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深深吸了口气，“我会回来参加爸爸的葬礼的。”挂了电话后，我躺在沙发上，陷入回忆。
我出生在旧金山的唐人街，那里的街道不像美国其他街区那样整齐划一，那多的是不同颜色不同高低的房子错落有致地拼凑在一起，还有弄堂窄巷穿插其间。我印象最深的是那一面面色彩斑斓的霓虹招牌，上面写的新华饭店、广东银行、龙凤楼是我第一批学会的中国话。我想念那里的日日夜夜，虽然那里充满肮脏、歧视、鱼龙混杂，但在我的记忆里，那里是我的故乡。我想念人潮拥挤中彼此讲的中国话，四目相对时看到的都是中国人墨黑的瞳仁，即使他们眼神中满是疲倦与沧桑，但翌日一早他们又能起早贪黑为了改变命运而不懈奋斗。这就是中国人的美德，勤劳勇敢，艰苦奋斗。
我的爸爸妈妈都是“卖猪仔”来到美国的，不同的是爸爸是自愿的，他以为美国这里遍地金银，于是他签了卖身契，漂洋过海从广州来到旧金山。这里的确是遍地金银，但都是白人的财产，爸爸来到旧金山的第一份工作就是替白人挖出他们的财富。他成了一个矿工，日也挖，夜也挖，他低着的身子从来没有抬起过，这就是他一直驼背的缘故。后来金子淘完了，工矿关闭了，三藩市从金山市变成了旧金山市，爸爸就失业了。接着他来到唐人街，在一家叫新华饭店的餐馆里当洗碗工，日也洗，夜也洗，他低着的身子仍旧低着，从来没有抬起过。但我的爸爸很勤劳精明，他偷师学到了一些厨艺，于是他成了厨房打杂。他给厨师们打下手，洗葱切菜，调味端盘，十分卖力。不久他升了副厨，再不久他成了大厨。
至于我的妈妈，她是被拐来旧金山的。她告诉我那时候她还很小，她不知道自己几岁就来了美国。她唯一记得是送她来美国的那艘船塞满了，人挤着人挤着人挤着人，有人坐在别人的头上，有人压在别人的腰上，就这样过了三个星期，等到这艘船在旧金山靠岸时，只剩下一半的人走出船舱。妈妈说她那时候转头去看，船舱里被人压着腰三个星期的那个人，至死都保持着躬身的姿势。妈妈来了旧金山后被扔去了唐人街的妓寨，但她还太小不能接客，所以她就帮那些小姐姑娘们端茶倒水。妈妈说她小时候长的机灵惹人怜爱，一个红牌阿姑特别喜欢她，花了钱买了她当女儿养。这才使得我妈妈没有沦落风尘。妈妈对她的妈妈，那位红牌阿姑，也十分感恩。
爸爸和妈妈结婚是媒人介绍的包办婚姻，我听到也觉得愚昧落后，但事实上这在当时是很常见的。因为美国人不喜欢蠢笨愚昧、只会出卖体力赚钱的中国人在他们的国家繁衍生息，于是出台了一些列法律法规严禁中国移民。早期的来美华人大都是青壮年的男人，《排华法案》的出台使得后来想跟随丈夫移民去美国的中国女人越来越困难，这种终于达到美国佬的目的：越来越少的中国女人，越来越少的中国婚嫁，越来越少的华人宝宝出生。再加上美国人不能与中国人通婚的法律一出台，在美的中国男人想娶到老婆就更加难了。另一方面，那些出生在美国的华人女子（虽是美国国籍但仍是次等公民）还有被拐去妓寨名声不好的小姐姑娘们，她们也少有出嫁的门路。于是媒人就成了这两头迁桥搭线的中间人了，双方各取所需，成婚生子，延续香火。
我父母的包办婚姻起码算得上是四平八稳，他们婚后生了两个孩子，我和弟弟。我还生活在唐人街的时候，和妈妈、弟弟的感情都很好，和爸爸却不，他认为女儿是赔钱货，但这只是原因之一，更多的原因，我不想想起，我还未能接受。
诚如妈妈所言，在弟弟没出生前，我也过了一段掌上明珠的日子。我在唐人街读幼儿园，准备升小学时，妈妈向爸爸提议送我去唐人街外面的街区小学上学，她希望我得到更好的教育，能够有个高起点。那时爸爸刚好升了主厨涨了工资，他竟然也欣然接受了。
我读二年级的时候，弟弟出生了，从此我在家里的地位被打到谷底。但我还是爱这个弟弟的，谁能不爱他，只要我握着他的手看到他冲我笑，我就发自心底感到高兴。
越长大，我和爸爸的矛盾越深化。他觉得我是在美国出生长大，我的身上没有一丝一毫中国女人的温柔、善良和孝顺，我也觉得他顽固不化。他讨厌我牙牙学语时讲出的ABC，即使他知道在这个金山城市，不能讲出一口流利的英语就低人一等。他也讨厌妈妈帮我买的吊带连衣裙，他说袒胸露乳让人恶心，但是，我那时候还是个十一二岁的女生，我的胸部还是一片平坦。他甚至讨厌我长身体，因为他为自己常年劳动而形成的驼背感到自卑，他不能忍受我的身高足以与他平时，他更加厌恶我穿高跟鞋，这样我就能俯视他。我的身材高挑纤长，我把这归功于妈妈的基因。妈妈也是一个高个的女人，但他为了维护她丈夫身为一家之主的尊严，她在爸爸面前总是低头弯腰，让她那位在外头受尽苦难的丈夫回到家能得到应有的尊重。
