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刚过去了“二月二龙抬头”，转眼就到了二月底，离武汉“封城”已然过去了近40天。这是疫情防控最艰难的一段日子。也是14亿国人同时“宅家”的一项世界纪录，当然，也饱含了痛苦和悲伤，检验了国家动员能力和意志力，展现了大国风范和责任。
宅在家里这么长的时间，从最初的惊愕到恐慌，再从紧张到焦虑，近40天的封闭，不论是奋战在一线的医务人员，还是公安民警、社区志愿者以及所有为防控疫情没日没夜工作的人，不论是因为疫情无法返家的人，还是宅在家里的人，心里和心理状态都在发生变化。
特别是那些有意无意隐瞒武汉往返经历，甚至已经“阳性”感染的人，其心里究竟是怎么想的，心理状态是否存在“异化”，我们很可能还没有将关注的目光投向这类人群。尽管人数不是很多，但“损害力”不容小觑。这样的例子不少，要感谢所有追根寻源的人员，是他们最终堵住了这个漏洞。
面对这些“隐瞒者”，我百思不得其解。
他们为什么要“隐瞒”？除了极个别恶意的人外，绝大多数人的隐瞒，实事求是地讲，他们自己其实也是“隐瞒”后果的受害者。最近两天，国外也有类似的案例出现，这是否说明，在重大传染性疾病来临的时候，“人类”大多会呈现一个共同的特征——趋利避害。
在这个“特征”下，我一直在想“为什么”。这些天，我理了一下自己的思路，也许是这么几点：
一是躲避。当听说不明肺炎疫情流行的时候，大多数人趋利避害的思想肯定是占住了首要位置。特别是武汉即将封城，其疫情的严重程度大大出乎意料的时候，许多人随着春运的节奏快速“逃离武汉”。我以为，这是人的本能，无可厚非。至于某些官员临阵脱逃，那是另一个方面的问题，不在此列。
二是侥幸心理。有部分人有武汉往返的经历，却不及时汇报，甚至极力隐瞒，也许是存在侥幸心理，想着自己不会带病毒，或者没有被感染，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这一方面是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的严重性认识不足，另一方面在为自己的行为带来的后果缺乏认识。当然，这样说可能要求过高了，对于普通人来说，可能并不想卷入这样的“危险状态”中。
三是怕被歧视。武汉封城前，确实有相当一部分人从武汉输入到各地。封城以后，特别是疫情得到确认后，“武汉人”，或者“湖北人”几乎成了“新冠病毒”的同义词，全国各地开始禁止他们输入，甚至变相驱赶。以至于他们中的一些人成为事实上的“流浪者”。这是不对的。
这方面做得最好的是湖南长沙，他们将暂时无法返家的武汉人或湖北人集中在一起，热情关心和悉心照顾。但毕竟只有照顾的面太小，依然有许多被歧视的现象屡屡发生。这就导致一些有武汉往来经历的人不敢承认这一点，给疫情防控造成了被动的局面。
四是怕被隔离。因为一旦被隔离，就意味着失去了行动自由，就意味着有可能是被病毒感染了。想着那么多因肺炎死去的人，心里自然是有一种恐惧感的。于是，变异的心理除了隐瞒，以及由隐瞒带来的逃离，就成了某些人的“选择”。对于这些人，除了加强教育和疫情防控知识教育外，更多的应该是心理疏导。
上述这四种心理状态最终导致的后果是很严重的，一是延误了自身的治疗，二是新冠肺炎传染性很强，几乎可以传染任何接触到的人。这其中，聚集性感染尤为严重。三是给疫情防控带来空前压力。
据报道，全国有20多名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患者故意隐瞒病例。如：山东潍坊的一名患者刻意隐瞒个人旅行史和人员接触史，致68名医务人员被隔离；福建一名患者明明从武汉返回，却对群众谎称来自菲律宾，致使脱离监管，未按规定进行居家隔离，还几次参加宴席，导致7人感染新冠肺炎、近千人被要求居家观察。
这些人的行为是令人不齿的，就其本人来说，也是可悲的。但愿我们能够从这一场疫情中吸取教训，为这场战疫的最后胜利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