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新西兰的时候是2012年，我十一岁。那会儿小，对出国没什么感觉，到达奥克兰的第一天在日记上写了一句话，“人家说话我也听不懂，所以没人跟我说话。”
到新西兰的第四天，我就开始在那上学了。我给自己起了个英文名字，Amy。刚上学的我总是对一年后学期结束时的生活抱着美好的幻想。参观学校那天，我的教室门口站着两个女孩儿，老师就给我做了介绍。一个叫Nova，一个名字听着像Eraser。当时我看着她们聊天，听她们说我听不懂的话，心想一年后她们一定是我最好的朋友，我也一定可以像她们一样流利地说英语了。
那会儿坐校车上学，我有一张校车卡，每次上车时司机会在那张卡上剪一个洞，去掉一次次数。我很宝贝那张卡，每次一脸微笑地双手递上，希望我的微笑能让那司机在剪洞时认真一些，切口漂亮一些。然后我就上车抢那个第一排的座位，稳稳地坐下，心里希望时间长了能让车上其他人觉得那个座位就是我的。我还给这一幻想加上了细节，想像着一年后等我头发留长了，大家就会记住一个扎马尾的、总是坐在校车第一排的女孩。我这个愿望没能实现，后来司机亲自出面干涉，把所有的女生赶到了后排，让男生坐到了前排。
上课的时候我什么也听不懂，思绪无目的地漫游着。当时看过一部电影，一个男孩儿看到的单词都分解成字母变成一个个外星人在他脑海里游戏，他一个也记不住，为此常受责罚。我想，我也一个单词都不认识，可连字母的外星人都不愿意光顾我的大脑。
但我是不肯轻易表现我的无知的。后来班上又来了一个新生，我看他黑头发黑眼睛像个中国人，有了遇见同是天涯沦落人之感，又不想显得自己太过沦落，于是假装出一副自己是这里的老人的模样，对老师的各色指令积极响应。本想等着他来找我了解情况，却发现人家其实是韩国人，拿着韩语和他的韩国友人攀谈起来了。
那时学的英语搭配就像一碗水和一碗面，被我大脑里那几根不成熟的神经搅一搅，全和成浆糊了。一次在教室里，一个男生问我，how old are you？我自信这句话我还能听懂，就回答他说，I'm fine, thank you. 他明显地愣了一下，说 pardon？ 我又重复了一遍之前的回答，声音却明显小了下来，与其说希望他听见，不如是希望他一直听不清最后认为是他自己的问题了。可他偏不依不饶，又重复了一遍问题。我慌了神，跑出了教室，一边努力地想把脑子里的那团浆糊重新区分成泾渭分明的水和面。“How old are you不是应该回I'm fine thank you吗？不是的话又应该是哪句话应该这么回应呢？没有哪句了吧，一定就是这么回的。”我得出了答案，心里却总有几分不确定。
除了一笔一划，还没记完老师就擦了白板的不知所云的笔记，我带回家最多的，就是缝纫课和烹饪课做的小东西了。那是唯一两门不用英语就能上好的课。说烹饪课也可以不用英语就能学好是不太准确的，那时总想把做饼干面包的配方记了回去到家里做，可那些材料的名字一个也听不懂，唯一听懂的一个，叫花，flower，是一种白色的细粉。可它为什么叫flower呢，难道是从花里提出来的吗？是我当时一直疑惑的问题。可奈何从老师的发音我实在听不出它除了是flower还能是什么别的词，我也只好作罢，相信那白粉和花有某种神秘的联系。
在新西兰正常中学的日子就这么浑浑地过了，唯一学会的一句话是 I'm international student, 用于中午的时候到食堂领一包免费的泡面。后来妈妈看我英语实在不行，把我转去了当地的一个语言学校，专门为international students设立的，那又是另一个故事。我只知道在我离开时，我依旧不是一个能流利说英语，有很多外国朋友的留学生，也不是校车里那个扎着马尾，坐在第一排的女孩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