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陈默用发剪和扳手画了一个同心圆，但最终发剪和扳手成了平行线。
我和陈默从初中起就是班级末排的光荣学渣。
我们默契地共享着班里垫底的光荣头衔，每次考试卷子发下来，我和他总是迅速地对视一眼，撇撇嘴，把卷子塞进桌洞深处——不用看也知道上面躺满红叉。
教室的吊扇总在数学课发出恼人的嗡鸣，我趴在课桌下用圆规在课桌上刻歪歪扭扭的蝴蝶，邻桌的陈默回头递来一块泡泡糖，包装纸上用铅笔写着：“老班后颈的头发翘得像鸡窝。”我们捂着嘴笑到发抖，粉笔头精准砸中他的额头。那时候我们都以为，人生最苦的事不过是背不完的英语单词。
十六岁离开校园，我拿着母亲给的50元去县城的一个美发店当学徒，每天给客人洗头发洗到指尖发白。陈默也来到县城在汽修厂跟着师傅学修发动机，手掌磨出的茧子比我手里拿的梳子把还要厚。
有一天下班时间下起了大雨，正愁着怎么回出租屋，却看到他顶着一头机油冒着大雨来给我送伞，手里还拎着一把扳手，雨幕里他举起扳手当话筒，说以后要开全市最气派的汽车美容店，挣多多的钱，让我过上好日子。我举着发剪笑他像个野人，发梢的水珠滴在他满是油污的工装上，晕开一朵朵深色的花。
学徒几年后，我在小县城的步行街盘下间二十平米的小店，取名“发丝语”。陈默也在汽修城租了门面，招牌上的“默记汽修”四个红字刷得锃亮。这时候的发剪和扳手相爱了。
我们结婚那天，他攥着话筒说要让我做一辈子最幸福的女人。婆婆却在敬茶时皱着眉，后来我才知道，她私下跟亲戚说我身高没到一米六五以上，而且瘦的像颗“豆芽菜”，恐怕生不出儿子。
婚后生活虽不富裕，但很幸福，陈默记得关于我和我们的每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情人节会送我的玫瑰，虽是打折的但我依旧心里甜甜的；结婚周年带我去吃巷尾的砂锅米线，虽然简单但觉得美味；我的生日也是早早把礼物买好。于是发剪和扳手觉得，这样的日子比枯燥的学习生活幸福多了。
但后来的一些事情每每冲淡这种幸福的味道。
婆婆和公公住在离我们工作的小县城100多公里以外的老家，由于他们身体都还不错，加上我们各自都很忙，平时很少回家，只是逢年过节回去。结婚第一次回婆家婆婆就给我上了一课。婆婆包饺子喜欢有着圆滚滚肚子的那种，我尝试着包了几个都瘪瘪塌塌的，婆婆毫不留情地用擀面杖戳着我包的饺子，毫不遮掩嫌弃：“连个饺子都包不圆，手笨得可以！”而此时的陈默则接着他妈的话说：是呀，你包的饺子确实不好看，好好跟妈学学。我当时委屈极了，我在家就没包过饺子，包成现在这个样子已经很尽力了，即使再不好，我第一次回来婆婆就因为包不好饺子大加指责，是不是过分了！晚上睡觉时我和陈默说起此事，想向他报个委屈，没想到他说：他是我妈，她说啥都是对的。当时这话让我觉得挺生气，但权当使陈默的孝顺，也就过去了。
再后来的一件件事情让我觉得陈默的行为不是一般的孝顺，他简直孝顺过了头。平时只要他妈一个电话，不管当时有多么重要的事，他都会放下手头的事往老家跑。
我们结婚那年冬天，晚上七点多他妈打电话说他爸病得厉害，让他赶紧回去送医院，他接完电话二话没说穿上棉衣就往外走，由于那个时间点没有客车了，我们只好开着我们那台八手的客货回去，天黑路滑，半路又下起了雪，走到一个上坡的时候车又坏了，等他冒着风雪把车修好开到婆婆家已经下半夜了。叫开门后，得知他爸就是伤风感冒，吃了速效伤风胶囊后好多了。这件事叫我很无语，一个伤风感冒犯得上折腾自己的儿子吗？
