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看天下》的一篇文章，题目叫作《这些最好最乖的孩子，为什么活不下去》，文中所叙述的内容，我深有同感。
今天的我非常怜悯自己，因为我突然发现自己曾经生活在一个充满“精致的利己主义者”的环境中。什么是精致的利己主义者？这个概念出自北大钱理群教授，当教育商品化之后，每一个人做任何事情都是要有目的或者说是可预测的利益的。就比如，有人到了学校以后问老师：“老师，做这个工作对我有什么好处？有利于我保研吗？有利于我拿奖学金吗？我为什么要去帮助别人？”等等。这是一种极其普遍的想象。
我印象中，记忆最深刻的是小学一年级的时候，那是一次期末考试，当时只有语文和数学两门课，成绩出来以后，老师告诉我我只考得了97和98分，没有得双科100，我眼泪唰地就下来了。老师一边拍着我，一边安慰我说：“没事啊，没得双科100，老师也会给你三好学生的奖状的呀，不哭了不哭了。”老妈则在一旁告诉我没得双科100也可以得到奖状……我现在回想，从这件事我得到的信息是：要得三好学生必须要双科上90分；没有得双科100老妈就会在一旁替我无数次惋惜，并与老师们一同感叹。我整个小学阶段，都是在这样强调成绩强调学习好，听话为主的环境中成长，在这样的环境中一次又一次地强化我对这个概念的认知。我在想，是不是从那时起，我对于的成绩的要求，对自身的要求就高了很多，焦虑也因此更容易产生呢？如今的心理问题到底应该归咎于谁？于自己，是我天生无能，承受力差；于他人，比如我的父母，是他们教育的缺失，家庭环境的缺失，还是周围亲戚朋友的过度干预。我到底是要从自身寻找问题的答案，还是责怪父母的无能？从道德层次上说，不能责怪父母，因为他们也是生平第一次做父母，其养育之恩应该抵消在所有过程中的不足，我的责怪只会变成一种“不孝”。从自我感受上说，除了开始溯源原生家庭所带给我的种种，我还能做什么。
长大后，我曾与我的父母分别谈论到了自己曾经的状态，告诉他们我曾经有无数次轻生的念头。他们内心不安、焦虑、愧疚、震惊，老妈哭着对我说对不起。其实，在我看来，自杀只不过是一个时期内心空虚的最后决定罢了，我习以为常，并不觉得有这样的想法是多么的少见。正如文中所说的那样，这是一种“空心病”。它不是普通的忧郁症，更不是焦虑症，而是一种更严重的心理疾病。空心病看起来像是抑郁症，情绪低落、兴趣减退、快感缺乏。我们有着强烈的孤独感和无意义感。在人前，我们最听话，学习也认真，我们特别需要别人的赞许，但与此同时我们时常有着强烈的自杀意念。不是想自杀，只是不知道为什么活下去、活着的价值和意义是什么。乍一看，年纪轻轻的小孩思考这样深刻的哲学问题，是不是有点过于文邹。其实不然！哲学的本质就是思考人生，而我们就是一直走在寻找自我的道路上。这个问题谁都可以有，谁都可以因为这样的问题而做出各种不同的反应。
对照我的弟弟，现在身处初三的他，叛逆，不爱学习，不善于沟通和表达自我，缺爱，并且孤独。我深深地同情他，因为我们生活在同样的家庭大背景下，不同在于，我的父母一个强势、一个放任，而他的父母是不理会。隔代教育带来的影响日益增大，矛盾日益突出，我的弟弟，还没有能力去处理这样的情况，他只能有最直接的方式表达来内心的情绪：狂吼、自虐、自暴自弃。
我非常庆幸自己终于度过那段力不从心的生活，因为我没有能力和办法去处理这样那样的情况。我时常迷失自己，梦想、理想什么的，似乎与我毫无关系。反而是毕业之后，工作之后，独立之后，我有一定的经济实力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用一段青春的记忆去体会利己主义下的冲击，而现在的我终于渐渐清楚成长的真谛，了解成绩、听话、奖状、别人的称赞不是唯一自我认定的标准。或许这就是成长的意义。我希望，我能够帮助我的弟弟，至少让他知道，这个世界很大，有很多事情可以去做，不需要取悦别人，让自己开心地生活才是最好的人生。
王树力 记于2017年3月10日早上9点33分 广西南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