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过去一片朦胧，在故事里每个人都不是同一个人，在角色中每个情节都不是同一种含义。在故事里，薛嵩不是一个人，不是两个人，在情节中分下去其实无数个人；在角色中，薛嵩在老娼妇面前长大成人，又在有个苗族女孩面前长大成人，其实一样又其实不同。这都是过去做下的事。“我”是自由派。记忆可以颠倒模棱两可，过去可以随意更改。开始不重要，过程不重要，结果不重要。事实的存在，“我”被历史的脐带缠住，不过没关系，事实属于拥有话语权的一方，只是维护利益的说辞。作为自由派，一切不重要，一切皆可忘，加深记忆的美好，丑恶尴尬从没有发生过，在“我”这里，不会造一把自己打不开的锁。
作为一个自由派的男人，“我”喜欢一切女人，不管是老的还是小的，是漂亮的还是丑的，不管她声音清丽委婉，还是又粗又哑，性情温柔还是凶猛泼辣，我都喜欢。唱过了这些高调之后，“我”也要承认，还是温柔漂亮一点的女人“我”喜欢得更多一点，不管她是自由派还是学院派。
所谓自由派，就是不能忍受现状的人，学院派则相反。“我”自己就是前一种，看到现状有一点不合理就急不可耐，结果造成了鼻子出血。白衣女人则是学院派，她不准“我”急不可耐，“我”鼻子出了血，她还要咬“我”。小妓女和老妓女也有这样的区别，当被捆在一起挨打时，这种差别最充分地凸现了出来。
故事的最后，薛嵩不见了，红线不见了，没有人在见到过他们。或许他们在一块土地上建造了另一座高脚楼，空气里都是自由的气息。于是，“我”也结束了。我和过去的我融会贯通，变成了一个人。白衣女人和过去的女孩融会贯通，变成了一个人。我又和她融会贯通，这样就越变越少了。所谓真实，就是这样令人无可奈何的庸俗。“我”的长安城里的一切已经结束。一切都在无可挽回地走向庸俗。
故事结束了，“我”作为自由派曾经存在。“我”属于自由派，主张自由奔放，率性而为。“我”不严谨，不认真，没有清规戒律，“我”努力追求真善美，我做了很多错事，办了少数好事，一大筐烂桃也敌不上一个好桃。“我”活了一辈子，其实很多辈子。一个人只拥有此生此世是不够的，他还应该拥有诗意的世界。
我应该是个快乐的青年，内心压抑、心理阴暗对我绝无好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