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尔的《历史是什么？》是一部历史哲学书籍，读完黄仁宇的《中国大历史》后，接着利用一天半的时间读完《历史是什么？》。这两本书都是历史著作，集中起来阅读，更容易理解贯通。《中国大历史》出版于上世纪70年代，《历史是什么？》出版于60年代，相差十年，黄仁宇应该知道此书。单从这两本书来讲，二者的思想观念明显不同，黄仁宇偏向于自由资本主义，卡尔带有显著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和气质。尽管如此，二人在具体的治史技术方法上还是具有一致性，卡尔的一些观点黄仁宇无疑是赞同的，比如卡尔说的“历史是一个过程，你不能一点点分裂这一过程，单独地研究每一部分”，“历史学家的立场和道德学家的立场不必一致……历史学家不必偏离主题对其人物的私生活进行道德针砭”，这些观点在《中国大历史》中有明显体现。
看完了，就要说说体会，以下是对这本书的主要感受和思考。
（1）勤奋
卡尔大学一毕业就进入英国外交部工作，20年后离开去干编辑、专栏作家和播音员，再后来到大学做教授，很明显他不属于学院派。我必须先说说他的勤奋。在做公务员期间，“他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闲暇研究、撰写19世纪俄国作家和思想家的传记，他所花费的业务时间是今天所不能想像的”，他对历史知识的积累和深入的思考，想必主要是在这一时期进行的，二十年如一日，没有强烈的爱好和执着的精神，是无论如何都坚持不下来的。想想我们这些下班回家就无所事事地以各种无聊的方式消磨时间的人，和行尸走肉有何不同？如果利用业务时间坚持二十年做同一件事情，我们是不是也可以做出一些成就呢？
（2）流畅
看《历史是什么？》，就像是聆听卡尔站在高台上激情地演讲，虽然读的是中译本，但还是能感觉到作者用语的通俗和句子的流畅，如流水一般，这和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生涩难懂形成巨大的对比。看看他在书的开头怎么说，“历史是什么？为了避免让人认为这是一个没有意义的问题或是多余的问题，我打算从《剑桥近代史》第一版和第二版中各引用两个具体的段落作为我的文本进行解释”，这分明是面对着众人在讲话，根本不是在书斋里穷思苦想后的艰涩用笔，学院派的历史书也不是这个写法。事实上，本书就是他的演讲稿。他做过编辑和播音员，他利用自己娴熟的职业技能将精妙的思想驾轻就熟地表达出来，让人感到既轻松又深刻，这样的高手确实令人赞叹。
（3）指向现实
他的工作和他的人生经历让他的著作具有鲜明的现实导向，他不故弄玄虚，也不陷入冥思苦想，而是直接导向现实、服务现实。他说“历史主要被设计用来为政策提供一种指南”，又说“历史学家感兴趣的因果关系是那些能在未来政策制定中起作用的因果关系”，很显然这种直接的政策导向和他在外交部的工作经历有关。他务实，不搞虚的。虽然从纯粹理论上批判，这种太过现实的功利性有着不可克服的缺陷，但如果为了解决现实问题，或者诉诸于一般人的常识，这无疑是合理的。李世民不是在一千多年前说过“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吗，这种观点我是赞成的。
（4）坠入深渊
历史就是一个深渊，绝大部分人坠入其中而被永久地杳无声息的埋没，只有那些具有历史意义的人，才被历史学家发掘出来被后人所知。“并不是所有关于过去的事实都是历史事实，或者过去的事实也并没有全部被历史学家当做历史事实来处理”，是否被当做历史事实，全由历史学家根据“是否具有历史意义”来决定，“只有当历史学家要事实说话的时候，事实才会说话：由哪些事实说话、按照什么秩序说话或者在什么样的背景下说话，这一切是由历史学家决定的”。他举例说，凯撒过卢比孔河被历史学家选作历史事实，而“此前此后有成千上万的其他人渡过这条溪流，却丝毫没有引起任何人的兴趣”。读到此处，顿生人生的渺小感，我们每天高高兴兴地走在上班下班的路上，我们不就是那些“成千上万的其他人”渡过卢比孔河吗？我们不是和他们的命运一样沉入历史的深渊吗？我们做些什么才能使我们具有历史意义成为历史事实而不被无情的淹没到历史中呢？恐惧，就是人的命运。
