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1年，父亲19岁，因为爷爷“身份特殊“，身材略微胖的父亲，在那一年也入伍了。干部子女带头，于是爷爷把父亲送到了远在甘肃兰州的部队。说是国防科研部队，其实父亲刚到的时候只能在菜地里帮忙。父亲没有文化也是因为，爷爷做了村支书，家里的劳动力父亲这个大儿子肯定是要挑重担的，农村里的人过日子，那时候就靠挣工分，谁家劳动力富足，日子就能过的像样一点了。
没有正正经经进过学堂，可是父亲比起那些混日子的孩子还是足足有余的，每次家里轮到父亲放牛，给牛挑块好草，牛绳一栓，父亲就溜进学堂去了。他说村里小学的胡校长夸他聪明，别人小学毕业的时候，他大概也有三年级的水准了。
到了部队，体力活是难不倒父亲的，唯独去夜校上课让他如坐针毡，就父亲那三年级的基础是怎么也解不开三角函数的。一堂课回来，父亲免不了躲在被窝里流眼泪。
到部队的第二年，大约是因为在这一年里的勤劳表现，父亲有幸成了酒泉卫星发射基地的影像记录员，这也为后来他从事摄影工作打下基础。
部队生活是艰辛的，别的不说，从浙江跨越大半个中国来到甘肃，要适应这里的环境都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啊！父亲的军人生涯比别人都要长，他自己算过，那是六年零七个月，如果不是大龄青年结婚问题，爷爷还会说那句话，祖国需要你就再留下。
27岁那年父亲退伍回到萧山农村，他的第一份工作是下村放电影，于是在我们童年的印象里，我们的父亲是晚上上班的，他的工具是一只小木箱，一只小皮箱，每次出门，父亲便把它们绑在他那辆28寸的大自行车后座。
对于父亲的这份工作，我是倍感骄傲的，因为每次放映的新片一到，邻居们总会在晚饭的时候先过来向我打听，而我呢，只要不是去太远的村子，父亲一般都会同意把我放在他的车头上。直到后来，哪怕放的是我已经耳熟能详的电影，我也必需跟上，其实电影场上多的是和我一样，不看电影看热闹的人。
多年以后，镇里的领导找来父亲，想出资让他在镇上开个照相馆，这样农村人不用再进城拍照片了。80年代初，证件照也刚刚开始流行，父亲大约也没有多做考虑，就答应了下来，父亲一直记得南拳王是他放映的最后的影片。
从此我坐上了父亲的后座，车头上是我的妹妹，她总是抱怨下车的时候她的脚是麻的，仿佛有一群蚂蚁在往脚心里钻。我也只能安慰她，我就是这么过来的。
父亲开了照相馆，我和妹妹就没有以前在电影场上那么好玩了，所以大多时候，我们去看对门的金国民偷偷练舞，看阿泰师傅画画，写字，去墙门里阿姨家玩井水。再没什么好玩的时候就拉着水芬姨玩抽筋剥皮。
偶尔我们也有收了性子的人时候，父亲就把我们带进暗房，刚进来这里是不许开灯的，等冲片完毕，也只能开一个红灯，所谓红灯，只是普通灯泡外面加了红色颜料。接下去爸爸坐下来印照片，比豆一下我和妹妹一人一把木钳子，我负责显影盆，她管好定影盆。时间久了，不用父亲嘱咐，我们自己也学会分辨颜色深浅，然后往外捞照片了。
这是父亲的第二份工作，他一直做到他生命结束，长大以后我们也问过他这样的问题，你有没有想过换工作，父亲笑笑，说19岁那年，他听不懂三角函数，看到记录员背起相机的那一刻，他对自己说，其他的我学不会，这个如果老师愿意教我，我愿意做一辈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