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一我的小学生活
八十年代初的时候，我上小学，小学建在离我们村一里地左右的一座小山顶上。学校集合了我们村和邻村共三个村庄的学生。那时候学校很穷，一排房子从西向东依次是一年级到五年级的教室、一间教师备课室，一间教师食堂。房子前面是空荡荡的大操场，沿操场周边有几棵细细的柳树，总感觉有点营养不良似的蔫着。空空的教室里面只有一块斑驳的黑板，一块磨得光秃秃的黑板擦和一些废旧的课桌。凳子则是学生自己从家里带来的，各式各样，无一相同。
母亲为了让我上课舒服些，选了家里板面比较宽且比较厚的那种长方凳子，岂不知那种凳子太笨重，我个子又小，费了好大的劲才把它从家里弄到教室里，结果因为生拉硬拽的原故，有条凳子腿松动了，与板面有了缝隙，又加上教室里的地面是生土地面，极不平坦，导致夏天穿衣服少的时候凳子一摇一晃，缝隙一开一合地总会夹到我的屁股。后来学着别的同学修桌椅的样子在板凳中间有缝隙的地方用石头楔进去几块小木头片儿，虽然不太光滑美观，但也不会再被夹到肉了。
教室虽然简陋，但却是我的神殿和乐土。我的思维在这里因为学数学而开了窃，因为学语文而丰富了情感，因为学自然而了解了世界上各种生物的神秘……。特别是语文课上，老师绘声绘色地宣讲朗读常常让我如醉如痴。她描述的景象在我的眼前形成了一幅幅美丽的图画:春天随风摆动的杨柳枝，尾翼成剪刀状立在电线杆上可爱的小燕子，雄伟壮观而又绵延不断的万里长城，金碧辉煌而又等级森严的北京故宫等等，以至于我觉得她讲课的姿态和声音都是世界上最优美的，象是春天的芭蕾！
当时教我们上课的老师大多是民办老师，他们往往一个人要教好几门课程，比如语文老师要兼着音乐或美术课，数学老师要兼着自然或体育课，并且老师的家里也是有地要种的。(我们上小学时农村刚刚实行包产到户不久，农民种地的积极性都还很高，谁不想多种庄稼多打粮啊，何况还要学习先进典型，多交公粮！粮食收获的季节，淳朴的农民都是先将质量好的部分交公粮，剩下的较差的粮食则做为一年的口粮孝敬老的照顾小的！)所以我们当时不光有暑假寒假，还有秋假(现在的孩子就没有秋假了)，秋假不是歇秋，而是回家秋收，我们都要帮着家人到地里干活去。
上学的我们，一年四季除了寒暑假等假期回家干农活外，平时也要为学校做一些义务劳动。义务劳动对我们来说并不是负担，相反是一种积极的“娱乐”活动。
春天播种的时候，我们会和老师一起帮学校刨地，松土，种菜，种粮；夏天麦收的时候，我们会到农田地里拾麦穗充公；秋天是庄稼收获的季节，复收花生呀，地瓜呀是常有的事！冬天快到的时候，我们就到山上摘松果，拾柴火，以便到冬天大冷的时候在教室里生火炉取暖用。之所以称这些活动是娱乐，是因为老师会在特定的时候(比如夏天麦子收割完后，秋天花生收完后)给我们放1一3天的假，然后布置一定数量但都不是很多的劳动任务，并且这几天没有作业，三五个孩子搭起伙来一起到田地里尽情地疯去！特别是男孩子，老师怕他们调皮惹事，往往布置的任务数量是我们女生的两倍，即便这样，男生们之间还是经常有“官司”发生，不是他偷了我的花生，就是你抢了我的地瓜，等交纳劳动果实的时候，有没完成规定的劳动数量挨老师批评的，有一把鼻涕一把眼泪向老师打小报告的，最可笑的是有的男生在花生果上撒尿拌土冒斤充两！这种种“官司”往往是打不清楚的，老师就罚他们统统放学后继续干活，但往往有些学生到最后也交不齐，只能不了了之，索性当了“坏”学生的典型。
当时的我对义务劳动还是非常积极的，都说老师的话就是学生的“圣旨”，这句话一点儿都不过分。爸妈如果大热天地让我到田地里干活，我会撅起小嘴十二分的不愿意，但老师布置的任务我不但不会怕累，还会超额完成。就说复收花生吧，我不会象有些同学特别是男同学一样，在田地里到处瞎转悠，这刨两下，那刨两下，一天下来往往收获很少。我很知道积少成多的道理，所以和小伙伴们选定了一块不错的地段后，我们会一直地刨下去，直到刨完这块地为止，所以收获的成果往往不错，数量不会多到哪里去，但也绝对不会完不成任务！
学习成绩好是学生最为得意的事，在小学我的学习成绩还算不错，基本上也是属于老师家长眼里的好孩子，好学生！好学生很少会因为完不成劳动任务而受到惩罚，这种做法现在看来是极不公正的，其实往往有些“好”学生仗着老师和家长的喜欢和信任而欺侮“坏”学生，而那些被欺负的孩子往往敢怒而不敢言，有的甚至报着破罐子破摔的心理，一步步走上叛逆。这是社会教育只重视孩子学习成绩而忽视个人素质，能力及爱好教育的最大失败！
这是我记得的部分小学生活，一些小而又印象深刻的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