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史学著作中，通史应该属于容易撰就但很难写好的一种。所谓容易撰就，是因为按照时间顺序铺排人物史事，即可编成一本《XX通史》，时间、地点、人物、事件、影响、意义，一应俱全；但很难写好，是因为教科书式的编排难以引起读者的兴趣，它可以作为资料进行查阅，可以作为深入了解事件的线索，但却无法让人兴致勃勃地从一而终。所以从1900年章太炎发表《中国通史例略》，梁启超于1901－1902年开始酝酿写《中国通史》，夏曾佑于1902到1904年首以章节体写成《中国历史教科书》，再到三四十年代已有三四十种中国通史教材，但1945年顾颉刚先生在《当代中国史学》中推崇赞许的，只有吕思勉《白话本国史》、《（吕著）中国通史》，邓之诚《中华二千年史》，陈恭禄《中国史》，缪凤林《中国通史纲要》，张荫麟《中国史纲》，钱穆《国史大纲》，共六人七部，足证通史写作之难。而其中富有个性、语言生动的，便只有张荫麟的《中国史纲》，可惜天妒英才，《中国史纲》只写到东汉以前张先生便英年早逝，令人伤感倍至。
通史之所以难写，按照王家范教授的观点，是因为“编通史需要有高的识见和全局驾驭能力，最好是由一人通贯到底。他很象是一位具有艺术天赋的导演，要把历史舞台上的人和物、时间和空间调度得活灵活现。”能把“通”字做足文章，自然全盘皆活。而“‘通史’的最高目标，自然是‘精神’与‘体系’二者统一。所造之境必合乎历史之自然，所写之意亦必凸显历史之真义。”无论是张荫麟的《中国史纲》抑或钱穆的《国史大纲》，都是作者在充分了解了本国历史精神真义的基础上，对史料进行合适的剪裁，再以生动或富有哲理性的语言进行表达，方能引人入胜。直至今天，大学中的史学专业尽管有专门的通史教科书，但教师依然鼓励学生以《国史大纲》作为勾勒历史线索的蓝本，原因即在此处。
以这一标准衡量，王新生教授的《日本简史》达到了教科书的一般要求，但离优秀通史尚有距离。王教授专长研究日本历史与政治，有专著与论文研究“日本模式”，此《日本简史》是在他对日本研究多年的基础上撰就的了解日本历史的入门书，曾获得“2006年北京高等教育精品教材”的荣誉。从全书的结构来看，从日本早期国家的形成，到中世武家势力的增长，再到近代明治维新后的对外扩张以及二战后日本经济的恢复与腾飞，都做了相当简明扼要的分析阐述。其中第四章第二节“55年体制”的形成，是在作者博士论文《“55年体制”研究》（2002年北京大学优秀博士论文）的基础上写成，有着相当深厚的功底。但或许也是“学院派”的通病，在编写教科书的过程中重视观点与材料的整合，却忽视了语言与表现形式的重要。作为了解日本历史的入门书，本书是很好的一本指南，但若要吸引读者始终如一的阅读注意力，恐怕就很难与《史上最强日本史》之类的书籍竞争了。
自从《明朝那些事儿》横空出世之后，读者对于历史写作的鉴赏口味越发刁钻，除了史事必须准确之外，语言表达的风趣幽默成为选择的重要标准，所以孟森先生的《明史讲义》自然也难与当年明月相抗衡了。或许这也是网络时代对学术研究的一种挑战，如何能够将学术研究的最新成果以合适的方式向普罗大众表达，是学人需要考虑的一个问题，尤其在通史写作上更应如此。也许很多学术研究的成果只能在小圈子中分享，但学者应该有一种职业的自觉，那就是在推动学术研究进步的同时需要肩负起对民众的教育责任，而这种教育需要用更为平易近人的方式去实现才能有更理想的效果。不可否认的是，到今天为止，我们依然没有一部通史可以超越《中国史纲》和《国史大纲》，这不仅在于研究的功力，更在于我们如何认识这样一种体裁和方式，对民众历史教育的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