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宇澄先生的《回望》结束在“如果我们回望，留取样本，是有意义的”这一句上。读完，合上封底，我明白了，金先生为什么要用“《黎里·维德·黎里》——父亲”与“《上海·云·上海》——母亲口述”这样互文的结构，来完成回望。

我不再像小时候，一本书上手总是要先看看结尾如何。从头开始一页一页地细读《回望》中“《黎里·维德·黎里》——父亲”的文本后，始终不能明白，像金宇澄先生父亲那样的传奇人生，用什么样的篇幅书写都不为过的，金先生的文笔又是不容置喙的，他怎么舍得让父亲的传奇就这么“淡扫峨眉”地只占了原本就篇幅不大的《回望》一书的半壁江山？

读完整本书，原来，在金宇澄先生看来，母亲姚云的普通人生，如今回望虽不及父亲的那么惊世骇俗，但就普世价值而言，可能更胜于前者。地下党、坐牢、被潘汉年案牵连再坐牢……这样的人生故事，传奇得我们与之有隔岸观火的距离。姚云的故事就家常了，读书、结婚、生子、在因夫婿的冤假错案造成的生活困顿中苦苦挣扎……这样的人生故事，“如果我们回望，留取样本，是有意义的”，我这样理解金宇澄先生写给《回望》的结语：姚云的自述，才是留给后人的信史。

有这样的猜测，源于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王家范先生的一段文章。这篇题为《明清易代：一个平民的实话实说》的文章中，王家范先生提到了一个人一本书，人是生于1628年的上海县人姚廷遴，书是姚廷遴的《历年记》。在这本书里，姚廷遴本着把自己一生经历写下来留给子孙的念头，41岁那年动笔，从回溯他出生那一年开始，巨细靡遗地实录了自己的生活经历，直至康熙三十六年（1698年）搁笔。这本书，在王家范教授看来，“是不可多得的原生态史料”。果然不可多得，就是这本被认为“由于姚氏识见有限，文辞叙述殊觉冗杂，故此书向不为通人所称许，少有流传”的记录，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惊人的史实，即明末即使在富庶的江南，也是饿殍遍地不乏人吃人的惨状。这种惨绝人寰的场景，正史里可有详说？这种原生态的史料，为明朝的败亡加了一条鲜血淋漓从而叫人难以忘怀的注解。

因此，很愿意呼应金宇澄先生《回望》的最后一句话，特意去了一趟外地想请一对年近九秩的老夫妻跟我讲一讲他们的故事。

他们，女方是内地一座小城教会学校校长的千金，男方是华北小城煤矿主的小少爷，两个人在新中国成立之前的北京师范大学相遇、相恋，后来结婚。新中国成立以后，因国家需要提前走出学校留在北京一所大学教书，到1956年他们在北京已经有了不错的房子也有了孩子，竟然没有迟疑地相应号召与北京作了一次没有牵绊的告别远去安徽建设皖南大学。皖南大学终成纸上谈兵，数年以后肯定让他们回北京的承诺，也随风飘去，这一对有着不错家庭背景的夫妻，总是无法融入安徽的风土人情，合肥、芜湖、马鞍山等地多处辗转，还好，老天有眼，晚年将近，苏州接纳了他们。

我认识他们的时候，两人已经在苏州安家多年，可我在他们家四室一厅的房子里一转悠，吃惊地发现，没有一间屋子里的家具是成套的，零星几件诸如大厨五斗橱，不是门关不上就是抽屉合不拢，窗帘也是没有两幅是相同的，像是随便拿了块布挂上去能遮挡窗外的光线或窥视就行。1980年代，商品房的概念还没有甚嚣尘上，哪怕是在苏州，能住上四室一厅的房子，也是令人咋舌得羡慕不已的，他们却这么胡乱地住着。后来，发现他们对付的，不仅仅是居住环境，一日三餐更是敷衍得不像话，要么在学校食堂搭伙，要么买些熟食回家再炒个青菜将就。他们的好时光都在他们的回忆里，比如刚刚解放那会儿，去砂锅居、东来顺吃饭，去稻香村、起士林买点心。到了美食遍地的苏州，他们反而将日子过得这般潦草，我很想知道，这样的变化是怎么发生的？于是，就寻找机会试图到他们那里寻找答案。他们的答案倒是惊人地相似，就是对方的无所事事让自己一辈子的生活都处于困顿中。其实，这60年来节节败退的生活状态，哪是他们自己能负得起责的？他俩的变化是社会形态发生巨变的最好的民间样本，我想。可惜，只要问及他们的往事，就是无尽的抱怨。不抱怨时光不抱怨周遭，唯独抱怨相扶相持走过了半个多世纪的爱人。

想送一本《回望》给他们，他们读过后会不会明白金宇澄先生所说“每个人的回望都是有价值的”，然后，平心静气地跟我说说他们的往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