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母呼，应勿缓；父母命，行勿懒。”《弟子规》的这一句虽然是古文，意思却浅显易懂；虽然意思浅显，实际却不是轻易做得到的。
《弟子规》原名《训蒙文》，“蒙”即儿童，古时称童蒙。可见作者原来是要把“父母呼，应勿缓；父母命，行勿懒”教给儿童的。当然，据此不足以说作者认为只有儿童才应该“应勿缓”与“行勿懒”。以“孝”的角度而言，应当是：从儿童时期开始就应做到“父母呼，应勿缓；父母命，行勿懒”。
原文的“父母呼”与“父母命”，主要是指日常生活中的呼唤和吩咐，比如妈妈叫你搭把手抬个东西，又比如叫你去做作业等等。（有些重大事情即使父母对你要求了，客观上你不可能立即去做。）“父母呼”与“父母命”在实际生活中常联着，父母呼唤我，通常是要有所吩咐。在实际生活中，很多人常常“应勿缓”却不“行勿懒”吧？ 这实质就没有做到“应勿缓”。
父母叫我，我听到立即回应——“应勿缓”，这在人的儿童时期似乎更容易做到，大多亲子之间习惯如此。当儿童玩心正炽，会偶尔不立即回应吗？也许。
人由儿童而少年而青年，越长大自然越独立，属于“我”的事情也越来越多。当父母唤“我”时，“我”手头正做着事，是应一声并立即过去吗？我们在那时心里自然不免转过一番考量：父母所吩咐的事情本身合理不？“我”眼前做的事与父母所吩咐的事孰轻孰重、孰缓孰急？经这一番考量，在那时的具体情境中具体地判断和应对。在未遇到具体情境时，抽象的讨论虽然并非全无益处，但毕竟不是实际应对，不真切。
在越长大越独立的过程中，许多人在这一考量上越来越淡忘“应勿缓”与“行勿懒”。淡忘的原因包括认为不必要，认为“父母呼”与“父母命”常常不合时宜。
虽然在“父母呼”时，人自然有一番考量，不过，重孝的人则必有这样的倾向，就是以父母的事为重，自己正做的事能放则放一放。倘若自己正做的事更为紧急（不包括重要而不紧急的事），对父母说明一下，处理完手头的事再应父母之命，父母一般都会体谅，一样是“应勿缓”“行勿懒”。
有时，人沉思于某事，或一心做着某事，甚或沉迷于某事，要抽身出来，一时极难。这些都给人的“应勿缓”与“行勿懒”增加了心理上的阻力。可见，要做到“应勿缓”与“行勿懒”不仅需要认识到它的必要性，更需要有足够的心力从眼前正在做的事情上拔身出来。（德育是养此心力。）
所谓“有诸己而求诸人”，自己做得到才可劝于人。笔者在近些年里有意识地以“应勿缓”与“行勿懒”来自我要求，不容自己违背。
人活着，心头会不断地产生各种各样的渴望。渴望压岁钱“涨一涨”，渴望去某一个地方游玩，渴望买到某一本书……较浓烈而持久的渴望，我们称之为“追求”（若是庸俗的则为“追逐”）。对自身或对社会有明显的正面意义的、本人心中笃定的追求，便是“理想”。不论有什么样的渴望、追求、理想，人所做的一切努力，都为了活得更好。对于什么样是活得“更好”，同一个人在不同时期也会有不同的判断，这就涉及“价值倾向”（未形成价值观之前）或价值观。当一个人的抽象思维发育到足以支撑他的“价值追寻”时，大都会在某一个契机的触动下，开始思想上的“价值追寻”之旅。（旅途或长或短，或直或弯，或弯或极弯。）人在这个过程中就形成了自己较稳定的价值观乃至“三观”（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一个人的“三观”（包括未形成稳定价值观之前的“价值倾向”）就是他面对问题时考量、抉择的倾向。
古往今来，无数人历经“价值追寻”的心路后，深深服膺儒家学说，投身于弘扬儒学。儒家学说重伦理，强调孝，这即是一种价值观。误解的人以为强调孝是消灭了个体的主体性，殊不知，儒家学说或说儒家生活态度的核心——仁——是人的主体性最圆满的完成与彰显。人们看儒家重人伦、重事功，积极入世，往往以为儒家缺少超越的精神。殊不知，儒家的超越是经由存心养性而证悟自性具足的“内向超越”，超越不在彼岸、天国；儒家贯通了天道与人道，明确了“道不远人”而存在于人伦日用之间；儒家的圣人，即凡人即圣人，非仙非道，非神非怪，就是仍食人间烟火的普通人。
儒家最通达人生之道。儒家圣贤深究天理，通达人事（人情），以其深透的智慧，基于自然的血缘关系和普遍人情，安排各种礼来赋予普遍人情郑重的仪式，将生命①的意义安放（消融）在“修身”上②，将生活的意义安放（消融）在“人伦”上③，即为儒家生活。父慈子孝即人伦的重要一端。儒家也重事功（功业），然而不离人伦来讲事功④。在天道与人道相贯通的思想背景上，儒者在世俗生活上日常地过着，亦即是对自己超越的信仰的践行。此即孔孟之所以安住当下，无为而为的缘故。
“应勿缓”浅层是说“孝”，里子则需要人能够“自如”，根子则是一个人的信仰。
注：
①分别“生命”与“生活”为方便之言，为易于了解。至少在现代新儒家那里已明言“生命”与“生活”是一非二。
②《大学》讲：“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
③《孟子》讲：“无父无君，是禽兽也。”
④《孟子》讲：“人人亲其亲，长其长，而天下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