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那里有句老话:“外甥是姥家狗，有饭就吃，没饭就走。”
每个人都有关于姥姥家的温暖记忆吧。我父亲都已经很老了——当然，也应该没有多么老，恐怕比现在的我还要年轻些，也就三十多岁吧——的时候，还和我们讲他小时候在姥姥家玩，他舅舅烀羊肉，可是他不吃肉，专啃骨头。讲的时候，满脸都是难得一见的开心的笑容。
我也一样，年过不惑了，已经三十年没走过了去姥姥家的那条蚰蜒小路，却还清楚记得:出我们村子向东，上坡再下坡，到了上烧锅，不走村边的大路，而是进村，从村子里一棵老柏树旁边过去，出村，过一条干河套，从一条小道上坡——这条小到冬天还好说，一到夏天，就淹没在绿油油的庄稼地里，非常不好找——上了坡之又下坡，就是下烧锅，翻过下烧锅东边的梁，就是蚂蚁沟，蚂蚁沟里没有人家，一般母亲带我走到这里时都会坐下来歇歇脚，过了蚂蚁沟，就到了我父亲的姥姥家黄杖子，上了黄杖子东面的坡顶，从长满了果树的坡下去，就到了。
我姥家他们庄有个好听的名字:梨树沟。虽然我并没有在他们庄里见过多少梨树，可是每当想起这个名字，都觉得那是一个春天来了就开满雪白梨花的带着芬芳的地方。
进了村，沿着河沟走不远，就是生产队的饲养院，那时已经没有生产队了，但是饲养院还在，饲养院的后面，一排三个院，大门外有条胡同连着，院子里面虽有矮墙隔着，但是还是可以通行的，最外面的一个院，就是我的姥姥家，里面那两个院，分别是我姥爷两个弟弟，也就是我二姥爷和老姥爷的院子。我老姥爷是个医生，住在乡上，他的院子由我老舅住——我老舅不是我老姥爷亲生的，他们公母俩没孩子，就过继了我二姥爷有哮喘病的小儿子，也就是我老舅，后来我老舅接了我老姥爷的班，也搬到乡里去了，那个院子就空了，再后来，再后来我也不知道了。
进了我姥家的院子往里走，靠近院门口有什么记不得了，反正里面靠东有个厢房，这个厢房分里外两间，外间是烧火做饭的地方，里间有炕，能够住人。最早，我大姑姥姥就住在那里。我大姑姥姥终生未嫁，好像说她年轻的时候就没有嫁人的想法。为什么呢？是生理问题还是心理问题？我不知道，估计也没人敢深问。反正后来就出家当尼姑了。至于出家的原因是确实信佛呢还是老姑娘不好一直住在娘家，给自己找个出路呢？我也不知道。我知道的是，在特殊时期庙都拆了的时候，她没地方去，就又回来了，住在了东厢房。她是个温和的人，很敦实，头发短短的，跟男人的平头差不多，除此之外也看不出和普通农村老太太有什么区别。听她和别人说话，我隐约知道她在庙上多年，也不过是一个普通的尼姑，一个叫窦智慧的应该很厉害，是她们的头儿。后来，大约八十年代中后期吧，国家政策放宽，不少庙宇都恢复了，窦智慧找她，她就又回庙上去了，厢房就又空了出来，成为放杂货的地方了。
紧靠着厢房，是几级台阶，上了台阶，就是正房了。我姥家的正房有三大间，人们都住在东面这间，西边大约是放杂物的，我没印象了。虽然我姥家比我们宽裕很多，但是他们家翻盖房子很晚，所以在我的印象里他们家一直是草房。虽然是草房，但是给人感觉却很气派，墙是黄泥和谷草掺和后坨的，非常厚实，所以屋里很温暖；地面是水磨石的，非常干净；墙垛很宽，窗户很小，都是纸糊，只在下面的窗扇正中有一个小小的玻璃——据说这样设计的原因是为了防匪，宽大厚实的墙垛后面利于藏人。我姥爷和我妈他们说过:外面有动静的时候，千万不要开灯，否则外面的人对屋里的情况一清二楚了，可能会打枪或射箭进来，伤着人……总之，都是动荡年代留下来的经验。
我小时候，常常去我姥家。小孩子对于庸常生活的无聊是多么难以忍受啊，去姥姥家就是我逃离的最好办法。在我幼小的心灵里，我姥家那里的天空是另一片天空，太阳是另一颗太阳，空气是新鲜的，充满了芳香，人也醇厚，可亲……后来，上学了，放假的时候还是会去我姥姥家。我还记得和我小表弟、小表妹在炕上蹦啊，跳啊，反反复复地唱着一支只在那个年代才有的儿歌:
“一九八五年，学会少林拳，打死霍元甲，气死赵倩男……”
