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不同类型的行动者之间的惯例活动呈现为交互类型化（re ciprocal typification）时，制度化就出现了。换句话说，所有这种类型化都是制度。这里需要强调两点:第一，制度类型化具有交互性；第二，制度之中的行动和行动者是类型化的。同时，制度也意味着历史性和控制力。最大的收获就是彼此能够预测对方的行动，从而节省了时间和精力。

人类活动的外化产品获得客观性的过程，就叫做“客体化”。制度世界是客体化的人类活动，每项制度都不例外。

社会是人的产物，社会是客观现实，人是社会的产物。

制度世界也需要正当化（ legitimation），即它需要被解释和被证明。这并不是出于增强事实性的目的，因为就像我们看到的，社会世界在被传递到下一代的过程中已充分体现为事实。然而，这种事实是历史性的。对于接触它的下一代来说，它是传统而非个人记忆。对制度秩序来讲，这些秩序只有既连贯又全面才能说服下一代，对所有的孩子要讲同样的故事。随后，从扩张的制度秩序中又发展出相应的正当化华盖，在其上伸展着一个兼具认知性和规范性的保护罩。在新一代人接受社会化从而被纳入制度秩序的过程中，他们就学习了所有关于正当化的知识。

要完成制度的历史化和客体化，还需要发展出特定的社会控制机制。无论个体在具体情境中赋予制度什么样的主观意义，制度都必须对个体宣示出权威性。

因此，在人们对制度的逻辑进行任何阐述时都必须格外小心。这种逻辑并不内在于制度，与制度的外在功能亦无联系，而是由人们对制度的反思方式所决定的。换句话说，人们的反思意识把逻辑加到了制度秩序之上。

语言为客观化的社会世界提供了最基本的外置逻辑。

个人在他的生活背景中的制度行为是离散的，但他的生活背景是一个反思性的整体，其中的离散行为不会被当成孤立事件，而是被视为隶属于一个主观意义的世界的事物。这一世界的意义并不专属于某个人，而是在社会层面上被表达和分享。只有借助于这样一个社会性共享的意义世界，制度整合的必要性才能浮现出来。

借助于语言和以语言为基础的认知工具，知识将世界客体化了。它把世界收纳进那些事实性的事物，而在社会化过程中，它又进一步被内化为“客观有效的真理”。因此有关社会的知识可被理解为一种“实现”（ realization），它具有两层意义:一是客体化的社会现实被理解了，二是这一现实被不断地生产出来。

在人类的总体经验中，只有一小部分会存留在意识里。这些被存留的经验沉积下来，凝结为记忆中可识别与可记忆的实体。

在思维上，人类既表现出精巧，也表现出盲信。

所有的制度化行为都包含着角色，因此角色也带有制度化的控制特征。只要行动者被类型化为角色扮演者，他们的行为就在事实上受到了监督。遵循或不遵循社会定义的角色标准，就不再是自由选择的了。当然，对于不遵循标准的行为，惩罚力度会依照具体情况来设定。

角色表征（ represent）着制度秩序。制度也可以通过其他方式被表征，比如语言、制造物体、法律等，但角色是最优的表征方式。

任何一个具体的角色表现都指向制度的客观意义，指向其他辅助性的角色表现，也指向制度的意义整体。角色乃是知识库的某个特定部分的中转者。

社会分配给知识制造出一种二分:普遍知识与角色专属知识。我们可以假定，由于劳动分工的存在，角色专属知识的增长速度将会快于那些大众化的普遍知识。劳动分工使得专门化的任务呈现几何式增长，换句话说，专家就会出现了。

一方面，只有在可以通过具体角色来实现的时候，制度秩序才是真实的；另一方面，角色是制度秩序的表达，后者决定了前者的特质（包括前者的附属知识），前者从后者那里获取客观意义。

正常来说，制度化的范围取决于关联结构的普遍性。如果一个社会中的很多甚至大多数关联结构都是人们普遍共享的，那么制度化的范围必然比较大。如果只有少部分关联结构被共享，制度化的范围就会比较窄，此时制度秩序还有可能高度碎片化，即特定的关联结构并不为社会整体而仅为社会中的部分群体所共享。

