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物放弃了又回归，这是德国哲学家尼采说的，而我的海关的人生命运，恰恰印证了万物放弃了又回归的非理性的理念。可不是吗？我做了海关的阶级斗争的逃兵后，偏偏又在这种逃兵意识的二律背反中，又让我在这个不可思议的事件中，我的逃兵意识栽了，让阶级斗争的余孽回归了，虽然印证了尼采的非理性的理念，可是这个倒栽葱的阶级斗争余孽简直是我生平以来不可饶恕的罪过，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的错误，很可能让我的作家之路做抵押，我也会终身背上这个沉重的十字架赎罪与忏悔，而且显然这样的赎罪与忏悔对于我的历史之路，对于我的做人道德是何等的讽刺与嘲弄，何等的解构，何等的支离破碎，想想我的阶级斗争的余孽是何等的可笑，何等的自负，何等的自不量力，竟然以这种不可反悔的下场，让我的人生命运告吹了，显然是我自己做弄了自己的逃兵性格，自己嘲弄了自己的作家之路与挑战风度，至少说明我的洋洋得意的不思进取的时代退却思想暗含了杀机，甚至这阶级斗争的余孽根本不属于我的人生的弱者的地盘，以至于连我的赖以存在的历史之路都在这个事件中摔的粉身碎骨。可是对于一个人的整个人生命运而言，一个人的历史之路的失落是有限的，也可以说是可以弥补的，而因为这个事件造成的影响，造成的国格流失，我一个人也是无可奈何花落去的，也是无法控制的，也是似曾相识燕归来弥补的，而且侥幸的是，我的由来已久的命运总算逃过一劫，这就是说幸运于那个时代的国家政策措施，章法混乱，无章可查，得过且过的无政府主义让我的人生之路侥幸过关，让我重新回到我的支离破碎的历史之路上，让我的写作之路踏着赎罪与忏悔的鲜血重新走上正规，可是，对于领导上特别强加于我的让我总结人生教训，以力在战，立功赎罪的治病救人的政治思想工作，我又很难接受，我的这种性格并非我在领导前强词夺理，我也不是一个一次遭蛇咬，十次怕井绳的人，而特别在我的性格形成的渊源上，归根到底是因为我在孩童时代不该生发做海关的英雄情结，不该做反走私的英雄之梦，不该在阶级斗争时代承担自负的强者形象，而且我的支离破碎的历史之路表明，我天生不是做海关的料，硬让我的弱者性格在海关打鸭子上架，我能站稳阶级斗争的立场吗？而如果我接受了这种强加于我的治病救人的这种立场，我的现实之路还不知道闯什么大祸，不过，万物离弃了又回归了，即使我远离了海关，远离了阶级斗争，就能圆我的作家之梦吗？重要的还在于那个时期，各行各业都一样，都在大刀阔斧的进行阶级斗争，我逃到哪里，还不是落入阶级斗争的陷阱不可自拔？而且都是清一色的计划经济，都是一本正经的自上而下的一元化领导，都是贫穷的大锅饭，虽然不能说那个时代的各行各业天下乌鸦一般黑，可是很难找到能容纳我的历史之路与作家之路的一片净土，这其中更要命的是，我的那种苦熬受难者形象的命运，我的弱者性格，即使可以接受让我的人生符合时代标准的没完没了的人生书面检查，可是匪夷所思的是，这种人生检查过程中，我又没孕育出彻底与海关绝裂的胆量，就像我的知音程兆成做出的选择那样，索性到国外避难，毕竟海关的烙印打在我身上的符号，那种身在曹营心在汉的符号，我一顺百顺的做不出来，海关领导张果老的好人哲学虽然不能给我一个致无尽历史岁月的净土，可是至少能让我在海关混日子，让我有口饭吃，让我的人生逃过一劫的喘口气，让我的历史之路歇歇脚，所以我宁愿继续在海关犯错误，哪怕小错误的十字架挂在我的脖子上也不愿改过自新，重新做人，宁愿继续苦熬我的受难者形象，我也不会在程兆成逃到国外问题上通力合作。因为至少我明白，那条路说白了是那个时代的叛国路，是自绝于人的历史之路存在的，而且这就是我那个时期的思想情绪，而且这样的思想情绪无论如何是不能暴露的，一旦让海关领导张果老知道了，谁知道又有什么样的灾祸落在我头上？而且我的这种不可测的命运在张果老的辩证法哲学里，对我的监控变来变去不离其宗，并且按照他的辩证法的哲学，他们可以把我的人生变成洁白的哈达，像他的哈巴狗那样鹦鹉学舌，可以把我的性格一劳永逸的像雷锋那样，变成众目睽睽的标兵，也可以把不是历史罪人的人变成历史反革命，是那个时代的时尚，可以以他们的花言巧语的请君入瓮的方式软刀子杀人，甚至也可以以莫须有的罪名把我流放到没有人烟的地方自生自灭都是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