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播站
1975年，村子建了一个广播站，主播就是本村的两个青年男女，都上过高中，有一定文化。播发的内容除了转播全县新闻联播，也对公社和本村的人和事发表评论。至今我还记得有篇文章是《人吃馒头牛倒霉》。大意是说村里的一个地主家使唤生产队的牛车为自己家搬运东西，为了多拉快跑就使劲地鞭打牲口，而地主本人回家后有吃有喝乐在其中。全文充满阶级斗争味道，似乎也是模仿“梁效”的“成功之作”。我们村的广播家家户户都能听到，每家每户的屋里都安着小喇叭，每天中午广播一次，内容虽然只有转播和自播新闻，时间半个小时，坚持了一两年。粉碎“四人帮”后，广播站一夜之间就销声匿迹了，再到联产承包后，连小喇叭也不知扔哪去啦。
铁匠铺
1973年，我们村东街口靠近公路的地方有一个铁匠铺，那里有师徒二人给乡亲们打造、修理一些农具。师傅个子不高，白白净净的，不苟言笑，干活时就一门心思干活，坐下来就喝茶抽烟，任水雾和烟气在小屋发酵、升腾、弥漫；徒弟也不怎么壮实，但比师傅身量要高，黑里透红的脸膛，样子憨憨的。铺子里生着火炉，火苗红红地窜出很高，炉上坐着一个大铁壶，室内泛着蒸腾的热气。干活时，师徒俩将待加工的农具放在炉火里烧得红软，然后用铁钳夹出来，放在铁錾台上，师傅用小锤，徒弟用大锤，一下一下、一先一后、叮叮当当敲打着，没一会儿，东西就成型啦。别看师傅用小锤，但技巧火候轻重位置都是由师傅掌控着。干得兴起，徒弟会把上衣脱掉，露出健壮的上身，在炉火的映照下，有一种别样的美。他们吃的饭很简单，蒸一大锅黄澄澄的窝头，炒白菜豆腐，做点粥，看他们劳动后吃饭的那种香甜，让人觉得胜过任何美味山珍。后来，农业生产慢慢半机械化、现代化了，春播秋收都用机器了，传统农具也就是在庄家护理时用用，来修理农具的就少了，这两年生产工具都差不多进博物馆了，铁匠铺渐渐淡出了我们的视线。
火炕
老家在农村，睡的是土炕。早年间看见过村里的人垒炕（也叫盘炕），正对着窗台的北侧，用砖垒起一米多高，围成一个长方形的围子，然后把土坯竖起来，一块块间隔开，立在围子里，上面用土坯平放，摆平，用泥磨好就行了。垒土炕是个技术活，最要紧的是得让灶好烧，不能倒灌烟。所以我就看见垒炕的人老是跑到土灶前查看，估计就是在想怎么才能把炕灶结合融合得更加好用。
我小时常跟奶奶、叔叔去走亲戚，吃饭聊天的时候，亲戚一般都说：“好容易来一趟，就多住几天，我们家有的是炕，够你们打着滚儿睡的。”有时还自豪地说：“不是我说，我们家的炕可好啦，只要往灶里填几把柴火，炕就热了，保准你睡得好睡得暖睡得香甜。”有一次跟妈妈去山东姥姥家，他们那里也是睡土炕，但是炕垒得比我们这里高许多，我爬不上去，是大人把我抱上去的。
家里来了客人，一般家里人就会说：“炕上坐，炕上坐。”要是冬天，还会往炕头儿让客人，因为烧过火的炕头儿暖和。不仅是会客，吃饭时也是把小饭桌放炕上去，大家围在一起吃饭。长辈高坐最里面，媳妇们坐炕沿儿，随时准备给大家盛饭，小孩子基本就不上桌，端着饭碗，拿着饼子，满地瞎跑，一会儿就吃饱了。小时候顽皮，常常带一大帮孩子来家里，孩子们上了炕，不仅把被子弄得乱七八糟，而且还连蹦带跳，气得大人们一个劲地喊：“别闹了，一会儿炕就让你们蹦塌啦！”炕还真是被蹦塌下去过，炕凹下去，睡下就不舒服。
不仅睡炕，而且炕席底下也放些想烘干的瓜子什么的，甚至有的人家就把钱放炕席底下存着，有一家还因为填灶柴多了烧火大了，把炕席燎着钱也烧了。时间长了炕洞里的土坯都被熏黑了，有好多烟灰，扒炕的时候，把土坯捣碎，运到田里去，是很好的肥料。老家那里还有这么一句贬损男人的话，叫“上炕认老婆，下炕认自己的鞋。”
