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用四个字来形容唐代女性在社会中的日常生活状态，那就是——昂首阔步！

  为什么说是昂首阔步呢，首先有唐一代，女性有骑马的风气，女性们非常自然地骑在马上，熟练的驾驭高头大马，这一场景或者说是现象在唐代是司空见惯的。而且当时女性不管是骑马或者是骑骆驼，都会带上一顶带着下垂裙边的帽子，当时叫做“帷帽”。这种帽子是由原来为了防止风沙遮脸的“冥篱”（围巾）演变而来，但是尽管带着帷帽，我们仍然认为唐代女性的脸上是没有任何遮挡的，女性可以像今日现代女性一样，昂首阔步的走在大街上，这种景象在其他时代是没有的。

  另外，关于女性的体型，正如武则天和杨玉环那样，唐代女性崇尚丰盈的体型，并且热衷化妆和保养。唐代盛行浓妆艳抹，其化妆出来的效果类似今天日本艺妓，就是把整块脸都涂上白白的粉而后在涂上红脸蛋和口红，并且鲜明的描上各种形状的粗眉毛。而后，还要在额头上涂上黄粉，称作“额黄”，在“额黄”上还要贴上叫做“花子”的花纹金箔。最后在眼角到面颊处贴上斑点或月牙形状的图案，才算完成。

  当然也不是所有的女性都热衷于这样繁琐的化妆，例如杨贵妃的姐姐虢国夫人，就不喜欢当时流行的化妆方法。她对自己的容貌很有信心，所以喜欢简单一点的化妆方法，甚至去见唐玄宗也只是淡淡的描一下眉而已。

  除了崇尚体态丰盈和浓妆艳抹外，唐代女性还喜欢打马球，这跟之前所说的女性有骑马的风气是分不开的，我们可以想象出这样一个画面：英姿飒爽的女性们骑马纵横驰骋于球场之上，激烈拼抢，不时发出娇嫩的喊声，而四周的男性观众们则不断对场上的运动员发出叫好之声。

  “额黄”、“花子”、这些化妆手法恐怕是由西域传来，骑马，打球则更是如此。到了唐代后期还出现了一种比较颓废的化妆法：嘴唇涂上一种叫做“乌膏”的黑色口红，脸颊涂成红色，眉毛则画成细细的八字形，任由头发凌乱而不梳头，据说这是收了吐蕃[李渊1] 的影响。这种妆束与唐代前期的妆束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前期朝气蓬勃，后期则让人感到一股病态的颓废。女性妆束也是唐代后期国力不济走下坡路的一个缩影。

  但是无论如何，唐代的女性在日常的社会生活中所追求的这些当时的时尚，是她们自立自强的表现及成果。而且，这些时尚并非都是中国固有的传统文化所留下来的事物，还有来自外部世界，比如：西域、印度、甚至是欧洲的新鲜事物及文化。新鲜的和固有的二者相交辉映，并最终在唐代的女性身上表现出来，让我们看到了唐代女性改变自己地位和命运的决心，及唐代文化的开放。

  女性在日常生活中是可以追求时尚的，唐代的社会对于女性追求时尚的行为也是开放包容的。同样，在女性的感情生活方面，唐代也是开放且包容的。

  按照唐代律法的规定，男性要与妻子离婚有七个条件，我们称之为“七出”：“无子”、“淫泆”、“不侍舅姑”（不侍候丈夫的父母）、“口舌”（爱说话，多嘴多舌）、“盗窃”、“妒忌”、“恶疾”。这相当于用法律规定了男女双方离婚的条件，如果不符合条件，男方是不能随便跟女方离婚的。

