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操临终前做了一件很实际的事：他开始系统性地剪除曹植的势力。这不是出于私怨，而是为政权交接铺路——一个新主上位，最怕的就是内部不服。曹丕继位后，延续了这一策略，对弟弟的党羽进行了更彻底的清理。
但平心而论，曹丕对曹植算得上留情。他始终没有杀这个才华横溢却屡屡“任性而行”的弟弟。在权力斗争中，不杀兄弟已是一种难得的克制。若换成曹植得势，是否也能如此？难说。
曹丕虽无统一天下的雄才大略，但对皇帝这个位置，他还是很想坐一坐的。曹操不敢做的事，他做了——代汉自立。
为什么曹操不敢称帝，而曹丕敢？
曹操自起兵以来，一直打着“兴复汉室”的旗号。麾下文武，多有真心念汉之人。他自己也对汉室有复杂感情，加之天下未定，称帝的阻力太大。曹丕则不同。他接手的是一个已然成熟的曹氏集团，手下多是曹家臣子，对汉室早已淡漠。
更重要的是，曹丕找到了换取支持的关键筹码：他向世家大族让步，采纳陈群提出的“九品中正制”。
这制度表面是选官机制，实则是一场政治交易：由中央任命的中正官（多由世族官员兼任）评定人才等级，共分九品。理论上要兼顾德才与门第，实际操作中却主要“计资定品”——说白了，就是看出身。
这与曹操“唯才是举”的政策完全背道而驰。曹操曾三下求贤令，哪怕“不仁不孝”，只要有“治国用兵之术”都可任用。而九品中正制却彻底堵死了寒门的上升通道，让选官成为世族的内部游戏。
曹丕用这项制度，换来了世族对他称帝的支持。
接下来，他需要一场戏剧性的禅让仪式。
整个过程颇具讽刺意味。先是群臣劝进，曹丕坚决推辞；然后大家明白过来——该由汉献帝主动让位。于是刘协被迫“恳求”禅位，曹丕则“再三推辞”，上演了一出三请三让的古老戏码。
最终，在隆重的禅让典礼上，曹丕忍不住说了一句大实话：“舜禹禅事，我今知矣。”——原来舜禹禅让是这么回事，我今天总算明白了。
这句话泄露了天机：所谓的禅让，从来都是实力对比下的不得已为之。
称帝后，曹丕做了两件巩固政权的事：一是削弱宗室权力，防止兄弟争权；二是进一步强化世族地位。这两件事看似巩固了统治，实则埋下了祸根。
削弱宗室导致曹家无人可用；依赖世族则让司马氏等大家族逐渐掌控实权。几十年后，当司马家联合其他世族逼宫时，曹氏几乎毫无还手之力。历史又重演了一场禅让大戏——只是这次，主角换成了司马家。
曹丕的悲剧在于：他用来巩固权力的手段，最终瓦解了权力本身。他向世族让步，换取一时稳定，却为王朝的覆灭埋下伏笔。
托克维尔曾说：“最危险的时刻通常就是它开始改革的时刻。”曹丕的改革，用九品中正制换来了称帝的顺利，却也开启了门阀政治的时代。
从这个角度看，曹丕或许赢得了眼前，却输掉了未来。
历史就是这样：有时候，最容易的路，往往通向最危险的地方。（曹操篇完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