景仰不起来，钦佩不起来，正经来说的话，比较想要喊口号，类似于：他是全世界最帅的人！他是我的命！这样。

这大概就是我对汪曾祺先生的态度。

先生和我在世界上一共同时生存了十天，我在1997年5月6日出生，他在5月16日逝世。我总想这个事，感觉能和他扯上一点关系也好。带着这种狂热的情绪，我曾去了一回高邮。从踏上那片土地开始，又哭又笑，情绪起起落落，最终提了好几箱咸鸭蛋回去。

其实我本来想买几只路边的鸭子，可是当地人实在太能吃了——逛了一小圈的功夫，回去再看，已经卖光了。这也不能怪他们，因为我走进高邮看到的第一个横幅，不像其他地方（譬如苏州：来苏州不来虎丘，等于没来苏州！），居然是一句“把高邮鸭文化发扬光大！”我想了半天怎么发扬鸭文化，除去模仿鸭叫，创立新的艺术门派以外（也许可以起名叫邮派鸭戏），大概只有吃了。所以高邮人民是很敬业的，他们深切地知道，鸭文化复兴，责任在于每个人。

鸭子是卖完了，幸好还有鸭蛋。鸭蛋是卖不完的。这些鸭子很擅长下蛋。蛋太多了，成箱成车地运出来。高邮的咸鸭蛋真是好吃。先生以前被问到籍贯，一提起来自高邮，对方就可以恍然大悟，合掌道：“哦，我知道！你们那里出咸鸭蛋！”

先生对此好像不是很开心：“好像我们那里只出咸鸭蛋！”而实际上，他认为高邮古往今来是以秦少游为第一，鸭蛋可排第二，自己只能是第三。所以我总觉得他还是很以鸭蛋为傲的，上面那句话，就好像在说：“谁叫我们的咸鸭蛋好吃呢，搞得大家都只知道咸鸭蛋了，诶呀不好不好。”

高邮鸭蛋的确很特别。红油，多双黄，一筷子戳下去能汪出油来。不咸不淡，佐粥或空吃皆可。这几箱鸭蛋拎回去，根本不够分，没几天就蛋去楼空。我至今挂念着那些蛋，并且决定再也不吃其他地区产的鸭蛋，以示敬意。

除了鸭蛋以外，高邮还产饺面，将扁食和面条下在一起吃。在主干道上不用走几步，就是一家卖饺面的店。不知道是那里的特产，还是整个苏北地区都吃。印象里，先生在《大淖记事》中提到过，饺面是挑着扁担，敲着竹梆卖的。这种卖法，我倒没有看见，如果遇上，一定要买一碗。

这么说来，如果说《随遇而安》是让我掉坑的第一篇散文，那将汪曾祺从“我最喜欢的作家”变成“本命”的，大概就是《四方食事》了。我从前不吃很多东西。咸菜、山药、芋艿、杏子、马蹄……一概不吃。然后就看《四方食事》，先生总觉得“什么都要尝一点”。原来萝卜干也能分出种类，“春不老”由春天的小萝卜腌成，居然确实很好吃。芋艿可以捣烂了拌上咸味佐料，竟比蘸白糖更好。马蹄不要炖烂，可以生吃，鲜脆。西红柿鸡蛋做面卤，其实是很考验水准的。一年四季，时令果子，不能误过了。在昆明逃空难的时候也能晒太阳，可以吃丁丁糖。不想逃了，趁着学校里没有人，可在厨房熬一碗莲子羹。炸死了是命，炸不死则多一碗莲子羹吃，真是不亏本的买卖。

开学不久，日日下茶馆，吃煮干丝，喝茶。约几个好友，吃汽锅鸡，牛肉面。谁家寄了一件冬衣过来，除了邮局当街卖掉，一挥手，请客下馆子吃。学期未过半，生活费吃得不剩多少。暑期留在昆明办学校，揭不开锅。那怎么办？吃山虫，野菜。山虫本来是当地一大灾害，结果竟被吃到绝种。大片的野菜吃到一株不剩，只好开发新品种。土里长出一切绿色的，都摘来吃了。

