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几年，每年3-6月劳动者要申报个税，所以，在这个时候，这个问题会引起许多人的关注。
个人所得税的多少会影响一个国家或地区、城市的财政收入，是地区经济发展及其发达程度的重要指标，也意味着一个地区或城市居民的总体收入水平。这很好理解，某个地区或城市人均个人所得税越多，在税率一致和税前扣除标准相同的前提下，就意味着这个地区或城市收入水平越高。
各地财政部门已经把2022年个人所得税数据公布了，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从省级行政区看个税十强分别是：广东省（2463亿）、上海市（2375亿）、北京市（1961亿）、浙江省（1480亿）、江苏省（1295亿）、山东省（663亿）、四川省（433亿）、陕西省（347亿）、福建省（343亿）、湖北省（300亿）。而财政收入前十名分别是广东省（13279亿）、江苏省（9258亿）、浙江省（8039亿）、上海市（7608亿）、山东省（7104亿）、北京市（5714亿）、四川省（4882亿）、河南省（4261亿）、河北省（4084亿）、安徽省（3589亿）。由此可见，陕西省、湖北省、福建省没有进入财政收入十强，却在个税收入进入，而河南省、河北省、安徽省财政收入进入前十名但个税没有进入；财政收入前十名基本上是经济大省。
再看2022年GDP总量，排在前十位的省份分别是广东省（12.9万亿）、江苏省（12.2万亿）、山东省（8.7万亿）、浙江省（7.7万亿）、河南省（6.1万亿）、四川省（5.6万亿）、湖北省（5.3万亿）、福建省（5.3万亿）、湖南省（4.8万亿）、安徽省（4.5万亿）。对照个税前十名，可以发现：上海市、北京市、陕西省CGP没有进入前十名但个税在前十名，而河南省、湖南省、安徽省GDP进入前十名但个税没有进入，另外江苏省、山东省、四川省虽然GDP与个税都在前十名但个税排名有所下滑。
——从城市个税看，大多数城市个税是增加的。在排名前40的城市中，只有天津市、厦门市、佛山市、烟台市、福州市、温州市、泉州市、长春市等8个城市是下降的。这些城市基本上是我国内地一线、二线城市，也能够说明一定问题。众所周知，2022年是“极不寻常”和“极不平凡”的一年，没想到个税在大多数城市是增加的，说明整体上或者至少原先纳税群体的收入没有受到多少影响，甚至还有所增加。这是难能可贵的，也为2023年内需启动或恢复奠定了基础。
——城市个税能级落差比较明显。看2022年数据，达到2000亿的只有上海市，达到1000亿的有北京市和深圳市，达到500亿的有杭州市、广州市，达到300亿的有苏州市、宁波市，达到200亿的有成都市、南京市、天津市。从前十名看，大部分是东部城市；前三名分别代表了长三角地区、环渤海地区和大湾区；第一名与第十名相当于10倍，落差比较明显。与之形成反差的是，40强个税城市中，东北地区仅大连、沈阳、长春入围。这在一定程度上，个税的差异性，反映出各地经济活力的差距。
以上海市而言，2022年个税总额是全国各城市中最高的，达到了2375亿元，增速达到10.37%；如果从省级行政区看，仅次于广东省，只相差88亿元，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事实上， 2021年广东省以 2290亿元力压上海市的 2152亿元，只相差138亿元，2022年是进一步缩小了差距。需要知道，广东省常住人口1.27亿，上海市常住人口2489万人，上海市常住人口相当于广东省的零头，而个税总额相差无几，此外广州市常住人口1881万人、深圳市常住人口1768万人，合计3649万人，比上海市多出1100多万人，而合计个税1794亿，比上海市少近600亿元。
至于北京市，2022年的个税总额达1961.48亿，非常接近2000亿。从2021年人均个税看，上海、北京破8000元，分别达8653元、8488元，位列第一、第二名，而位居全国第三、第四名的天津市、浙江省同属于2000元梯队，分别为2326元、2060元，与沪京二市相比可谓断崖式下降，同样凸显了二者的经济发达程度。北京市之所以个税总额和人均个税比较靠前，与北京作为首都，高校资源充沛，拥有全国最优秀的国企、央企、民企，金融相关的第三产业发达不无关联。
沪京二市在个税总额上却能够力压经济总量更高、人口更多的苏浙鲁川豫等地，主要得益于二者是全国性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城市，聚集了大量央企总部、银行总部和上市企业总部，使得高薪群体规模庞大。而常住人口6577万人的浙江省只相当于广东省一半，在全国内地只能排第八的浙江省，却在个税总额排名第四、人均个税也排名第四，而且财政收入排名第三、GDP排名第四，说明发展质量比较高，其在个税收入上超过江苏近 200亿，超过山东 723亿元，这主要是因为浙江民营经济比较发达、经济发展的质量水平较高。与之相适应，在城市个税方面，杭州市仅次于沪京深。前些年许多人说“北上广”或“北上广深”，现在看起来，杭州市后劲非常足，已经有人从经济、文化等各方面考量后谈“北上深杭”。
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无论是大学生、研究生考学和求职，还是一般人特别是年轻人外出创业、打工，长时间以来尤其是近年来明显是流向东部、南部地区，使得东南沿海地区多为人口导入地区，而其他地区则成为人口输出地，由此形成马太效应。
比如说学子上大学和读研，城市所在地就是一个重要的考量因素。比如，北京、上海的高校就具有明显的加成作用，即使是部分“双非”学校的录取分数线就比其他地区的有些211学校的分数线高，而部分211高校录取分数线要比其他地区的部分985高校分数线高，至于已经是985的高校往往是名列前茅。个中缘由，一方面这些城市资源集聚、师资力量比较强，可以提供更加优越的学习条件；另一方面，相当一部分学生在这些城市学习短则三年，长则十年，对城市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在毕业后可以更快在这里就业。
值得注意的是，即使是东部沿海省份，也不是每个省份都是具有吸引力的，比如个税进入前十名的山东省和没有进入前十名的河北省、辽宁省。山东省作为全国内地GDP排名第三的经济大省，人均个税还不及西部的宁夏、陕西和重庆，说明山东在薪酬水平上竞争力不强，对年轻人的吸引力自然就差一些，作为副省级城市的青岛市、济南市个税总额不到200亿甚至仅仅是100亿出头。河北省在北京市边上，作为历史上久负盛名的直隶，京津冀一体化目前还没有辐射到河北省，在个税前40强城市中，河北省没有一个城市榜上有名。同样有沈阳市、大连市两个副省级城市的辽宁省在新中国成立后曾经有一年的GDP排名全国第一，在人才“孔雀东南飞”和“投资不过山海关”的背景下，最近一些年地位下降了，大连市、沈阳市2022年个税总额都只有60多亿，比很多地级市都有距离。
相比GDP，财政收入真实性要高得多，反映出一个地区或城市的经济实力；个税总额和人均个税的多少，反映出一个地区或城市居民的富裕程度。当然，收入水平的高低与生活质量的高低有关联，但又不是一回事，因为还需要考虑生活成本因素。不过，在衣食住行等组成的消费结构中，真正有明显差异性的或许只有住房，其他方面在全国性流通的背景下是相差无几的，而住房本身除了居住功能还有投资属性和金融功能，而且越是一线城市住房上涨力度更大、抗跌能力更强，从这个意义看，所谓的生活成本与压力，就只是短期存在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