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最开始读的是英文版——想着原版的语调少了翻译的过程，也许更贴近肯·福莱特想要展现的硝烟乱世的倾覆与颠簸。没想到关于战争与历史的词汇太多，什么“covenant”，“shrapnel”, “parapet”，“suffragette”，以我的英语水平，简直读起来有“天花乱坠”之感。然而读到一半终于差不多把“生词”变成“熟词”，又有些疲倦于这些大量描写烽火连天的场景的笔墨了。
后来我终于放弃了自我讨伐，找到中文版接着看，发现翻译得简直不要太好，最重要的是贴近原作的风格，连抑扬顿挫的语气几乎都重现了。
抛却生词难度的因素不谈，福莱特的语言很是简洁明了——描写大格局大历史，还能在面对复杂的情节下保持语言精炼，定是高超的小说家（我大概也是自己开始定期写文章后才体会到，保持风格是多么难的事）。作者使用的句式并不冗长，不像马尔克斯描写《霍乱时期的爱情》那般优美华丽，但仍然令人心碎。
作者对每一个感情线的把握都很到位：既没有抢走战争情节的重要地位，也在对历史前进的描述中不可或缺。天雷地吼的战场，万水千山的相隔，能在情节上触人心弦、语言上冷静旁观，更加衬托出战争年代的残酷与不易。
“她不是这类女孩或者任何一类女孩，”茉黛相当冷峻地说，“她非常非常特殊。你这辈子都遇不到第二个她这样的。”
菲茨扭过头去。他知道这话没错。
菲茨与艾瑟尔、沃尔特与茉黛，大概是感情线里地位最重要、烘托对比的效果也最强烈的两类。一个是被贵族体制摧残了的感情，它揭露了人性在乱世面前的软弱；一个是被战争催化了的感情，它赞美了人性在乱世面前的坚定。一个黑暗与一个光辉，在福莱特的笔下展开得极为从容——没有歇斯里底的怒吼，也没有报复的快感，只有人物在举手投足之间的脆弱或坚强。正因为如此，作品中的感情线让读者体会到，小人物的悲喜在战争的血雨里是多么微不足道；而同时，战争又可以一部分归结为人性的复杂与不堪。
文中对历史的描述均有据可依，与虚构的人物融合得堪称完美，而对真实历史事件的刻画里，还精确重现了多个具有长久渊源的地点。比如一战结束后签署条约的地点凡尔赛宫——作者此处还回顾了凡尔赛宫的相关历史。
最后她走进了镜厅。这是世界上最为宏伟壮观的大厅之一。有三个网球场并排连起来那么大。房间一侧是十七扇俯视花园的长窗，对面墙上，十七道镶嵌镜子的拱门反射着一扇扇窗户。更重要的是，正是在这个房间里，1871年普法战争结束之际，得胜的德国人加冕了他们的第一个皇帝，强迫法国签订割让阿尔萨斯和洛林的条约。现在，德国人即将在同一个拱形天花板下受到羞辱。毫无疑问，他们中的一些人梦想着有朝一日能报仇雪耻。
书中另外一名主角格雷戈里参与的俄国革命里，作者描述了冬宫周边的血雨腥风，穿插了格雷戈里回忆的童年时期母亲在同一地点被俄国统治者屠杀的悲剧。福莱特对建筑的描述并不深入，但通过人物心理刻画，以及看似“一笔带过”的平淡，烘托出建筑之巨大如同历史一般可畏。
小说的最后，是在伦敦威斯敏斯特宫收场，那也是大笨钟的所在地。艾塞尔时隔多年后再次走进威斯敏斯特宫，与小说前半部分她被踢出去的情节相互照应——福莱特这也才终于认真描写了这座记载着历史、见证着民主的宫殿——
自从1916年艾瑟尔冲着劳埃德・乔治大声喊叫被逐出大门那天起，她就再没进过威斯敏斯特宫。现在，她穿戴着新衣新帽坐在绿皮长椅上，聆听大家的发言，不时抬头望望上面的旁听席，七年多以前，她就是从那儿被赶出去的。她走进大堂，跟那些内阁成员，以及她一直远远仰慕着的著名的社会主义者们一道投票——阿瑟・亨德森、菲利普・斯诺登、西德尼・韦布，还有首相本人。她在一间不大的办公室里有了自己的办公桌，办公室里还有另一位女工党议员。
她绕着这座庞大的建筑散步，了解它的构造和外观，让自己确信她有资格呆在里面。
这是历史的印记，是教训，也是胜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