自我步入青春期，我们父女俩的斗争更加是没一日休止过。他整日数落我穿着露出大截肩膀和大腿的短衫短裤。我辩解说：“我的同学们都是这样穿的！”他就更加恼怒：“你就是个假洋鬼子！”我们最根本的争斗还是金钱问题，他无数次想让我辍学打工，如此就能为弟弟攒下更多的教育基金，而且还能帮补家用和照顾弟弟，他认为这是一石三鸟，实在不能有比这个更好的出路了。那时候我倔强地想着，绝对不能让爸爸得逞。我学习十分刻苦，这使得我即使在一众白人中也是突出优异的尖子生。我凭借每年获得的奖学金成功堵住了爸爸的嘴。这才让我有机会完成学业，离开唐人街，离开旧金山，去到另一个城市，争取另一种生活。
机舱里的灯光突然亮起打断了我的沉思，飞机准备降落在旧金山机场。
爸爸的葬礼安排在一星期之后，与妈妈结束通话后我发了封邮件给上司，将情况悉数告知她，她十分理解并批准了我的假期。然后是订机票、订酒店、收拾行李，第二天一早我就拉着行李箱赶往机场，回到阔别已久的故乡。
妈妈说要来接我。我说不用，我自己能回唐人街。她在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下，说：“你先回新华饭店来，我再带你回家。”
原来他们搬家了，我不知道自我离开后他们的生活是更上一层楼抑或是等而下之，总之都与我无关。但她提起来新华饭店，一霎那勾起了我的回忆。
新华饭店也就是我爸爸妈妈打工的地方。它是坐落在唐人街上的一家中餐馆，典型的中国风装修风格，大门口两边各自安放两只石狮子达到生财之意。饭店总共两层，一楼大堂，二楼雅座。
我十六岁初中毕业后，妈妈坚持要我上高中，我也一样，我想摆脱唐人街的生活，我不想终身困在这个肮脏的社区里，我不想后半生依靠替洋人们端盘子洗衣服来养活自己，尽管我的父母就是用他们炒菜洗碗辛苦赚来的钱，供我吃、供我穿、供我读书，但发自内心的，我嫌弃他们，我也嫌弃自己低等公民的身份。
但爸爸才是一家之主，他看着我们娘俩，轻蔑地问：“那谁来照顾语杰？”语杰是家里的九代单传，是我爸爸最疼爱的宝贝，也是我最疼爱的弟弟。
爸爸和老派的中国人一样，也和唐人街住的其他中国人一样，他们认为女儿是赔钱货，供她们吃穿就够了，怎么可能让她们出去上学？况且老祖宗说过，女子无才便是德，女人天生就应该三从四德，长大之后找个好归宿然后相夫教子。要不是我出生在美国，爸爸肯定要我像奶奶一样裹小脚。我只从照片里见过奶奶那双和馒头一样大小的小脚，事实上我从来没见过她，因为我从没回过中国。中国在我的记忆里只是一个遥远的、陌生的名词，但爸爸妈妈都很怀念中国，他们说那里国土辽阔、珍宝无数，这就是他们无怨无悔地在旧金山从事高强度的下层劳动工作的原因，他们妄想著有一天能够攒够钱回中国老家去盖大房子，光宗耀祖。
我和妈妈都不做声了，一个柔弱的声音从我们身后传来，“我都八岁了，我能自己照顾自己。让姐姐上学吧。”这声音虽然柔弱，但是十分沉着坚定，这是我那惹人怜爱的早熟聪慧的弟弟的声音。
我感激地看了弟弟一眼，“我上学前会去送弟弟上学，放学了也会去接他，”我鼓起勇气对爸爸说，“我还会去饭店帮忙。老李叫过我去当迎宾小姐，说每个星期能给我十美元。”老李是新华饭店的老板，爸爸是他手下的厨师，妈妈则是他的洗碗工。他对我们一家都很好，过年过节总会给爸爸妈妈放半天假，还会给我和弟弟包红包。我能想到最好的工作就是去他那里当迎宾小姐了。
妈妈也接着说：“语林的成绩好，她老师说她以后是做大事的人，老公你就当借了钱给我们女儿，她以后赚了大钱自然会还回来的。”
爸爸沉吟片刻，终于说出特赦的话语：“但是，工钱得上交给我当家用。”
于是每天放学后，我所需要做的就是来到新华饭店，从下午六点到晚上十一点，站在门口的大红色灯笼下，微笑，微笑，微笑，躬身用中国话喜气洋洋地说：“先生，女士，欢迎光临。”然后领他们坐到空位上。我不知道那些老外能否听得懂中国话，但老李要求我一定要讲中国话，他说这样才能让老外感觉“宾至如归”。宾至如归？他们根本不是中国人，他们甚至十分排华。但我们的餐馆也不止外国人光顾，大多数的客人还是中国人，这时老李又要求我用英文来说迎宾的话，他说这样显得洋气一点。这就是我的职务，站在新华饭店亮着霓虹灯泡的招牌下，笑容僵化、腿脚发麻、自由切换中英双语来迎接中外宾客。这份差事能为我赚来少少家用，好够我上交给爸爸，换得我能去高中上学的資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