第二年年底，我女儿出生了，女儿出生那天，婆婆守在产房外直叹气。坐月子时，她在饭桌上摔筷子：“连个带把的都生不出。”陈默低头扒饭不说话，我攥紧床单指甲掐进掌心。
我没出月子婆婆就借口有事回家了。更过分的是她回家第三天就打电话给陈默说陈默大舅舅的小儿子结婚，让陈默务必回去和她一起去参加婚礼。陈默接完电话就开始收拾行装，眼神里带着不可置否。收拾完东西临出门前说：我姥爷姥姥离开的早，是大舅舅把我妈养大的，他们感情很深，我必须回去，就两天。”他的解释轻飘飘的，甚至都没看正在给女儿哺乳的我。
我抱着这个刚刚来到尘世不久的小生命，听见他的脚步声急促消失在楼道里。那扇门关上的声音，像一根冰冷的楔子，钉在了我的胸膛深处。我抱着哭闹的女儿在空荡荡的家里。我发着烧给女儿冲奶粉，热水溅到手背上，忽然想起十六岁那年他在雨里举着扳手说的话，眼泪砸在奶瓶上，碎成一片模糊。
我的女儿一天天长大，婆婆眉眼间的嫌弃反倒更深了。女儿怯生生想凑过去叫她，她那句“丫头片子就是不行，可惜啦……”总能轻飘飘地、却异常清晰地钻入我的耳膜。这种寒意，远比冬夜漫长。
事情发展到最荒唐那天，是陈默手机没上锁落在茶几上。屏幕亮着，婆婆刚发来的短信，字字扎眼如烧红的铁块：“小树不修不直溜啊默默！没儿子可不成！趁年轻赶紧想法子找个外面的生一个！不然就跟这没用的离婚！”更荒唐的是我通过闺蜜知道陈默竟然在他妈吗安排下去找备胎。我盯着陈默新换的领带——那是我去年送他的生日礼物，突然笑出了声。
我也和陈默沟通过多次，但每次他的回答都是：她是我妈，妈只有一个，她做什么都是对的。
离婚那天很平静，女儿抱着布娃娃坐在民政局门口的台阶上，陈默想过来抱她，小姑娘扭头把脸埋进我怀里。婆婆在电话里骂我“断子绝孙”，我挂掉电话给女儿编辫子，阳光穿过指缝落在她柔软的发间，这才发现原来没有争吵的世界，这么安静。
后来听说陈默终于遵照婆婆的意志，和那个“经过认证”、绝对能“生养、贤惠”的身高1米68的女人结婚了。结果毫无悬念地像一盆馊掉的隔夜汤。那位婆婆钦点的新儿媳，俨然成了家里的活祖宗，油瓶子倒了都未必扶一下，成天窝在家里追剧，最后竟跟网友跑了，顺带卷走了陈默几年来汽修店所有的积蓄。
有次我去汽配城附近办事，看见他蹲在店门口抽烟，胡子拉碴的样子像老了十岁。听以前的同学说，那女人卷了他的钱财跟人跑后，他妈气得住院，现在都是他一个人照顾。
上周女儿中考，我在考场外意外地看见了陈默，他手里捧着一束寓意“一举夺魁”鲜花。他瘦了不少，西装皱巴巴的，花束上的水珠滴在地上，像极了当年雨里的他。“妞妞考得怎么样？”他声音有些抖，眼睛盯着远处的警戒线。等女儿出来他把花递给女儿，女儿接过花说了声“谢谢”，就拽着我往公交站走。我回头时，他还站在原地，阳光把他的影子拉得很长，像根孤独的电线杆。
晚上收拾女儿的书包，看见那束花里夹着张纸条，上面是陈默的字迹：“爸爸错了，想和妈妈重新开始，希望你和妈妈给爸爸一个机会。”
窗外的梧桐叶沙沙作响，我看着镜子中已经白了鬓角的自己，突然想起十六岁那个闷热的夏天，他递来的泡泡糖包装纸上，蝴蝶翅膀上的笔痕还没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