专业化的活动带来了公共知识的专业化和分隔化，而这种专业化和分隔化使得主观知识有可能脱离任何的社会关联，成为“纯理论”。这种分隔化以及伴随的知识分配有可能带来意义整合的问题，比如驱魔人在向战士解释自己的某些行为时可能遇到困难。同时，分隔化，也有可能带来的一个后果是，离散的子意义世界有可能出现，比如性别、职业、宗教等等。

制度的上述物化方式也适用于角色的物化。在自我意识中，那些已通过角色而被客观化的部分也会被视为一种无法避免的命运，这样个体就可以逃避一些责任。这种物化最典型的模式便是下面这种说法，“在这件事上我别无选择，我所处的位置（丈夫、父亲、将军、大主教、董事长、匪徒、刽子手，等等）决定了我必须这么做”。可见，角色的物化会缩小个人在他自己与所扮演的角色之间所形成的主观距离。客观化意义上的那种距离依然被保留，但是由认同问题所造成的可能的主观距离就缩小到零了。到了最后，身份本身（说成是总体自我也无妨）就被物化了。这里包括一个人对自己身份的认同，也包括对他人身份的认同。此时个体就完全等同于社会所分配给他的类型，他不是别的而就是那种类型。从价值或情感的角度讲，这种对类型化的理解既有可能凸显出正面意味，也有可能凸显出负面意味。比如“犹太人”。

制度化的第一个阶段无须正当化的参与。在此阶段，制度只是单纯的事实，它不需要得到主体间或主体生活史的支持，它对各方来讲都是自明的。可是当制度秩序（此时已成为历史）的客体化被传递到下一代时，正当化问题就必然要出现了。

当人类经验的语言客观化系统开始传递的时候，最初的正当化就出现。正当化的第二个层次由一些已具雏形的理论假设组成，在这里会出现一些客观意义丛的不同解释图式，比如谚语、道德准则、名人金句。正当化的第三个层次则由明晰的理论组成，比如旁系金属科学。

象征世界（ symbolic universe）构成了正当化的第四个层次。这一层次包含着各种理论的传统体系，它们把不同的意义领域整合起来，用一个象征总体（symbolic totality）来总括制度秩序。象征世界是由那些已被社会客体化的且具有主观真实性的所有“意义”所构成的矩阵。

象征世界可以简单第概括为“让一切各安其位”。象征世界还可以为社会的日常生活所出现的矛盾意义提供高高层级的整合。象征世界也能为生命的不同阶段赋予秩序。个人主观认同的“正确性”也需要借助同样的正当化功能来实现。对个人生活来说，象征世界还具有一种战略性的正当化功能，这就是“安置”死亡，看到他人死亡并由此产生对自己死亡的预期，这构成了一个人最特殊的边缘情境。象征世界的社会意义也能通过同样的方式得到展现，它们划定了现实的边界，哪些事物与社会互动有关，哪些无关，举个极端的例子，在原始社会中，就算是无机物也被当成无机物，在印度贱民和动物一样，在轮回的理论中得到正义化。象征世界也为历史安排了秩序。象征世界对所有离散的制度进行了综合。

象征世界根源于人的生物构造。如果社会中的人是世界的建构者，那么其原因就在于人的生物构造具有世界的开放性。这种开放性本来就意味着秩序与混乱之间的矛盾。人类的存在从一开始就是一种持续的外化。当人们将自己外化的时候，便建立起了可以实现这一过程的世界。在外化的过程中，个人把自身的意义投向现实。在象征世界中，所有的现实都具有人的意义，整个宇宙都确证着人的存在的正确性。因而，象征世界就是人类意义能够投射的最远距离。

所有的社会现象都是由人类活动在历史中制造出来的建筑物，没有任何社会是完全理所当然的

维护世界的概念装置，有两种具有普遍理论意义的应用方式，即治疗和虚无。

所有社会建构的世界都属于人类活动的历史产物，故而它们会随人类的具体活动发生变化。现实是由社会定义的，但是，这种定义也是具身的。也就是说，特定的个人或群体乃是这些现实的定义者。要理解社会建构的世界在某一给定时刻的状态或是要了解它随时间所发生的变化，人们就必须了解该世界背后的社会组织。只有存在着相应的社会组织，人们才有可能对这一世界进行某种定义。这个道理可以说得再简单一点:在对历史上那些有关现实的概念体系进行分析时，我们必须要把问题由抽象的“是什么”（What？）转化为具体的社会学问题“谁说的”（Says who？）。