（5）进入相对性
既然历史事实是由历史学家选择，那历史就不是客观的，就是相对的，对此作者也承认。历史学家“必须尽其所能地以各种手法把那些与他所研究的主题，与他提出解释的全部已知或可知事实生动地描述出来”，“历史浑身上下都透着相对性”。所谓的客观性，“并不意味着他把收集的事实弄的很正确，而是说他选择了恰当的事实，或者换句话说，他运用了意义的恰当标准”。这样看来，历史就是历史学家根据他自己的“意义的恰当标准”而进行的主观建构。他又说，“历史学家不仅是社会所属的产物，也是那个社会的自觉的或不自觉的代言人，他就是以这种身份来接触过去历史的事实”。沿着这个思路进一步思考，历史不就是历史学家个人的任意编造吗？胡适说，“实在是一个很服从的女孩子”，胡适的批判者说“历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说的是同一个意思，如果真是这样，历史还是历史吗？这和写小说又有什么差异？
（6）相对性的缓和
作者并没有将相对性推向绝对的意图，他用一个章节介绍历史中的因果关系。“历史学家在事实面前既不是卑微的奴隶，也不是专制的暴君”，明确说愿意使用“规律”这个词来说明历史发展的趋向。他说，“历史中的客观性，不可能是事实的客观性，只能是事实与解释之间，只能是过去、现在和未来之间关系的客观性”，这个客观性的标准是什么？“历史中的判断标准不是某些宣称具有普遍效用的原则，而是最能产生实际效果的东西”，这个“最能产生实际效果的东西”，所要考虑的不仅是道德上或者理论上值得做的事情是什么，也要考虑这个世界上现存的各种力量，怎样指导和利用这些力量可以部分地实现眼下的目的，也就是说，历史学家的客观性来自于现实的功用，如此看来，这不就是中国传统的成王败寇的观点吗？成功者对历史的功用当然就大，失败者对历史的功用当然就小，“历史是成功者的记录，而不是失败者的记录，在这个意义上，历史显然是一个成功的故事”，多么残酷！我不认同。作者以这种方式试图缓和历史的相对性，但他将客观性依赖于历史学家个人眼中的“实际效果”，这并没有给历史增加多少客观性，他仍旧是在相对性的圈子里打转转。
（7）通向进步
但是，作者还是相信历史是在有规律的进步，“进步并不意味着相信任何自动的或不可避免的进程，而是相信人的潜力的进步发展”，“只有未来能够为解释过去提供钥匙，也只有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能够说历史中的根本客观性”。依照作者的意思，客观性通向未来，只有对未来规律有深刻洞见的人，才能书写客观的历史，但是未来并不能在当下显现，当下的人也就不能够知道哪个历史学家说的是历史规律，哪个历史学家说的不是历史规律，历史的客观性依旧是一团迷雾，我们依旧不知道历史的发展方向。但是作者对未来充满信心，尽管他没有证明历史为何会有规律地进步，“我一直是一位乐观主义者”，“人类大胆地、毫不犹豫地不把自己局限在寻求渐进改良，而以理性的名誉向目前的办法提出根本的挑战，对建立在行事办法基础上的公开的或隐蔽的假设提出挑战”，这种战斗的气质，真有点像马克思的嫡传继承人。
就像卡尔所说，“当你拿起一本历史著作的时候，只看扉页上的名字是不够的，还要看出版的日期或写作的日期――有时这更能说明问题”。今天已是21世纪第二个十年的末尾，时代给人以巨大的思想变化，我们当然不能固守他那个时代的思想，尤其是不能认同他那些带有残酷色彩的历史观点，历史不仅是成功者和名人的历史，也应该是普罗大众芸芸众生的历史，我们每个人都要认真的书写自己的历史。必须说明，有一点是我们需要向卡尔学习的，那就是他勤奋的作风和面对未来的勇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