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笔记
《文化、权力与国家 ——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 （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
（2019- 9 - 17）
作者：杜赞奇。历史学家、汉学家，印度裔，早年就学于印度，后去美国求学，拜汉学家孔飞力为师，现为芝加哥大学荣休教授
一、中心论点
关键词：权力的文化网络、国家政权的内卷化
中心论点：本文利用“权力的文化网络”、“国家政权的内卷化”构造了一个“国家—士绅—农民”的三层结构，乡村精英在“国家—士绅”层面传达和缓和国家专制权力，在“士绅—农民”层面因宗教、宗族（文化网络）和共同的利益关系扮演保护型经纪的角色。随着国家行政权力的扩张，保护型经纪陷入困境后选择退出乡村政权，保护型经纪逐渐被以地痞恶霸为代表的赢利型经纪所代替，三层结构演变为“国家—农民”二层结构，小农不得不直面赢利型经纪和封建国家或日本侵略者的盘剥。
二、章节概要
前言：
本书关注点：国家政权的扩张对华北乡村社会权力结构的影响
国家政权建设的推进因素：反帝民族情绪和帝国主义的压力
权力：中性概念，个人、群体和组织通过各种手段以获取他人服从的能力，这些手段包括暴力、强制、说服以及继承原有的权威和法统
权力的文化网络：包括不断相互交错影响作用的等级组织和非正式的相互关联网
文化网络：扎根于这些组织中、为组织成员所认同的象征和规范
想法：最初看觉得这本书很宏观，比较好奇，国家这么宏观的内容如何与农民、农村联系起来呢。权力的文化网络
本章论点：家长制的封建国家依靠象征性代表来维护乡村秩序，国家利益与地方利益融为一体。
文化网络：乡村社会中多种组织体系以及塑造权力运作的各种规范。包括各种等级组织、巢状组织、强制性和义务性的联合体、以及非正式的人际关系网。
1） 文化网络与市场体系：以市场交易、借贷来说明从文化网络的视角来看，是市场体系及村民纽带联合决定了乡村经济交往。
备注：杜赞奇的意识是市场也不完全是经济活动，也蕴含着经济联系和文化网络的成分，即市场体系也有文化网络的重合。婚姻圈也有自己的功能，和市场体系并不交错，文化体系中的象征资源可以看做各个组织的交错，不同的组织有不同的象征资源，但是有交错和节点。
2） 典型研究婚姻圈：集市辐射半径在限定联姻圈和其他社会圈方面有着重要作用，但联姻圈有着独立中心，并不一定与集市中心重合
想法：作者先预设婚姻圈和市场中心是重叠的，之后证伪，然后设想其他的可能。
3） 文化、法统与晚清政权：①象征性符号具有可塑性，尽管被扭曲，但仍可以发挥动员、激励和强制的力量②乡村社会内部各种力量和封建国家竞争这种合法性象征的权威，从而使自己的统治在基层合法化
4） 典型研究河北省邢台区的水利管理组织：乡村权威产生于代表各宗派、集团以及国家政权的通俗象征的部分重叠及相互作用之中，各竞争集团为这些权威赋予共同的框架
想法1：原文指出“乡村社会内部各种力量和封建国家竞争这种合法性象征的权威”，我认为对于封建国家来说，是使得这种象征性的权威合法化，进而服务于自己的统治；对于士绅来说，是符合乡村社会的统治规范，以及拥有组织乡村集体活动的工具；对于农民来说，是符合自己求得“保护”、“庇佑”的心理需求。所以是各方势力互相寻求一个可以兼容的解释，服务于自身需求，而不是单一的“合法化”。
想法2：为什么非得把市场体系原则放在这里，和婚姻圈掰扯，和水利组织把掰扯呢？？本来就不是一回事呀？是因为这本书面向的受众是外国人吗？国外有农村的概念吗？他们的农村是如何组织和构造的呢？北美、巴西这些应该是农场，印度、越南这些地方有农村清末乡村社会的经纪统治