知识发展到一定阶段，就会出现两个问题，一个就是前面论述过的纯理论的出现。另一个问题，当制度行为被正当化之后，它的传统主义就会增强，制度的内在惰性会变的更强大，制度倾向于维持原来的状态。

一个理论是否具有实用的优势，并不看它的内在品质，而是看它对作为其承载者的社会利益群体有什么样的适用性。

多元化情境的出现以一个有着高水平劳动分工的城市社会为前提。

初级社会化所内化的世界在意识中要远比次级社会化所内化的世界更加坚实、牢固。无论有多少原初的必然性感觉在后来随着除魅而被削弱了，那种对于不再重来的确定性的回忆，那种初悟现实的确定性，都牢牢地附着于儿时的首属世界。

在这种社会中，跛子和私生子对于加在自己身上的污名身份几乎没有任何主观防御。对他自己、对他的重要他人以及对整个共同体来说，他就是他应是的那种人。当然，对于这种命运，他可能报以怨恨或愤怒，但这只能佐证他的低人一等。这些怨恨和愤怒甚至可以为社会给他定义的劣等身份提供最具决定性的承认，因为比其高等的人显然鲜有这些粗鲁的情感。

社会同时以主观现实和客观现实的形式存在，要对社会进行充分的理论理解，就必须同时考虑这两个方面。正如前文所表明的，如果把社会理解为一个由外化、客体化和内化三个步骤所组成的持续辩证过程，我们就能较为恰当地把握它的主客观两面性。不过，在考察具体的社会现象时，我们还应避免一种看法，即认为上述三个步骤是遵守时序的。实际上，社会和它的每个子部分都同时包含这三个步骤，因此，任何只考虑了一个或两个步骤的社会分析都是有缺陷的。对于社会中的个体成员来说也一样，他在社会世界中外化自身的存在，同时把社会世界作为客观现实予以内化。换句话说，生活在社会中，就参与了它的辩证法。

然而个体并非生来就是社会的一员，他只是天生带有一种社会性（ sociality）的倾向，随后才逐渐变成社会的一员。在个体的生命中存在着一个时间序列。随着时间的推移，个体被引导着参与到社会辩证法之中。

初级社会化（primary socialization）是个体在儿时所经历的第一次社会化。经此过程，个体变成了社会的一员。次级社会化（secandary socialization） （指其后的一种过程，它把已被社会化的个体引领到社会客观世界的新领域中。对个体来说，初级社会化自然是最重要的，而次级社会化则需要模仿初级社会化的基本结构。

换句话说，自我是一个反身的实体（reflected entity）。它反射着先前重要他人对它所采取的态度， 个体变成了他自己的重要他人所认定的那种人。这不是一个单向的机械过程，它包含了他人认同和自我认同之间的辩证法，即客观指派的身份与主观接纳的身份之间的辩证法。在个体对重要他人加以认同的每一时刻，这种辩证法都会浮现。

从重要他人的具体角色和具体态度出发所形成的这种抽象就被称为概化他人（generalized other）。概化他人一旦在意识中得以形成，就意味着个体不仅认同了具体的他人，也认同了一般性的他人，即认同了社会。只有通过这种概化认同，一个人的自我认同才能获得稳定性和持续性。

个体与客观社会世界之间的关系就像一个持续地寻求平衡的行为。

知识体系在整体象征世界中占有什么样的地位，决定了相应的次级社会化的特质。

在初级社会化中，儿童并不把他的重要他人理解为执行制度的人，而是把他们直接视为现实的中转者。儿童把父母的世界内化为唯一的世界，这个世界不归属于任何特定的制度背景。在初级社会化以后出现的某些危机实际上都是由之后的新认识导致的。此时一个人认识到，自己父母的世界并不是唯一存在的世界，它有着相当特殊的社会位置，甚至这个世界可能是糟糕的。