七六年唐山地震后，家家都在院子开阔处搭起窝棚，但还是有老人不习惯，冒着被砸死的危险，固执而蹒跚地回到震裂的土坯房，回到火炕上去睡，他们躺在炕上才能睡好。
城里人睡不惯火炕，嫌板得慌，说睡一宿觉腰酸背疼，受不了。现在农村城镇化加速了，火炕也越来越少了。即使是平房，年轻人也不烧柴不用土炕而改睡床了。
护秋队
三十年前乡村的秋天是最秋天的，家家户户的男女壮劳力都在田地忙碌，连小孩子也前跑后颠地去帮大人忙。农家的院落一时变得空旷安静了。
那时土地是集体的，打下的粮食也是生产队的，所以，秋收大忙季节，为了防止有人偷抢集体的东西，村里都安排一些人护秋，我们把这些人叫“看青”的。这些人一般都身强力壮，脾气生猛。他们这些人农忙时反倒是不干活的，就那么空着手，在村口、桥头三一群俩一伙地坐着，或是到田野里四处乱转，为的就是能逮几个偷队里粮食的人。逮到了，轻则批评教育，重则游街示众，甚至开会批斗。
我自己还经历过两次，一回是在地里打草，渴了，同伴说青嫩的玉米可以吃，所以就吃开啦，正巧让看青的逮到了，带到村队部，让书记狠批了一顿，说你们几个败家子，棒子还没熟呢就啃上啦，连吃再糟蹋，都够一个人一天的口粮了。另一回是去地里打草（那时有规定，秋收没过完，不许下地干私活），在村口让村干部逮到，把镰和筐都扔河里了，吓得够呛啊。其间，我也确实偷过集体的东西：带一个空口袋，一块方形的白布，到了地里，把刚刚割下来的芝麻秸放到白布上，用脚啪啪一踩，芝麻粒就都留在布上了，然后把芝麻粒倒进口袋就行了。那一次一个中午我大概弄了得有小半口袋啊。我还听叔叔因为偷集体财产而历险的事：他去偷队里的西瓜，让本家六爷看到了就追他，叔叔情急生智，拖着半口袋西瓜就下河啦。上到对岸，大喊，有本事您过来逮我啊。可六爷不会水啊，气得在河对岸大骂。最后的结果是家里人跟老头去道歉还请老人喝了一顿酒算了事啦。
小孩子对护秋的是又羡慕又害怕的，他们什么也不干，但吃得好工分也不少；但让他们逮到谁也没好。这些人中也有游手好闲的二流子，欺软怕硬，有时他们自己偷生产队的东西比谁都厉害，很遭恨。后来随着生产队的解散，都分田到户了，个人种个人的地，自己看好自己的庄稼，护秋和看青人很快就在农村消失啦。
街上的吆喝
现在住在城里的楼区，每天只能听到一种吆喝，那就是收破烂的，吆喝的词儿也永远是单调的一句话：有破烂的卖。我记得小时候的街头吆喝比现在丰富得多啦。印象最深的是冬天卖糖葫芦的，吆喝出来是：“糖----堆儿”。空荡荡毫无生气而且灰色的街上有了他，就显得红火热闹，一帮大人、孩子围着喧闹，平添一股生气。夏天，大树阴凉下，临村的一位老者常来卖五颜六色的药糖，含在嘴里，清清凉凉的很舒服。说是卖，其实遇到乖巧的小孩子老人就干脆送给孩子们吃，我就多次得到过他的奖励。夏天来的最多的是卖西瓜的，全是用玉米、小麦等粮食去换，不用现钱。换来一麻袋扔在床下慢慢吃去吧。有时也放一个西瓜到水缸里，用水浸泡着，过过再吃。还有挑着挑子卖豆腐的，就两个水桶，里面放着新鲜刚弄好的豆腐，买一块儿（也可用黄豆换的），用小葱儿，少许盐，香油一拌，挺好吃的。也有走街串户卖冰糕的，吆喝出来的词是：“小豆冰糕，俩色俩味。”最奇怪的有用大车去村子里“喝小灰”的，车上围一圈大大的苇席，家家户户把灶膛里的草灰给他送去，装满一车他就走了，也不知道他要这些干嘛？前几年去北戴河，早晨一起来就听院子外面的胡同里有人吆喝卖大虾和螃蟹，买来一煮，新鲜可口，似与乡村四季的小商小贩有异曲同工之好。乡村的幽静，百姓的淳朴，货品的新鲜，声调的绵长，可能都是乡村街巷里吆喝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原因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