那时正是《少林寺》、《霍元甲》等影视剧热播完不久，我记得应该还不到一九八五年，应该是八四年冬天的事情。
到了我姥家，第一件事就是和我表弟表妹一起跨过矮墙，去隔壁院找我三哥玩。我舅舅他们这辈，东西两个院的人丁都不太旺，唯有中间这个院的我大舅家，三个男孩儿两个女孩儿，热闹得很。别的哥哥姐姐们不是年纪大就是性别不一样，不会和我们玩，只有我三哥，虽然也比我们大六七岁，但是爱玩爱闹，最能和我们打成一片。白天不用说了，到了晚上，他就带着我们一大帮小孩子，打着手电，到处去掏家雀子（麻雀）。因为那时家家户户都是草房，就成了家雀子最爱做窝的地方。房檐低矮，利于掏鸟窝。我三哥看准了窝的所在，架上梯子，让我们用手电照着，他爬上去掏，掏出了小家雀儿就用绳子拴住了脚给我们玩，掏出了家雀儿蛋就让我们拿给大人煮了吃，或者干脆他现场敲开，倒到自己嘴里喝掉。当然也不是每次都有收获，有时把鸟儿惊起了，在黑暗里劈里扑棱地飞跑，在我们身上落下许多谷草棍和羽毛，我三哥呢，摸了一手鸟屎。不过他满不在乎地说，这不算啥，有时还会摸着长虫（蛇）呢。所以我们跟他去掏鸟窝，印象最深刻的还不是收获了什么，而是他伸手去掏的那一刻，每个人的眼睛都闪闪发光，脸上充满了期待、恐惧和嬉笑，随时准备欢呼、尖叫和逃跑。
不掏鸟窝的时候，他会带我们藏猫猫。有月亮的夜晚，最适合藏猫猫了。明晃晃的月亮把大地照得一片雪亮，又会让暗处显得格外的黑，适于奔跑，也利于躲藏。我三哥胆子大，他有时会躲在饲养处旁边的井里，我们即使知道他在里面，但是他扒住井壁藏在暗黑里，从井口看下去，只能看到深深的井底一团不断晃动的井水，却看不到人，喊他，他不答应，我们也没办法。我小表弟有时候会藏在厢房里，也没法找。自从我大姑姥回庙上之后，那屋就空了，后来把给我姥姥打好的寿材也放在了里面——我们那里时兴老人身体好的时候就把棺材和寿衣预备好，每年过年的时候老人穿上衣服在棺材躺一躺，说这样就可以骗过阎王和小鬼，多活一年了。对于那口棺材，白天时还不觉得怎么样，到了晚上就格外瘆人，而我小表弟还不光躲在屋里，有时还躲进棺材里，让我根本不敢进去找，只能趴窗户喊两声，他如果不答应，我也只能认输了。
可是，三哥毕竟是个大人了，不能一直陪我们玩。那怎么办呢？我就找书看。放假前夕，我二舅来我们家，跟我说:“去吧，去了给你做好吃的。”我父亲说:“吃的他不太挑，有葱叶蘸酱就行，只要有书看，他就能待住。”“书？”我二舅有点为难，“我们家只有一本《科学家的发明故事》。”其实他忘了，那本《科学家的发明故事》拿我到家过，我早看完了。
我二舅是我的亲舅舅，他是村里的赤脚医生。我姥家有学学手艺的传统，除了我二舅，我二老姥爷家的大舅也是手艺人，木匠。这给我父母很大的启发，他们多次表示，如果我们哥俩学不出去的话，也去学门手艺。学什么呢？比较一番的结果是学医生:因为木匠、瓦匠之类的不仅要出体力，而且遇上灾荒年头，谁还会盖房子呢？但是不管什么时候人都会生病的，生了病就得看，离不了医生。我哥确乎还背过《汤头歌》，但我没有。
我二舅的医术怎么样呢？我不好说。不过我小时候身体不好，生过两回大病都是我二舅从鬼门关给我拽回来的:一回是脖子上长个大包，脑袋只能歪向另一边，也是我二舅用尽各种办法，让包消失了，脑袋正了回来。另一回是肠梗阻，二十多天没排便，肚子硬得像块铁一样，二舅给我打针吃药灌豆油，治好了。打针的时候，我挣扎不停，几个人摁着，我动不了，但是嘴却不闲着，声嘶力竭地叫着我二舅的名字骂他——我嘴巴是痛快了，却没想过我其实是把包括目盲的姥姥和我妈在内的屋里的所有人都骂了。他们也不以为意，只是笑。好像是肠梗阻那次，病好了临回家的时候，我二舅给我全身上下都扎了针，连脑袋都没放过——据我父母说，脑袋一般人是不给扎的，因为太危险，一不小心就给扎傻了——据说这样可以提高免疫力。不知道是不是这次扎针的效果，我的身体确实一天天好起来，再也没生过大病。