主要论点：从经纪视角分析国家与乡村社会联系，可以发现19世纪初清朝政府通过赢利型经纪和保护型经纪（双重经纪）来征收赋税并实现其统治功能。
分论点1：第一级赢利型经纪为乡或保。
分论点2：第二级赢利型经纪为图、社、里，但以村落和花户所在地区为区分标准，由“书手”负责调查花户田地的增减。书手无奉，靠佣金生存
分论点3：第三级赢利型经纪为“地方”。地方通过垄断国家与村庄的联系获得权力，但并不为官府所承认，同时又要尊重乡村社会权威领导的意见。
分论点4：一些村庄为了避免与地方打交道成立保护性组织——半牌，半牌应付官府并从事村际合作事业，是乡村社会维护自身利益不受掠夺性经济以及国家政权勒索的组织。
想法1：p53“我们无法判断集市区域与乡镇范围是否一致”。为什么作者要判断这个呢？一个是强制的行政区划，一个是居民生活逐渐形成的。
想法2：p55指出“保护型经济体制的组织以行政区划为原则，而不以市场体系为准绳。” 为什么作者如此执著行政区划与市场的联系呢？
想法3：“国家-社会”的分析范式，主要论述国家如何通过基层的代言人维护其统治，以及基层的代言人如何受到乡土社会的制约从而具有保护性的特征。
想法4：p56指出“没必要在绅士和非绅士精英之间硬性划线……乡绅和庶民领袖均发挥作用”。这个观点并不支持，因为作者没有考察赢利型经纪和保护型经纪一般都由那些人担任，是否也有黄宗智老师《华北小农》中提到的“地方豪霸和村级恶棍”巧取地方势力的现象出现呢？以及选择的保护性组织的领袖有哪些人担任呢？这中又有怎样的文化现象？【想法4出现在读完第二章后，通读全文后此问题已经得到解决】华北地方政权的现代化建设
本章探讨的问题：地方政权现代化
1） 地方政权的重组与扩大：地方政权的现代化推进主要体现在以“区——村庄/乡镇”的二级组织取代原先的三级赢利型经纪，村庄的保护型经纪体制作用消减，这样做的意义在于：国家政权在无中间环节的情况下与有正式组织的村庄直接打交道
2） 河北山东二省的财政：省财政收入迅速增长表明省政权对社会财源控制加强，但这一控制的加强主要通过开辟税源而不是田赋收入的增加来实现；田赋收入增长不多的主要原因是旧有经济及其助手并未根除，只是改头换面，仍充斥于税收部门
3） 国家政权的扩张与内卷化：旧有政权不存在内卷化的原因有①“无为而治”②地方政权存在保护性组织；现代化、官僚化的国家政权试图发展不受基层精英操控的基层政权来扩张自己的权力，但他自身无法完全官僚化，且不得不借助旧有经济体制开辟税源，而这阻挡了国家政权的扩张。
4） 河北省的县级财政：国家只实现了形式上的现代化而非实质的现代化。省级政府强制县级政府增加现代化机构→攫取县财政收入→县政府巧立名目增加税收+经济体制延伸至区和村中饱私囊→民国时期国家政权的内卷化。
想法1：除了商税，新开辟的契税、牙税等的是从什么人那里征派来的呢？如果征收的对象仍为农户，那么其只是换了个名字or形式的田赋
想法2：在前一章中作者认为“不必区分士绅和非士绅”，但在此处肯定了乡村精英的作用，出现矛盾
想法3：关于内卷化的定义是否正确——通过比较正式税收机关和非正式税收机关征收税额的比例判断，正式税收机关征税比例下降即代表内卷化，而不依据其绝对值，认为这一判断好强。宗族与乡村政治结构
本章核心观点：血缘和经济状况在中国社会中相互混合、共同作用
1） 公共活动中的家庭：村落组织是由拥有共同祖先的血缘集团和经济上互相协作的家庭集团组成的
2） 华北的宗族：宗族意识比较强的有寺北柴、侯家营、后夏寨，宗族在村庄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同族成员之间在社会和经济活动中有不少协作，这在祭祖、借贷、土地买卖上表现的最为明显