如何在初级社会化与次级社会化之间进行任务的制度化分配，受到知识的社会分配复杂度的影响。只要相对不太复杂，同一个制度机构就能完成从初级社会化到次级社会化的衔接，并承担后者的许多任务。在高度复杂的情况下就得发展出专门针对次级社会化的机构。这一机构中有着经过特殊培训的全职人员，他们承担着相应的教育使命。

初级社会化内化的是必然性的现实。与初级社会化相比，次级社会化具有更多的“人造”特质，这使得它所内化的主观现实在面对其他现实主义的挑战时更加脆弱。

次级的内化现实较少受到边缘情境的威胁，原因是它和边缘情境通常没什么联系。其实更有可能的是，正是因为人们看到了次现实与边缘情境无关，这种现实才被视为微不足道的。

对现实的维护来讲，我们不难区分出两种具有普遍意义的类型:例行维护（ routine maintenance）与危机维护（ crisis mainte- nance）前者用来维护日常生活中的内化现实，后者则用于危机情境。二者在本质上包含相同的社会过程，但也存在一些需要我们留意的差异。

在维护现实的社会过程中，人们可以区分出两类人:重要他人和非重要他人。人们在日常生活中遇到的所有人，或至少绝大部分人，都会以一种重要的方式来再次确认自己的主观现实。

交谈是最重要的现实维护工具。在交谈中，语言的客观化产物变成了个人意识中的客体。要过要有效地维护主观现实，交谈工具就必须具有持续性和一致性。

再社会化的现实基础是现在，而次级社会化的现实基础是过去。

失败的社会化带来“我是谁”的问题。

如果一个社会具有普遍的、以市场为基础的矛盾世界，那就会使主观现实和身份认同呈现出一些特殊构型。人们会日渐普遍地意识到所有世界的相对性，这其中也包括自己的世界，此时它在主观上被视为“某一世界”，而非“唯一世界”。于是就出现了这种结果:个人的制度化行为被理解为“一种角色”，个人可以在意识中把自己与角色分离开来，以操控的方式来“扮演”它。比如，贵族就不再简单地是个贵族，他会装成一个贵族，等等。与个人假扮自己的非预定身份相比，假扮自己的预定身份是性质完全不同的事情，它的影响要深远得多。在现代工业社会中，这种情形越来越普遍，但是，要对这种构型进行进一步的知识社会学和社会心理学分析，就显然超出了我们目前的讨论范围。我们只强调一点，要理解这种情形，就必须时刻把它和它的社会结构背景联系起来。因为从逻辑上讲，它体现的是劳动的社会分工（以及它对社会结构的影响）与知识的社会分配（以及它对现实的社会客体化的影响）之间的必然关系。在当代情境中，这就需要将现实、认同的多元化与工业主义的结构动力联系起来进行分析，尤其要关注工业主义给社会分层模式带来的变迁动力。

验证来自于心理学理论与经验可知的心理学事实之间的碰撞。心理学生成一个现实，现实反过来又成为理论验证的基础。

社会的可能性究竟在多大范围内对人类开放，这是由生物因素决定的，而社会世界本身对每个个体来说又是先在的，反过来对有机体的生物可能性施加了限制。

正是通过对生命和死亡所施加的权力，社会才展现了它对个人的终极控制。

社会现实不仅决定着活动与意识，它在很大程度上也决定着有机体的功能。

社会学的事业必须保持与历史学和哲学的话，否则它将失去恰当的研究对象。象就是作为人类世界一部分的社会。它人创造、由人栖居，并反过来在一个持续的历史进程中创造人。而人文主义社会学的一大贡献，就在于它重新唤起了我们对于这一蹊跷现象的好奇心。

社会学就是一个人文主义学科（humanistic discipline）这一概念带来了一个重要推论:社会学的事业必须保持与历史学和哲学的持续对话，否则它将失去恰当的研究对象。这个对象就是作为人类世界一部分的社会。它由人创造、由人栖居，并反过来在一个持续的历史进程中创造人。而人文主义社会学的一大贡献，就在于它重新唤起了我们对于这一蹊跷现象的好奇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