  在以上七项中，“无子”、“淫泆”、“盗窃”等与离婚联系起来还能使人想通，但是把“口舌”和“妒忌”也作为条件则有些牵强。历史上倒是有很多关于女性擅长说辞及嫉妒心强的传闻。在以前，社会上主要通过儒家的忠孝仁义的道德力量来限制女性在以上两方面的表现，而到了儒家思想影响相对较弱的隋唐两朝，则不得不通过法律的形式来对女性加以限制。在这里，我的眼前不禁浮现出一批与男子平等对话、率直地表达感情的女性形象。而在“嫉妒”这一方面，隋唐两代的女性可以说有着非常突出的表现。

  隋代最有名的妒妇，非隋文帝杨坚的皇后独孤氏莫属。她绝对不允许有其他的女性在隋文帝的视野中出现。同样，武则天在成为高宗的皇后以后，也不允许其他的女性出现在高宗的视野中。隋文帝和唐高宗逐成为惧内的代名词。而在当时，除了隋文帝和唐高宗外，他们手下的大臣也发生过一些搞笑的惧内的故事。

  唐初有一个大将叫任瓌，他对外是一员猛将，但是在家却非常怕老婆，执行完任务回家后在他因嫉妒心极强而变得非常彪悍的老婆面前，总是抬不起头来。

  据说一次太宗皇帝为了褒奖任瓌有功，赏赐了两名宫女给他。可是一想到家里的母老虎，纵然放在任瓌眼前的是国色天香，任瓌也不敢有非分之想。任瓌怕起老婆来，连皇帝的命令都可以不遵从，他把两名宫女退了回去。当然还有一种更加戏剧化的说法，任瓌接受了皇帝的赏赐，把两名宫女领回了家。任瓌的老婆却无法咽下这口委屈之气，一怒之下把两名宫女的头发烧了。唐太宗知道后把任瓌的妻子找来对她说：“这里有一壶毒酒，如果以后你改掉嫉妒心强的毛病，则可以不喝它，否则就必须把它干了。”太宗本想在生死攸关时，或许她会下跪求饶，没想到她只说了一句：“我绝不悔改”，就把酒干了。幸好酒里其实没有毒。太宗皇帝日后说起这件事的时候还不听的感慨说：“这个女人太可怕了。”

  后来再一次酒宴上，任瓌总结老婆有三个时候最可怕。第一：刚刚结婚时像菩萨一样端坐的时候；第二：生养孩子宛如母老虎的时候；第三：年纪大了满脸皱纹像老巫婆的时候。

  在唐代，女人们将妒忌表达的如此露骨，也是女性开始在历史舞台上积极表现自己的佐证。这种现象所表现出来的北方游牧名族的习俗，与中国的传统儒家伦理是完全相异的。这表明在唐朝时，人们从东汉时代的礼教束缚[李渊2] 之下解放出来，老庄等各种各样的思想又开始流行起来。

  那么再婚姻生活方面，女性又是如何表现的呢？

  在唐朝，法律明文规定是一夫一妻[李渊3] 制度。正式的结婚程序分为六个阶段，称之为“六礼[李渊4] ”：“采纳”、“问名”、“纳吉”、“纳征”、“请期”、“迎亲”。

  对于当时的社会，“纳征”、“迎亲”又成了一个很大的社会问题。

  首先是助长了买卖婚姻之风。唐代初年还门阀的风气还在，刚刚掌握政权的新贵们为了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积极的与昔日的豪门贵族[李渊5] 联姻。而昔日的豪门贵族为了聘礼和陪嫁也热衷于这样的联姻。这中风气的蔓延，其结果是使得贫苦的农民无法结婚，占人口多数的农民无法结婚就会导致人口无法增长或增长缓慢，这对于新兴的唐帝国来说是无法接受的，因为他需要大量的人口来搞基础建设及经济建设。所以唐太宗对此曾加以禁止，可是身边的高级参谋魏征、房玄龄等带头违反规定，接下来高宗无奈之下只得规定：三品以上之家的彩礼上限为三百匹绢。当然这条规定最后的执行情况我们不得而知。