3） 宗族范围、管理形式及村庄政体：地缘组织与血缘组织重合交织，封建国家需要利用宗族势力维护封建道德及行为规范，又要利用保甲组织防止宗族势力过大。重合的原因① 地域组织的划分便以早已存在的血缘组织为基础②国家控制的乡村组织日益涣散，宗族组织取而代之。
4） 宗族政治与国家政权的深入：第一阶段单姓宗族占统治地位，第二阶段大宗族控制小宗族，第三阶段小宗族要求更多话语权，多宗族之间有竞争有合作。乡村社会中的宗教、权力及公务
核心论点：民国时期，乡村精英与旧王朝统治者联系的象征被转换为一种以新出现的民族国家为目的的初步认同。
1） 四种宗教类型：村中的自愿组织（小规模，主要体现为经济利益）、超出村界的自愿组织（超出地方日常的宗教活动、秘密宗教）、以村为单位的非自愿组织（负责全村性活动、全村的守护神、正统身份）、超出村界的非自愿组织（以宗教信仰为中心的自卫组织、有时被国家政权认为是异端）
2） 正统宇宙观与乡村宗教领袖：宗教活动与公务活动范围的重合为乡绅们提供了施展其领导职能的舞台
3） 华北地区的保护神——关帝：封建清政府对关帝不断加封并儒家化使其有助于自己的统治；大众将关帝看做财神或者社区的守护神；乡村精英通过参与修葺关帝庙等活动使得关帝越来越成为国家、皇权和正统的象征，使自己与儒家文化保持一致，并与劳动大众区分开来
4） 宗教领域的转化：20C初，乡村精英迅速从宗教活动退出并投身与新政事务，恰表明其兴趣在宗教外衣下的政治活动
5） 国家政权现代化加速村中恶霸与盈利性经纪结合。乡村政权结构及其领袖
1） 村庄领袖群像。对于村庄保护人来讲①父子相继担任乡村公职的现象比较普遍，但子辈仍需为富有之人，即血缘和经济状况是选择领导人的主要标准②有“面子”的乡村领袖将其权威建立在发挥某些社会职能的基础上③权力本身也可以产生威望，因此也并非所有的村庄掌权人都是富有之人④摊派增多后许多乡村精英选择隐退。乡村精英隐退后担任乡村公职的人，并不一定代表和维护村民利益。
2） 保护人和中间人：习惯法中的权威结构。三种中人类型：①很有面子的保护人②交易中一方的亲戚朋友③城居地主的代理人。三种身份往往互相重叠
3） 总结1：随着国家政权的深入、战乱以及经济状况恶化等因素的联合作用，有望的乡村精英逃离或退出管理层，其领导作用逐渐减弱，其对政治的参与度也在下降，这不利于村民在集市或政治中心得到优待，也不利于国家政权的推进和乡村社会秩序的恢复
总结2：村庄经济活动的中人经历了由村民保护人向城居地主代理者的转变国家与乡村社会的重组
本章问题：国家政权如何加强国家力量并强化农村作为政府的最基层单位，这一政策所引起的与国家设想并不完全相符的控制结构与乡村社区内聚力的变化。
1） 摊款和农村。国家权力的渗透不仅迫使村庄建立自己的财政体系，使其成为村政的中心，且不同的摊款方式，使得属于哪个村庄与农民利益切身相关，从而影响到村级关系的变化。
2） 看青，村界与乡村社区。出现的问题，在外村购置土地需同时支付本村和外村的摊款→解决措施，所有按亩征收的摊款由各村处理→引起的问题，地主迁居到摊款比率比较低的村庄，一些贫困村因地主逃离难以支付摊款，威胁国家税源→解决措施，“属地主义”，稳定国家税源→引发问题，村首事们不一定有足够的力量使外村人缴纳摊款。
3） 华北乡村是一个共同体吗？作者认为大多数社会组织在实践中都包含着合作和竞争的因素，但作者认可乡村是具有紧密关系的共同体，或称为有多种重要互动功能的实体。
4） 结论：乡村政治组织的地位不断下降。国家政权的现代化与地方领导
本章论点：国家政治和国家政权内卷化，导致乡村精英逃避担任乡村公职，使得地痞恶棍充斥于乡村政权，使得国家政权在民众中的威信降低，这实际上是一种“内卷化”的政权扩张
1） 清理财政：书手与土地丈量