不光我，我们家谁生病了都是找我二舅，他就像我们的家庭医生一样。原因嘛，一是信赖他，另一个是他那里可以放心大胆地赊账——我们都参加工作了，我们家还欠着我二舅的药费呢。医疗费？让他看病，是不给医疗费的。
他们上下两庄对我二舅公认的，除了医术，还有就是他爱耍酒疯。“不喝酒时什么都好，喝了酒耍起来谁也拦不住！”我父母私下里说，特殊年代家里成分不好，没少受欺负，现在大家都得依仗他，他就拿酒盖脸把当年受的气发泄了出来，时间一长，就成了习惯，喝了酒就搂不住火。
小时候我去姥家，最怕的就是他醉醺醺地回来——不光我，我表弟表妹也是，只要他一回来，都咪得更猫似的，大气都不敢出，连我舅妈都不顶撞他。幸亏他经常被人叫去看病，不着家。他不在家的时候，我们就像大闹天宫的孙猴子一样闹个不停。只有我们闹累了的时候，家里很才会安静下来，我姥姥冲着光坐着，或搓麻绳，我舅妈做针线活。我表弟想拽我出去玩，可是我更爱在家里看书。《科学家的发明故事》翻烂了，我就看我二舅拿回来的杂志（是给我舅妈她们夹鞋样子用的），我姥姥和我舅妈她们也愿意听我念书。一次我念到一个故事，说一个坏人一天晚上竟然钻到了自己妈妈的被窝里，把她祸害了。我那时傻乎乎的，也不知道念的是什么意思，我姥姥她们却都笑了起来。我表弟就说:“她们都笑话你了，你还给她们念！我们出去玩吧。”我姥姥她们和我说:“别管他，接着念。”我就一板一眼地念下去。
不在家里待着的时候，我会和大人一起去压碾子。沿着铺了石板的小道往村子里边走，在村子当中的路边就可以看到碾道了。我姥姥他们庄的碾道是在一个棚子里的，这也使我觉得我姥家比较特别。
后来大了，去姥家的次数就少了。印象中最后一次去姥姥家，大概是我上四五年级时的初春。我上学的地方离家不到半里地，所以课间操的时候，饿了的话可以回家找吃的。那天我回到家，吓坏了，我妈的脸上全是血，我父亲正手忙脚乱地给她包扎——两个人因为什么吵架，我妈气急了，撞在锅台角上，大约是寻短见的意思。我当时真的以为她就要死了，大哭起来。我父亲让我去找二舅来给我妈看看。我一个人怕找不到路，就喊上我二姑家的表姐一起去。她送我到了黄杖子，我自己去的姥姥家。进了门，看到我二舅和我姥姥他们，我有种终于找到依靠、我妈得救的了感觉。或许我的表述有问题吧，他们以为我妈是被我父亲打的，没有去救我妈的意思，却破口大骂起他来了。我失望，着急，同时感到自尊心受到了莫大伤害，一气之下，破门而出，他们一再喊我吃完饭再走，我也没理。
其实后来我又去过一次我姥姥家，是我上大学以后，我妈要去给我姥姥上坟，我用自行车送她过去。但那次也不太开心——我上初中的表妹想退学出去打工，我正是不知天高地厚的年纪，便自以为是地苦劝她继续上学，为这件事我二舅特别不高兴，后来和我父母发牢骚，说我不该管他家的事。我知道后，更加疏远了我与姥家的心理距离。
我二舅曾经说过，我的性格随他，都是心直口快、高声大气的那种。我们长得也像，在家的时候，经常遇到人问我:“你和梨树沟的谁谁谁是亲戚吧？”听到我说那是我舅舅的时候，对方就会说:“我就说嘛，太像了！”不要说我，即使是我儿子的脸上，也有我舅舅的影子，真的应了那句老话:“三代不断姥家根儿。”在我刚参加工作那会儿，我二舅曾经给我来过电话，告诉我家里装电话了。他们家的电话号一直存在我的手机里，却一次也没有拨过，而且时间越久，越没有了拨打的勇气。如果允许我为自己辩护一下的话，就像我在小说《落英》里说的那样:“就像一个欠了巨额高利贷的人，虽然明知拖的越久，利息越多，可还是没有直面债主的勇气，去还上一个零头！”
我常常想起多年前那个少年，气急败坏地离开的时候，他的心里只有忿恨和怨望，爬上村西的坡路时，把姥姥刚刚塞给他的糖块都扔进了路边的荒草里，无限刻毒地回望一眼——此时，他不再是一只有饭就吃没饭就走的狗，而变成了一只白眼狼，向着这个曾经给了自己无数温馨记忆的地方呲出了森然的利齿，然后头也不回地离去，越来越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