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今年五十岁，不惑之际。

我今年五十岁，三十二年前本不属于这里。

我今年五十岁，想......回家。

我那年十五岁，我和我的父亲、母亲、还有大哥一家四口住在老虎山的一侧山脚下，一个村民为数不多的小村子，小村子的最中央沿着一条大马路一直通到大海边。我和大哥所读的初中，建在老虎山的另一侧。初一时，我的母亲每天都会在凌晨三点半悄悄地爬起，轻声地走下木制楼梯，为我们俩兄弟蒸番薯和些许白大米，准备腌制的咸菜，装好满满的两大饭盒。我正沉浸在睡梦之际，大哥总在天蒙蒙亮时拍着我的背把我叫醒，我的潜意识在激烈地抗争，可我的身子却无奈地行动着。背上书包，塞上了母亲给我们的盒饭，当时总是会埋怨母亲怎么把盒饭装得这么重，除了盒饭，书包里只有一本皱巴巴的练习簿，一只钝了头的中华铅笔还有一块黑漆漆的蓝色橡皮。当时村子里有许多户人家的孩子已经拥有了一辆飞鸽牌自行车，我们两兄弟用不着。我们去学校走的是山路，是老虎山的一条弯弯曲曲的小山路。那时的天空常常和刚入夜时的深蓝色一样透亮，看来这一天准是又逢上了一个好天气，好天气倒是个好天气，我倒是不怎么高兴，这天又是在学校度过的。不，每星期七天里足足五天都要待在那儿，在学校里最大的乐趣就是数着日子过日子。我的年少时光，学习时光，在等待结束中结束。

我那年十八岁，正式辍学。大哥到城里寻了一份拉卡车的活儿谋生，我不愿意出去，母亲便同意我每天去田地里帮她放牛。许多个日子里，田地里总有我和我那两头老黄牛的身影。对于这种放牛的日子我说不上喜欢，也算不上厌恶，这总比在学校里被老师唠叨在县城里听人使唤盼望着日子拿钱好过得多。我继续日复一日地等待着，等待着有什么趣事发生。几个月后，我认识了三个与我一样辍学的男孩。他们有的与我年纪相仿，有的辍学已经多年。他们谈话的内容做事的方式我是极有兴趣的，前几天揍了哪个黑脸瘦小子一顿，什么时候偷了哪个女人的钱袋子，诸如此类。几个月后我们称兄道弟，计划着在小路上劫那白胖男人的钱。天空中下起不起眼的毛毛雨，自在地洒落在稻田中，我望望那在稻田边等我的三个兄弟，我赶忙把两头牛拴在了细树桩上，大步向他们跑去，他们仨坐在长满草的泥土小道上，吸着不知是哪个牌子的香烟，三个人吹出的烟气与这迷蒙的云雾缭绕在一处。年长的一位兄弟拍了一下另俩个哥们的肩，顺势从土道上站起来递给我一只烟，我把烟放在耳根摸了摸，稳稳地夹在了耳间。我们四个人肩挎着肩向那条小路走去，躲在隐蔽的地方静静地观察着路上行人的一举一动，等待着哪个白胖男人的出现。那时刻，我的心仿佛悬在半空，却又满怀不知从何处得来的期待与兴奋。不远处走来的正是那白胖的男人，手里好捧着一个夹肉烧饼，我们当中最年长的大哥见状立马冲了过去，横在了土路正中央，我们紧跟其后，最年长的大哥一把手将男子手中的饼拍到了泥土地上，那白胖的男子啐啐地骂了两声，向我们翻了个白眼，刚想要从我们身旁绕过去时，被年长的大哥一把揪住双耳，狠狠地摔在了硬邦邦的泥土地上。白胖男子挣扎着站起朝年长大哥的裆口重重的踢了一脚，我们仨立刻扶定大哥，马上将那男子压制在地上，大哥和我们一起对那白胖男子你一脚我一脚地踢打了起来，试图将我们年轻人该有的气力一齐显示出来。我和年长大哥两人分别朝那胖男人的头部重重地踢了几脚，霎时间，男子失去了意识，地上满是男子的血迹，他的身躯开始僵硬，慢慢的。其他三个兄弟见人多半是断了气，慌张四散逃跑，我的心霎时间重重地沉了下来，脑子里一片空白。我呆呆的跪坐在地上，喉咙处的皮肤不停地颤抖，颤抖。聒噪的警笛声由远及近地拉响，越来越清晰，越来越绵长。我上了警车，被判无期，我什么都还没有准备好什么都来不及准备也不知道准备什么。从那以后，我听说那两头老黄牛在水稻田里被雨淋了三天三夜；我听说哥哥马上从县城里赶回家中扛起了一切；我听说母亲听到我判刑的消息时全身瘫软、泣涕如雨；我听说父亲抽着烟默默无语、低头叹息；我听说我听说着的。在监狱中，哥哥常常会来看望我，我的父亲、母亲在每一年都会在一个固定的时间来看望我，后来的几年，母亲不常来，哥哥说，母亲的腿脚不利索了。后来，一位中年刑警告诉我若我在狱中表现得好无期是能够减刑能够变成有期的，这一消息牵动着我、哥哥、我的父亲、母亲的心弦，此后这成了我们全家最大最大的希望。我终于有一回目标明确的等待了，只是，这等待，多了几个人。