军阀、学者及执政者都期望摸清地方财政实力，困难主要在于各政权清丈时仍依靠旧有机构及其职员
以“国家经济”呈现的书手既有赢利型经纪的一面，又因受到社区控制具有保护性的一面，从而使得其榨取受到控制；19世纪末，书手越来越得到地方的信任，权责增加，因而垄断田赋资料，上欺国家，下骗黎民。但国家无力建立自己的税收体系，不得不继续依靠书手
乡村精英虽脱离乡村政务，乡村政权脱离原有的文化网络，但一乡利益仍无法取代村庄利益，故而乡村精英仍与村民有共同利益，国家政权依旧无法查出隐田。
1940年后日本统治者建立大乡制，摧毁传统乡村权威，田产得以清查，也迫使乡长成为更加残酷的国家经纪人。
2） 政权建设与商税征收。
包税制使得国家财政收入增加的同时带来问题：①包税人由政府官员内定，多为地痞恶霸②包税人之下仍层层转包，包税系统不稳定③包税人榨取商民，包税制加重纳税人负担
村民的应对措施：合村领取一个牙贴，代村民交纳各种商税。
20世纪初开始，村领袖的赢利型特征越来越明显，对村民的保护性越来越弱
日本政权通过半官方性质的“新民会”控制商贸，国家税收官员取代过去的包税人，但最下层的税收人员仍逍遥于国家的控制，税收体系虽保证政权收入，但加重纳税人的负担。
3） 回答本章问题：①官僚化进程缓慢，国家政权无法控制机构和人员的贪污行为，国家政权的深入只是赢利型经纪体制的深入②国家不公开将税收的政府职能转嫁到村庄领袖身上，企图摆脱对经纪的依赖，但这样压迫乡村政权使得后者陷入困境，失去保护性特征并退出，最后赢利型经纪得以进入乡村政权，窃取国家转让给村庄的部分权力，使得乡村领袖与村庄政权彻底分离。
9.总结
需要将从各种人际关系中积累的“象征资本”转移到宗教或宗族中，才可以成为名副其实的乡村领袖；
晚清国家政权基本上成功的将自己的权威和利益融合进文化网络之中并得到乡村精英的公认；
解散庙会不仅削弱了乡村民众和乡村精英之间的关系，而且疏远了民众同国家政权的联系；
共产党革命成功的原因是了解华北农民的苦难：经济上的横征暴敛、政治上强迫专制、乡村公职成为牟利手段等。
三、论据
- 南满铁到株式会社调查部的《中国惯性调查报告》
- 西尼·甘布尔和杨X春对华北的描述
- 政府报告、法令汇编、地方志
四、思考和提问
- 首先是阅读感受：前几天零零散散读了前40多页，今天集中一天的时间看完整本书。读前四章的时候，没有办法从全局把握文章，所以很多地方觉得内容有矛盾冲突的地方，但是读到后边几章的时候，前边提到的大部分问题都得到解决，可是概括作者这么宏达的叙事可以结合的这么紧密，并且刻画的这么细腻。
- 目前仍未解决的问题可能是在前文作者反复将乡村的经济地里区位、婚姻群、水利区域与经济活动中心进行比较，到现在我还不太清楚作者这样写的用意。此外，个别概念的定义有点霸道，如国家政权的内卷化。
- 想法：本文认为国家也在存于乡村政权的争夺，通过颁布诏令等方式来调解。我认为国家颁布诏令是顺势而为，为自己的统治服务，并不是争夺权力。中国古代一直有“皇权不下县”的提法，皇权通过儒家伦理以及诸如关帝这样的象征符号对乡村基层进行统治，维持基层的平稳，只有当封建政权对乡村过度攫取，才会有农民起义推翻旧政权，建立新政权，尤其是读了斯科特的《农民的道义经济学》后，发现农民的忍耐力不是其他阶层可以理解的——只要不威胁到生存，可以忍耐再忍耐。在这样的背景下，只要中央征收的税负农民可以接受，中央和地方还是可以相安无事的。
- 想法：关于乡村精英逃避基层政权，也可以用农民的多元理性来分析。农民具有生存理性、经济理性和社会理性，生存理性主要体现在满足基本的生物需求和人身安全，经济理性表现为对自我利益最大化的追求，社会理性表现在基于乡土的价值规范为其他村民提供便利并获得社会荣誉感，这些都构成了乡村精英的效用维度。当政府强行将征税的权利转嫁给乡村精英的时候，乡村精英的自我经济利益及社会荣誉感都会受到削减，故而选择退出乡村政权。