这影响太大了。以致于后来我去中传考试，沿街走了一圈，一头扎进一家云南馆子，在那儿吃了好几天的汽锅鸡。顺带一提，那家馆子里卖番茄米线，番茄汤浓得很，加上肥牛，好吃得头都要掉了。

高邮的饺面和鸭蛋很好吃，但一辈子都吃这些，实在是太乏味了。如果没有昆明，汪曾祺就不是汪曾祺。我去到他的故居，人民路竺家巷——这个地址我到现在还记得。人民路是一条小道，竺家巷是小道里一条更小的岔路。泥黄的土地，泥黄的房子，泥黄的人，以及泥黄的灵魂。我走进去看，家家户户开着门，每个人都在麻将桌边。四个人打，里里外外几圈的人站着看。头发花白的，年轻力壮的，肆意大笑的，一脸绝望的。我和他们语言不通，也没有人愿意理我。他们看我一眼，继续两眼紧盯着麻将桌。

我又走回街上，不知怎么地想到了“万人空巷”。

高邮是个小县城，只有一条主干道；红绿灯形同虚设，十字路口，四面八方的自行车全部扭在一起，几乎没有机动车；镇国寺荒凉冷清，重修一番之后，变得更加浮夸而没有看头；文游台里的汪曾祺纪念馆，就是几块挂在墙上的硬纸板，遥遥对着秦少游的像。而居住其中的人，自青年起，就专注于麻将。

他们每天都上演着同样的戏，这么多年来毫无改变。你可以说是淳朴真挚，我也可以说是堕落积淤。我在他故居周围来来去去走了好多圈，替他感觉到绝望。直到那时候，才明白《徙》中的高雪为何拼了命地想要考出去，又为何困在此地抑郁而死。

西挹神山爽气，

东来邻寺疏钟。

先生总把一切都写得很安宁。他走过战火纷飞，也走过黑暗压抑，最后老了，沏一壶茶，邀你坐下来听他慢慢说。他的文章是水，绝口不提糟糕的事情。但你路过他从小长大的地方，就看得到那些绝望。这些东西是有的，他写了，我们看不见。他的绝望是高雪，是十一子，是八千岁，上海老板，余老五，高大头，陈小手，也是“我”。他太不重视这种绝望了，导致我们也经常忽视过去。

“我当了一回右派，真是三生有幸。要不然我这一生就更加平淡了。”

这句话前段日子被人摘出来挂在网上，和《夏天》里那句有名的“去你妈的，我就是要这样香，你他妈的管得着吗！”排在一起，据此认为先生是文学界里的“泥石流”，大意想表达这些句子惹人发笑。我实在也不明白何处可笑。都说先生的感情淡，可他其实是很悲伤的。他字字泣血。他这一生，果真是太顺风顺水，还是天才到可以掩盖一切不幸的痕迹？

他写小说，沈从文亲自推荐，“比我写得好”；他作画，联大教授请他去自己家中，给他布好纸墨；他谈恋爱，和施松卿互相仰慕，相伴一生；他听戏，从京戏到昆曲，种种皆通。他深夜喝醉倒在坟地，他泡在图书馆里夜夜天明，他提笔倒茶恣意洒脱，他吟诗作画意气风发，活成多少人羡慕的模样。哪怕是后来，他喷波尔多液，也成了那一整片地区的头号好手；他在“控制使用”下写样板戏，还能有《沙家浜》这样的杰作。

垒起七星灶，铜壶煮三江。

摆开八仙桌，招待十六方。

来的都是客，全凭嘴一张。

相逢开口笑，过后不思量。

人一走，茶就凉，有什么周详不周详！

先生不是什么克制忍耐的神。我总觉得，他所受的一切委屈，表达出的一切豁达，都是出于同一个原则：活着多好啊。

只要还活着，就能吃遍不曾吃过的东西，体会人心可以带来的善意温暖，为很多事情感动，再为另外一些感慨。可以去支持，融入，或者怨恨，咒骂。能够感受到风，看得到雨，一年一年新放的花，慢悠悠长大的鱼。看着身边的人，他们大笑，或者哭泣。

已识乾坤大，犹怜草木青。

我是永远不可能和先生说得上一句话了。但下次去高邮，如果有幸能进故居，我一定要在留言板上写一句：

阁下之地图美术价值甚高，科学价值全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