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民地摊热让深藏在我记忆中的事情又一一浮现了出来。

一回首，我家摆地摊的故事还真不少哩。

最早是在我上小学的时候。家里种的蔬菜瓜果吃不完了，在父母的鼓动下，我和妹妹就用篮子装好，或拎或抬或扛，到离家约两里的公塥老街上卖。

刚开始卖菜，免不了胆怯和尴尬:小心地寻找地面儿，不知道卖什么价钱合适，顾客问价还价都不敢大声应答，低着头眼睛不敢直视顾客，称杆秤时手和腿直打哆嗦。渐渐地，胆子越来越大，言语、动作都大大方方的了。

那时害怕碰到熟人，尤其害怕看见熟悉的老师。只要在人群里瞟见有老师走过来，就赶紧躲到别处去，留下妹妹守着菜摊子。有时候顶了面逃不掉了，一定是面颊发烧硬着头皮打声招呼。如有老师俯下身子要买菜，我是万万不肯收钱的。老师当然执意要给钱，说如果不收钱那她就不买了。我只好收了钱，再添一把菜放进老师的篮子里。老师临走时总会热情地摸一下我的头或者夸我很勇敢、好样的，我早先时的那点紧张就如烟消云散了般。老师或许不记得这些小事了，但我永远记在了心里。她是一位对学生不吝赞美、鼓励的老师。后来，我把她当作我为人师的榜样。

记得那时我心里对衣服鞋袜穿得齐整，提着小篮子买菜的女老师充满了崇拜，很向往以后也能成为跟她们一样的人，不用天天在泥土里摸滚，不会被骄阳晒得肤如黑炭，而是穿得漂漂亮亮的，优雅地行走。或许，那些朴素的想法在无形之中成为了我日后努力读书的动力。

当年有一种恨此处必须要重提。我那会儿找摊位最喜欢找的地方就是后来成为我婆婆家的店铺外面的檐下拐角处，因为那里空地儿大，人流量也大，可是我经常会被现在已成为我公公的胡老爹驱赶。我心里总愤愤地想，我卖菜又不碍你家做生意。有时候被撵狠了我就走开换到别的地方卖，不被撵时我又回来赖着。也不知我前世造了什么冤孽，就这样儿的，我们竟然还阴差阳错地成为了一家人。我在与他儿子结婚后，曾多次拿当年的那些事取笑:“你这老头儿坏得很！”公公就赶忙辩解:“我要晓得是你，怎么可能会撵你呢？”我也会不时地打趣先生:“你是我看着长大的，可晓得？”那时的他还真没有给我留下什么坏印象，就是大夏天的，自己个儿抱着大西瓜啃也不分一块给我尝尝。或许是因为这些经历，我升入初中以后，往往在人群里一眼就能认出他来。

我在初中阶段做过更多种的小生意。

父亲曾是十里八乡手艺顶尖的石匠，原本凭着种田地和干石匠这份副业能养活一大家人，但是随着红砖头一车车地从轮窑厂里被拖出，父亲引以为傲的石匠事业就卡顿了。只能另想办法。之后，我陪父母卖过花生、袜子，不只在街上摆摊，还走村串巷成为了流动小商贩。

再后来，父亲决定同家乡的许多人一道往南京贩卖土鸡蛋。父亲摆摊卖鸡蛋当然是他把鸡蛋挑到了南京之后的事，我是没有机会亲眼看着的。我和母亲负责在家门口收鸡蛋。只要不是上学的时间，我不是在收鸡蛋就是在收鸡蛋的路上:傍晚放学后去附近的村庄挨家挨户地问，周末假日挑着篓子在方圆几十里内的各个村庄间奔走。那滋味，真叫一个酸爽啊！等集满两箩筐一百几十斤的鸡蛋后父亲就会挑到南京去卖。我最喜欢听到的喜讯就是父亲回家后开心地说鸡蛋卖上了价赚了更多的钱。如果有大户或是什么企业食堂一下子把满箩筐鸡蛋全要了，那必是父亲眉飞色舞讲述的传奇了，因为他不仅可以更早点回家，而且能省去许多食宿开销，还不必担心鸡蛋搁久了给闷坏了而遭受损失。

直到我考上师范后，父母终于从摆摊转为了开厂开店。他们靠着终日忙碌辛苦，总算把子女全部培养成才。我们四个姐妹兄弟个个都跳出了龙门。这样的事在我们家乡这个小地方也算得上佳话了，被乡亲父老口口相传。

我嫁到夫家后，每年一到寒假就帮公婆卖货，我负责的恰恰是过年前摆在店口外的食品摊子。我又在小时候卖菜的地方坚守了。我每次称量都是足足的分量。婆婆终于悟得“薄利多销”和“诚信”带来的收益更多，她说里面店堂的生意都比往年好了不少。

胡先生放假很晚，至少要到腊月二十七八，但是为了赶时节多挣一点钱，他每年总要在南街借一亲戚家门前的空场地摆摊卖烟花爆竹。风雪无阻，从天未亮时就打着手电筒开始搬货摆货，一直守到中午才收摊。

每年过年前那些寒冷的冬日里，公婆的嗓子总是嘶哑的，我的脸、先生的手背和脚趾都生了冻疮，一遇热水又痒又痛。先生因为白天太过疲惫，晚上头一挨到枕头，完全是秒睡，我看着是既生气又心疼，只能抱着怀里大眼圆睁的待哺孩儿哄着，熬着。

如今，许多年过去，我们家彻底结束了摆摊谋生计的生活方式。我辈都有了各自的事业。有的在待遇稳定的单位上班，有的开了自己的公司，两边的老人都已安心地在家颐养天年。

那些年摆过的地摊、吃过的苦，那些拼搏历练的岁月，永远值得回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