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长河中，曾出现过两种声音:一者曰“善言”，一者高呼“敢言”。荀子曾说:“与人善言，暖于布帛。”由此可见，善于说话即“善言”。而敢言则强调于一个“敢”。在我看来，敢言比善言更显可贵。
如果说善言是绿洲中一朵娇艳的花，那么敢言便是沙漠戈壁处的一株草。“善言”注重技巧，而“敢言”则生于黑暗，有时仅是发声便会耗费全身力气。“善言”的文人轶事流传千古，而更多时侯，“敢言”的人却如大浪淘沙般经过时间的沉淀才能被世人重新认识。故我更支持当代青年“敢言”。
“敢言”彰勇气。
天下之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而朝代更迭期间，是黎明前最深的黑暗。正如秦末，各种苛捐杂税尤如大山般压在百姓单薄的脊背上。在此背景下，陈胜的一句“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如同平地一道惊雷，发出夺目的光芒。即使最后失败，他“敢言”“敢为”的勇气开辟了农民起义的先河。再如明朝思想家李贽，他一生充满着对传统和历史的重新考虑。在那个封建的年代，他提倡婚姻自由、男女平等，宣称“天之立君，本以为民。”他写的书屡次被禁，于是干脆起名为《焚书》《藏书》。在那个无比迷信，崇拜皇权的封建社会，他走在了时代的前端，也成了那个时代的叛逆者，他不容于世，所以世也不能容他。但他“敢言”的胆量，将在历史中熠熠生辉。
“敢言”显大义。
在那个风雨如磐的年代，战争的硝烟还未来临，但中华大地却被黑暗笼罩。巴黎会议后，有志的青年们终于无法忍受，企图用自己的声音驱散这黑暗。“外争主权，内除国贼！”一声又一声口号在人们耳旁炸响，在这场以罢课、罢工为形式的斗争中，是他们赢了。不久，《新青年》便成了他们新的阵地。然而，黑暗再度笼罩，国民党采取了严厉的镇压政策。有人怕了，退缩了，连话也不敢讲了。于是鲁迅先生，慷慨激昂地说:“青年人先可将中国变成一个有声的中国:大胆地说话，勇敢地前行，忘掉一切利害，推开古人，将自己的真心话发表出来。”他鼓励青年们“敢言”:敢言国人的蒙昧，敢言统治的黑暗，敢言社会的不公，敢言正确的思想。在这个有时生命会因正义的言论而牺牲的年代，谁也不知刀会从何处出现。他们心中有大义，故敢言，想让自己的言论驱散黑暗。
当代青年应“敢言”。纵使已无战争，但“敢言”的精神应永存心中。在日常生活中，敢言长辈的错误，敢言内心的想法，敢言心中大志，并为之奋斗。放眼当今的国际局势，美国霸权主义兴风作浪。我们更应“敢言”，不对美国的行为视而不见，正如我国外交部一般，勇敢指出。
毕淑敏曾说过:“优等的心，不必华丽，但必须坚固。”我们不必善言，但必须有敢言的韧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