我那年二十五岁。这是我服刑的第七个年头，也是我老实改造的第七个年头。我有一个好事。在一个下着毛毛雨的深夜，我在狱房中浅浅地入睡，夜如往常一般寂静，走廊里依旧点着几盏微黄的小灯，鼾声依旧不知来向地从四面八方飘忽而来，我依旧安安静静老老实实地等待着，等待着我等待着的。已是深夜，铁窗外依旧飘洒着毛毛细雨，雨丝被风吹洒入窗内，落在我的脸上，隐约能感觉到那窗外的凉快感。忽而，不远处传来了阵阵铿锵有力的脚步声，那脚步声带有一定的节奏，那是令我心跳的脚步声。一位刑警在我的牢房门前停下，下了床，借着微弱的灯光，我隐约能够看清他脸部的轮廓，的的确确，他就是七年前那个刑警，那个给与我希望的刑警。他将手中夹着黑色水性笔的文件向我抛掷了过来，准确地落在了我的床上，“仔细看看吧，这是申请减刑书。”看到“减刑”两个字时，我立马在最后一行签了字，这字还是和中学时代一模一样，喜欢东倒西歪。虽然减刑书上声明将我的无期改为三十三年，那时约莫五十一岁了，心中仍旧欢欣不已，老是老了点，总归能回家的，总还有些许气力干些什么，人都活了大半辈子都还没有使多少力气。这下，可好了。

我那年三十五岁。这是我服刑的第十七个年头，也是努力改造的第十七个年头。我有一个喜事。我的大哥在一个大清早便来看我，隔着监狱专门设置的玻璃窗，哥哥告诉我他要结婚了。透过这玻璃窗子我见到了哥哥脸上浮现出与曾经的笑容完全不一样的笑容，哥哥这样的笑容我无法准确地描述，我很爱看，看到时就像拨着棉花轻轻地对着我的胸口挠痒痒。监狱里的这一层玻璃仿佛许久未清洗过了似的，沾染着大小不一密密麻麻的小灰点，哥哥的面庞我仍看得清清楚楚。从那一刻开始，我真切地感受到家中另一位亲人的存在，虽然我们还不曾照过面。爸妈多了一位照顾他们的人。也许在不久的将来，我的哥哥嫂嫂的儿女也就出生了，也许在将来，我......

我那年四十五岁。这是我服刑的第二十七个年头，也是安静改造的第二十七个年头，离五十一岁还有六年的时间。可是，我离家更远了。我申请去了处在大西北的一所新疆监狱，据说调去哪儿还能够减刑一年，足足一年。多次的加加减，我的五十岁，回家的五十岁。剩下的五年时间对于我来说似乎就是一眨眼的功夫。这个好消息，我是从刑罚比我稍轻的一个狱友老顺口中得知的，平时他和那些看管我们的警察混得比较热火，消息自然灵通。老顺在我们离开之前再三告诉我，新疆的环境不是一般人能够承受的，在那里不像是生活的的问题，更像是一种生存的问题，我坚持自己的决定。就这样，我们俩带着镣铐和一帮警察一同搭上了搭往新疆的铁皮火车，火车的铁皮外壳锈色斑驳，不知是掉了一片油漆，还是破了一块铁皮，车厢地下沾满了大西北特有的黄泥。我是第一次坐这样的铁皮火车，一想到我的五十岁那年还要再坐一次，扑通扑通的心跟着车轮的节奏跳动着。

我那年四十九岁。这是我服刑的第三十一个年头，也是等待的第三十一个年头，只有一年的时间了。这一年也是我与老顺当狱友的最后一个年头。他离开了，我不着急，只有一年的时间了。那时正值大西北的黄沙刮得最凶，我特获允许带着镣铐被刑警带着给出狱归家的老顺送别。老顺穿得整整齐齐，头发许是刚刚理顺的，我左手捧着手铐的铁链，右手抬起为老顺弹了弹他那白灰相间的发梢，相视而笑。我们俩的脸色隐约在漫天的黄沙之中，沾满黄沙的两片厚厚的嘴唇都显得格外的苍白，不过老顺的脸上多了一丝丝神采。离别之际，他伏在我生满了冻疮的耳朵旁说了许久的悄悄话，才被警察领着离去，渐渐模糊在漫天黄沙之中。他归家路上，乘坐的，也是那辆斑驳的铁皮火车吧。在老顺离开的两个月后，我被新疆的一位医生诊断为肺癌晚期，生存的机会几近渺茫，日子也不长了。身边的其他狱友们为我惋惜说我当初不该调来大西北的。我让狱警不必为了我治不好的病劳心，暂时不要告知我的家人们，除非......

我今年五十岁。今天是除夕夜，我刚满五十岁，服刑期已满。脱下了囚服，换上了病号服。原本的今日，我想我已经坐上了那列斑驳的铁皮火车，而不是全身插满大大小小的针管，躺在病床上动弹不得。今夜的大西北是寂静的，白日里的黄沙渐渐下沉，下沉得一干二净。透过窗，这是一片怎样洞蓝而又深邃的夜空。在大西北的远方，应是万家烟火吧。病房里只有一张床和我，额头上方的空气里，除了药水的味道，还盘杂着我松垮垮的气息，灰白的发丝已经不听使唤，稀疏地耷盘在一处，它们也累了吧。

我今天五十岁，将我半辈子的气力都使了出来，用来回忆半辈子。

我今年五十岁，不惑之际。

我今年五十岁，我不属于这里。

听他们说，哥哥正连夜从家里赶向这，他也是乘坐那列斑驳的铁皮火车吧。

我还有气力。

我今年五十岁，该......回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