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社会的文明与秩序在将尽万年的演绎中，除了指点江山的政客与散落民间的黎庶苍生，还存在着一群做“地下管道”工作的人～伟大的先贤哲人。“管道”内部，分布着并非触目却决定着人类社会体制与底层运行秩序的根本理念载体。载体决定管道上层构筑，决定人的价值，决定世界之命运。外部的问题，都可以溯源到“管道”。如底层出现问题，地上世界的局势冲突、个体矛盾等便会一一展现。那么，先贤是如何在个体性超越的层面上“维护管道”的？
中华文明的奠基者之一～夫子，所创建的儒家，是先秦时期的代表性学派。儒为士族阶层指明了多种修炼之路，不乏孟子所说的“美大圣神”，以及孔子所说的“士君贤圣”。两者都是由“有志之士”通往“圣人”的途径，在路径上通过内修独善其身，通过外达成人成世，朝向“和”与“大同”。另一方面，夫子也提倡“家国天下”，也就是“修齐治平”，要对外在环境进行尽己所能的改良、改善，营造盛世。内修和外达是不可分的，每个人都要在朝向“仁”的过程中内外兼修，以切身的行动展现感悟，以身正道。那么，儒家体制是否存在问题呢？自从周朝脱离奴隶制社会以来，将近两千多年的华夏历史都是在封建制度中度过。我们不否认其价值，这是人类社会进步的必经之路。但关键在于，由儒家所开发的道统理论似乎很难以与政治融合。尽管存在圣君贤相的局面，政统也无法做到接近道统，从而让历史的车轮一次又一次碾过脆弱的王朝。另外，君王在帝制中独享权力，要做到个体贤德，谈何容易？而如果将道统礼教作为制度出现，又会让道统在僵化的教条中消失，约束自由。但，人的肉身如此沉重，又谈何容易做到“从心所欲，不逾矩”呢？其实，儒家向来对人的要求都是严格的。千人千样，只有极少数人做到了“士君贤圣家国天下”，荣获了真正属于人的自由。这部分的缺失，仍然需要新儒家的开创。
第二位，源自西方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的模型～来自《理想国》的“洞穴隐喻”。解析模型，其实主要分为两部分，洞内的现象世界和洞外的理型世界。现象世界是我们生活中能够直接看到、捕捉到的，但同样是最不可靠的。经由感官的过滤，根本不足以揭露世界的真理。反之，幻像、枷锁、桎梏、木讷，处处都是。所以，柏拉图认为需要通过理性的力量，来通达洞外，见到真正的世界（也就是“觉醒”）。这类型人，通常称作哲学王。在柏拉图看来，一所城邦就需要觉醒的哲学王来治理。但此体系同样存在的问题。在柏拉图的架构中，城邦存在四种人，奴隶（不算人，战争附带品）、自由民（普通人）、城邦守卫者（有权）以及哲学王。而哲学王一般都是由天赋极高的人，又或是贵族去担当的。这一点有无忽略人的可能性呢？另一方面，洞察一切的哲学王也并非全能，在察觉两世差距时，能确保交互的过程中不出现冲突、思想矛盾与利益诱惑吗？哲学王的倒下，可能并非意外。一身价值无处可去。这不仅是讲究治理策略的问题，这在于当我们跨越维度成长时，很难去认同过去的现象世界。然而，现象世界却是我们每一个人最原初、最直接能够接触的范畴，否认此世相当于否认自身。相反，近代哲人尼采认为我们要认同此世属于人的欲望、私心、习性与现实性。做到不二分，方能真正的超越。
