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中的恕道，即是通常人所讲的“极高明而道中庸”，老子说的“和其光，同其尘”，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大肚能容，容天下难容之事；开口常笑，笑世间可笑之人”，这副寺庙中的对联，上联就是弥勒佛所称道的“忍”。“和为贵，忍为高”，忍字又是心头一把刀，心如刀绞，却能承受，谓之忍耐之“忍”；心中怀刀，强毅不拔，谓之坚忍之“忍”；心遭刀戮，以杀去杀，谓之残忍之“忍”。
古来，“三忍”兼而有之者，非清代中兴名臣曾国藩莫属。这家伙体孔孟思想，用禹墨精神，操儒学以办实事，玩《庄子》以寄闲情，由封建文化培养见识，从传统道德汲取力量。单论“忍”，在中国历史上，很少有人像曾国藩那样；既忍让又吃硬，既仁慈又残忍。
曾国藩有句名言，叫做“好汉打脱牙，和血吞”。忍辱负重，委曲求全的立身处世之道，一直被炎黄子孙奉为做人的信条，只是曾国藩的抑让之忍非为平常人所能企及。驻在长沙城内的绿营兵与曾国藩的湘勇情同水火，常至械斗，且扬言要杀曾国藩。为息事宁人，他将所部湘勇遣驻外县，自己的司令部也移往衡州。左宗棠与他意见不合，他不介意，认为“才可以大用”，极力保举左为浙江巡抚。曾国藩出生入死，为清廷卖命，吃了败仗，即被贬职；打了胜仗，又遭猜忌。部下劝其反戈，按说拥兵二十余万，又挟攻克金陵之威的曾国藩，稍一动心，陈桥兵变的事就会重演，龙袍加身亦非一枕黄粱。然而，他怎么也不会忘记，洪秀全尸首被挖出时，金陵城突起狂风暴雨。别说五雷轰顶，他心有余悸，即使自己有能力与清廷抗衡，只要他在东南登基，就会有人在西北为王，在中原称帝，中国大地又无安宁之土，亿万百姓更无嘴息之目。藩不但未与朝廷兵戎相见，而且上奏皇上，请示裁撤他的湘军，并劝其弟、三军统帅曾国荃解甲归田，自己委曲为官，直至卒于两江总督任所。
坚忍和吃硬，是曾国藩治军立身为学的一种不可及的精神，巢启超说他“一生得力在立志，自拔于流俗，而因而知，而勉画行，
历百千艰阻而不挫屈”，一点不假。其坚忍卓绝的意志，强毅不是的气质，确实令人惊叹。“扎硬寨，打死仗”是曾国藩的美德，个主张既定，并认为是对的，那么无论环境如何恶劣，前途如何险峻，他都不避艰苦，拼命地去干。从咸丰三年兴兵，到打下安庆，其间，曾国藩几乎没有一天不在艰难困苦之中，但他从死路申求生路，终于获得最后的成功。事业上执著，生活上的坚忍精神亦令人叹服。曾国藩一生不怕死，不爱钱。虽任侍郎，任总督，任大学士，俭朴的生活方式至死不变。作为总督、巡抚之家。人客子孙增多，旧屋不敷应用。九弟乃新建一屋，费去三千银两，曾国藩闻之不乐，驰书九弟曰：“新屋搬进容易搬出难，吾此生誓不住新屋”，硬是终其身未履新屋一步。
曾国藩还有一句名言，叫做“君子愈让，小人愈妄”。故此，他主张对敌要用重典，“以战去战，以杀去杀”。其残忍嗜杀会党有过于清朝正规军。凡被捆送者，既不依法律条文，也不需任何证据，草草讯问，立时结案，重则砍头，轻则杖毙，无一生还。人口惶惶，谤言四起，悠悠之口竞予以“曾剃头”之凶酷绰号。总督如此残忍，部下能不得寸进尺？其弟曾国荃围攻安庆，对待俘虏降人的办法是：营门缓开，将“逆匪”十人一次唤进，分批杀戮。天，自辰至酉，半日即杀万余人。攻打武昌时，湘军将领罗泽南基至怂恿部下士兵生吃太平军俘虏的血肉心肝，如此残忍凶酷的行径，在历代战争中亦为鲜见。曾国藩这样一个须髯美美的，指甲长长的，腰背弯弯的，说话慢慢的，不会骑马，不善刀矛，走起路来连蚂蚁也怕踩死一只的老翰林，为何会由孔孟儒学弟子一变而转为申韩法家之徒？
其实，儒学之于“忍”，并未排斥这既对立又统一的两个方面。孔子说：“巧言乱德，小不忍，则乱大谋”（《论语》）。这“忍”就包含着三层意义：一是凡事要忍耐，包容一点，如果一点小事不能容忍，脾气一来，坏了大事；二是，作事要有忍劲，狠得下来，有决断，敢吃硬，才能成事；三是，将前句“巧言乱德”联系起来思考，这“忍”又有“残忍”的含义。在孔子看来，一个思想言论，如果认为是小事，无所谓，滥慈悲、滥仁爱，往往误了大事，所以办事心不狠，当断不断，姑息养奸，也是小不忍。孔子在鲁国当司寇，一上台就杀了“巧言乱德”的少正卯，固然有些残忍，可不杀他，任其煽风点火，岂不误了大事。
那么，曾国藩包容“三忍”，其缘由又何在呢？用清代著名学者、桐城侯官派的代表人物严复的话说：“就是乐者为善，苦者为恶。苦乐者所视以定善恶者也。”忍耐与残忍是善与恶的派生物。而善乐与恶忧相对立，说善与恶从乐与苦中而来，不无道理。曾国藩这位桐城湘乡派的文魁，向以儒者自诩，他要当大学问家，仕途上又追求一帆风顺，势必会师法教化，积伪礼义，正理平治，乐而从善。他受命剿杀太平军，起兵之初，累战累败，损兵折将，濒临绝路，四度投水自杀，又被人救起，受尽天下的冷讽热嘲，奚落讪笑，羞不堪言，恼羞成怒，孰能不恶？
然而，以苦见恶亦非绝对，“善恶则以苦乐之广狭为分”。如杜甫渴望“安得广厦千万间····.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这种“先天下之忧而忧”的自苦其身，虽苦犹乐，至于苦大仇深，忍辱负重，奋发创业者，古来亦举不胜举：西汉司马迁受腐刑后，悲痛欲绝，认为“诟莫大于宫刑”，但他感召于先人精神，“隐忍苟活”，终于成就《史记》这部“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