结束于2019年9月22日
第二次读书笔记整理
再次阅读本书和读书笔记，有了更多的感悟，本次读书笔记主要从文章的结构安排和自己的启发思考两个方面来写。
（一） 本书的结构安排
- 第一章：本章首先抛出关于“权力的文化网络”这样的强定义来探究国家政权的扩张对华北乡村社会权力结构的影响。作者认为文化网络是一个比市场体系含义更加宽广的概念。如果将权力结构定义为一种“硬”结构，文化网络则是一种“软”结构，乡村社会的权力体系内嵌于乡村社会的文化网络之中，因此乡村社会基于文化网络的权力体系更加有张力和弹性。
- 第二章：本章作者介绍国家政权未扩张下的状态。本章比较突出的是分类意识（分类意识在文章多次出现，写论文确实需要清晰、明确的分类），强制性将清政府利用的经纪划分为赢利型经纪和保护型经纪，这种划分虽然霸道但是很清晰。但在实际运行中，越靠近基层社会，经纪的保护型和赢利型的特征便越交错，并不是所有情况下都可以明确划分的。
- 第三章： 本章介绍政权扩张（现代化）的原因和表现，作为对乡村社会产生刺激的外来因素，为接下来介绍乡村社会的变化做铺垫
- 第四、五章：介绍政权下移对村庄组织结构形态的影响
第四章：宗族社会是什么→分类→国家与宗族社会的关系→变化
第五章：宗教社会分类→国家、地方领袖与象征意向的关系→变化 - 第七、八章：介绍政权下移对基层领导者的影响
- 第七、八章：介绍政权下移对国家政权结构的影响
19C前→19C后→民国时期→日伪统治时期
（二） 启发思考
- 本文讲述的是国家政权现代化的过程中，如何击破村庄内生的保护型经纪，进而实现国家权力下移的故事（暂且不考虑对国家政权内卷化的影响），如与1940年前后共产党在解放区的权力下移结合起来看也是如此。1900~1940年间国家政权的下移通过摊派税收、良绅隐退、劣绅上位成为政权代言人而实现，1940年前后共产党权力下移通过激发村社的内部阶级矛盾、人际矛盾来实现。不同点是共产党会考虑村庄合理负担能力及摊派的公平与否，共同点是将村庄共同体分散为村民个体，化整为0，使村庄个体无法与强大的外力相抗衡。
- 如果把国家权力的现代化或下移转换成市场力量在村庄的推进，也应如此。如黄宗智老师在《长江》《华北》两本书中也提到了长江地区和华北地区农民生产生活中的内卷化现象。尤其是在长江三角洲地区，因为家庭生产不计成本，可以忍受极低的边际收益，市场的介入并没有像马克思经典理论预言的那样，出现资本主义的萌芽，反而是在内卷化的路上越来越远；如20世纪80年代以来，号召“小农户对接大市场”，小农户因为没有可以与市场相抗衡的力量而被市场的力量支配，不得不忍受农产品的市场风险，包括自己也成为市场中亟待出售的劳动力。只有以村庄共同体发展起来的村庄（华西村、袁家村、刘庄），才可以在与市场对接中保障自身利益（温老师说的“村社理性”），这在村庄与外来资本对接中尤其明显。所以号召乡村的内源式发展，确实需要关注村庄的文化网络，以及村庄的文化网络对经济、政治的影响。
- 此外的想法便是仝老师所说的关于研究思路扩展的收获。可以探讨建国以来，国家权利的变化与基层的关系以及对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地方与基层的影响。我也看到了这方面的文章，如周飞舟（2006）的《从汲取型政权到“悬浮型”政权——税费改革对国家与农民关系之影响》，如周立从金融视角出发的研究《从行政捕获，到市场抽取：中国农村金融体系的形成与发展逻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