  对应结婚之难，离婚反而很简单。上文提到过的“七出”是丈夫提出的离婚理由，而妻子同样可以提出离婚理由——“义绝”[李渊6] 。除此之外，性格不合以及丈夫长期不在家等都成为了协议离婚的理由，并且受到了官方的认可。关于义绝流传有这样一个故事。说是唐代有一个叫呼延冀的人携妻一起去外地赴任，结果在途中被人把财务抢劫一空，无奈之下只好把妻子托付给附近的老乡，说好到任之后马上就来接妻子。在呼延冀上路之时他的妻子却对他说：“你如果不来接我，我马上就跟别的男人结婚，这里有的是男人要我。”实际上，在呼延冀才到任，他就接到了妻子的分手信，信上明确的说她已经有了新的男人。

  而在唐代女性离婚方面，唐朝的公主们无疑是最好的例子。《新唐书》中所记载的唐朝公主大约有一百名左右，而离婚后再婚的公主竟然达三十名之多。其中包括许多赫赫大名的公主，例如：太平公主、安乐公主。此外，还有的公主大搞婚外情，例如和僧人辩机有一腿的太宗的女儿高阳公主。既然皇室的已婚女性对于离婚及与其他男人私通都持无所谓的态度，那民间的女性就更加的肆无忌惮了，可见唐代初期婚姻的伦理道德并不是那么很严固。但是，唐代中晚期情况就不同了，文献中几乎找不到公主离婚、再婚或劈腿的记录。公主们再也不能像以前那样随心所欲了，这一方面说明唐皇室权威的衰落，一方面也说明社会上开始对婚姻的伦理道德有了更高的要求。

  总的来说，有唐一代女性对于男女关系及婚姻观念都很开放。这说明在唐朝，女性的贞操观念还很淡漠，进一步说即是当时家庭关系的淡薄。

  但是，把婚姻方面所有的问题全部归咎于女性却也是不对的。因为当时的男人普遍没有责任心，有人曾经这样评价当时的男人：“农夫多收粮食有了一点钱，就想换老婆。”唐朝在法律方面允许高官拥有一定数量的妾，如果立功了还可以得到皇帝赏赐的妾和婢女。这些规定都说明了唐朝是一个一夫一妻多妾制的朝代。

  在这样一个朝代中，男人的没有责任心，是受到法律保护的。女性们还是渴望过和谐幸福的家庭生活，然而她们的身心却受到了一夫一妻多妾制度的巨大压力，为了抵制减缓这种压力，维持家庭的正常秩序，女性们产生了两种极端的做法，一种即是我们前文所提到的“嫉妒”；另外一种即是对家庭及婚姻的极端不负责任。

[李渊1]吐蕃（音tǔ bō）（公元618年—842年，藏文：བོན་ཆེན་པོ།，威利：bon chen po，意为“大蕃”）是由古代藏族在青藏高原建立的政权，自囊日论赞至朗达玛延续两百多年。[1]

吐蕃王朝是西藏历史上第一个有明确史料记载的政权，松赞干布被认为是实际立国者

[李渊2]始于魏晋时代

[李渊3]准确的说，应该是一夫一妻多妾制度，明媒正娶的妻子只能有一个，但是还可以纳娶多名妾，前提是男性手中有足够的银子。

[李渊4]  采纳：即是提亲，男方家询问女方家有没有结婚的意向。注意唐朝也可以说古代的婚姻是以家和家之间为前提的。

  问名：询问双方姓名及生辰八字及家世祖先等情况。

  纳吉：男方将问名算卦的结果通知女方。

  纳征：确定婚约，男方向女方送聘礼。

  请期：男方将算好的婚期通知女方。

  迎亲：迎娶新娘。

[李渊5]婚姻还是讲究门当户对。魏晋时期的门第观念还是有影响。

[李渊6]具体到现实生活中，所表现的就是丈夫长年不在家。有点类似我们今天的无事实婚姻——夫妻分居达到一定个时间在法律上就被认定为离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