第三位，出自18世纪德国哲学家康德。他认为人要实现超越，少不了从自然走向自由的过程。自然，指的就是柏拉图所说的现象世界，充满天生直观的感性与浪漫。于人而言，自然无法撑起人的重量与价值，我们要依靠人的可能性为自身提供意义，走向人之为人的自由。方法，就是依靠康德所说的三大理性批判，包括纯粹理性批判，实践理性批判，和判断力批判。这三者最本质的目的分别对应西方世界中的形容标准“真善美”。通过批判性思考，去洞察平日难见的世界，认识真相，使自我意志得到丰满，荣获幸福，完成“自由心”到“至善”的转变。那么康德哲学存在问题吗？对于一位提倡理性的哲人，最后，仍然认为“此世的不足必将在下一世体现，因为灵魂不变”。显然，他仍然没有摒弃西方的宗教传统，让其作为重要因素出现在自己的哲学体系内。18世纪下，宗教仍然是西方文化中不可忽略的因素。对于中国人而言这显然荒谬，人生精彩难道不是为了体现此世的存在吗？但西方存在特殊背景，康德仍然将上帝放在了一个“保底”的位置。
第四位，源自近代哲人～尼采。他的哲学体系里存在四种境界，分别是末人、骆驼、狮子、婴孩。末人其实就是海德格尔所说的“常人”，意味着没有觉醒，活在平庸当中，是一所社会最底层的角色，充满奴性。第二层的骆驼代表“我应该”，也就是人的意识“自愿承担”。在第一阶段历经漫长的虚无与洗礼后，人的个体意识正在不断苏醒。但“承担”仍然具备浓厚的被动意识，本心仍旧在沉睡。第三阶段是狮子所代表的“我要”，也就是人的意识“重估一切评价标准”。此后的思考会围绕社会体制与文化体系展开，辩思过往、当下以及未来的朝向。不仅是生命的拓宽，也具备了更多的自我思考与抉择。第四阶段是由人类婴孩代表的“我是”，也就是“因创造而感到快乐”的“超人”。“是”一字，蕴含能量，此刻不仅是一种肯定，更有着独属于人的骄傲和力量。到此，我们才做到真正主宰自我生命的地步。那么尼采存在问题吗？他所提倡的“重估一切价值”是否过于富有冒险精神？把一座高楼，乃至是不留混凝土和钢筋一样的拆卸，甚至不留地基，推翻已有的价值体系，对于日后再筑有非常大的挑战性。当然，这也告诉了我们尼采的态度：做人不能没有价值。人绝不能与野兽为伍，而是要具备举世风范的创造性，积极推翻旧体制，让自己不断走在时代前沿。正如如乔布斯所说的“Stay hungry，Stay foolish”，如泰戈尔所说的“人就如一个不断倒空的杯子”，人只有留下可被填满、挑战的空间，我们才能持续走在“超人”之路上。可见，尼采并非真的要缔造新的价值体系，而是提倡“重估”的过程与重要性。喜欢破坏，不是喜欢破坏本身，而是喜欢因何而破坏，以及破坏之后的再创辉煌。这也是尼采留给后人的思考。
四位先贤对人超越性的思考，无一不凸显了各具特色的哲思和智慧。尽管文化体制不同，但每一位哲人都不约而同地朝向永恒、真理。
于我们而言，这些思考其实并不遥远，许多实践都能从当下、眼前开始。例如我面对交际带来的焦灼，以及戏剧带来的压力时，时常会陷入无常的纠结与彷徨中。可这时，尼采会告诉我：你所做的事，究竟是“我应该”还是“我要”？我是否还能更坦然地面对自己的抉择与声音？当我觉察到社会的不足与矛盾，而陷入沉思时，夫子会告诉我：暂且不能“修齐治平”的你，如果无法立刻改变世界，那么能否先向“君”靠近，成为一个正直清明的人，从而阶段性接近实然问题呢？当各位面对班级民主性自治的诸多难题时，是像儒家那样在纷争中坚持“仁”的底线？像柏拉图那样去思考什么是真正的正义与秩序？还是像尼采所说，勇敢地质疑现有的规则与惯性，力求创造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游戏”？
所以，生命的高度从不局限于生命特性的迥异，而是取决于我们的心。愿我们既不盲从现象，也不逃避苦难，在一次次自我重估中，成为“完人”！
谢谢大家，我的演讲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