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系原创首发，文责自负。本文参与非·主题写作之【回望】。
大学时的死党阿达打电话给我，说韩健有事情找我。我有点纳闷，自毕业二十多年来我与韩健都没联系，他能有什么事情要找我？我揣着忐忑的心按阿达提供的号码拨过去。韩健说，刘欣找到他问我，说有个保险柜的密码是按我的身份证号设置的。
刘欣？我恍然大悟。
一
那是大学最后一学期的一个晚上，我正躺在床上看书，隔壁宿舍热闹非凡，不时还有女生的笑谈传来。而我手上的书半天也没翻动一页。最终，我还是没忍住去了隔壁。
已经忘记自己以什么借口跟她们聊了起来，总归是那些极平常的，借个笔记或要根烟什么的，要不就是约时间打球。对了，她们是来找韩健的。我跟韩健的关系一般，除开我们都喜欢打篮球以外。两个女生身高差不多，穿裙子的那个稍高一点点，可能是因为瘦而显得有点高，她肤色较白，五官的轮廓更分明，说话慢而重，有点羞涩；另外一个穿牛仔裤，肤色稍微沉一些，五官比较精致，语速很快，脸上的表情很丰富，不经意还有嗲气泄出来，她是韩健的高中同学，叫刘欣。穿裙子的叫尹佩佩，是刘欣的室友。我刚开始的注意力放在尹佩佩身上，接她的茬，追她的问题，讨好地说一些她感兴趣却又表达不完整的话题，可后来就被刘欣的话带着走了，因为她更善于表达，往往能把无趣的事讲得有趣，把日常的事讲得很有张力，把小事讲得惊心动魄。那天晚上，我们聊得很起劲，水续了一次又一次，我记得尹佩佩上了两次厕所，因为是我给她指引带路的，当然，刘欣也跟了去；第二次就没我什么事了。我说她们上厕所没有别的意思，只是想说那晚上我们聊到很晚，其实也没多晚，过了最后一趟公共汽车而已。而我之所以记得这么清楚，原因是那晚我和韩健用单车送她们回去。那可是一条长征般的道路。
倒不是说这条路有多难走，而是它太长了：从我们学校出来，上中山大道，经中山一路、中山二路......中山八路，再过两座铁路大桥，还要走一段广佛公路，才到她们学校。她们来的时候是转了三路公交才到我们学校，踩单车正常要两个小时，从广州城的最东边走到最西边，穿过整个老城区。阿达在后来那件事情的影响力就是此时用汗水、时间和友谊换来的，虽然他口中抱怨“就不能找个近点的女朋友吗”。命运总是在开人类的玩笑。
至今我都没弄明白那晚刘欣为什么坐我的车，按道理她应该坐做韩健的才对。可她这一坐，我们的人生就此改变。
送她们回去的过程，至今历历在目。第一段从我们学校到中山一立交，那是新城区，人行道规整、平直，路灯密集、亮堂。我们并肩骑行，还延续着刚才那些无聊而有趣的话题，依旧指向韩健和尹佩佩：刘欣向韩健诉说尹佩佩的优点，而我还在设法吸引尹佩佩的注意。弄得有几次刘欣拍打我的背，说我乱说。“乱说”什么，我彻底忘了，只记得刘欣拍打我的背的那种感觉还挺舒服的。路边新移植的齐整的木棉树和凤凰树只抽出了细小的枝叶，嫩黄而羞涩；其间的冬青，和一些叫不出名的灌木，凭着它们的绿，莽撞地闯进我们的欢声笑语中。春夜的微风让我们心旷神怡。
进入中山一路后，人行道变窄了，不时还有缺水泥路面的坑洼和老树浅根拱起的裂痕。我们只能慢下来，一前一后线性骑行。我们声音变小，话题分散，多变成了关注各自骑行安全的提醒。我还记得我那时是这么对刘欣说的：注意啦！开始过草地了，注意啦！开始爬雪山了，集中注意力！前面是乌江、前面是大渡河……刘欣在惊诧和兴奋中调整了她的坐姿和手势，她原来也像尹佩佩那样侧坐，颠了两次后就改成跨坐了，原来她抓车座的手，改成了箍住我的腰。她还嘟哝了一声“手感不错呦”——是嫌我瘦吗？对于这个问题，我不用直接回答，在后来的日子里，就让她对自己的身材产生焦虑。这也算对她出口不逊的一种教训吧。
我们越走越合拍，而尹佩佩和韩健就一言难尽了。韩健比我壮硕，出来时还特地向室友借了一部新车，而我的这部却是丢了两次后随便花了十块钱在旧车堆里挑的；利器，我是完败的。但尹佩佩那洋溢着淑女风范的长裙，之前都是优点：笑语间的微波荡漾、春风里的层叠翻滚......俘掠了所有人的眼睛，甚至连刘欣也偶尔会露出嫉妒的目光，而此刻，就像是一匹骏马拉的破车。说多别扭就有多别扭。我和刘欣的笑声让他们十分难受，韩健憋得慌，尹佩佩尴得慌。还没完呢，刘欣竟在这当口提出要比赛，终点定在北京路路口。以我后来对刘欣的了解，我才醒悟到这是她的恶趣味。不过我得承认，刘欣的这个提议戳到了我的心窝窝，至此，尹佩佩在我眼中已经作古。我瞄了刘欣一眼，从她眼神里传递过来的默契让我很舒爽，我佯做委屈地说：这不公平吧，我这部烂车怎么跑得过你们？韩健磨肩擦掌地说：可以让你们先跑三分钟。我阴谋得逞，傲气丛生：谁要你们让？拼了就是！
两部车并排在起跑线上，蠢蠢欲动。我和韩健都一脚踩实脚踏板，一脚夯在地面支撑单车的平衡；刘欣跨坐在车后架上，双手紧紧地箍着我的腰，尹佩佩侧坐在韩健的车架上，长裙在飞舞……
两个女生异口同声喊着口令：一——二——三！
声音未落，我们就如原野上的猎豹，瞬间脱巢窜出，疾驰而去，我们时左时右、忽高忽低；刘欣搂着我的腰，她时紧时松，配合着路面情况侧身、抬臀、前倾、后仰，让行车愈加平稳且自己也舒适。我们更加协调，人车合一。眼前的房屋闪烁着往后飞驰，耳边的风声“嗖嗖”响起......身后还有他们大呼小叫的声音。起跑后，我曾瞟了他们几眼，他们就像杰克船长的海盗船，在怒海中翻滚，在巨浪的漩涡里挣扎，船欲裂、帆将破，结果不言而喻。我们在北京路路口的小店前喝完一瓶广津汽水，他们才气急败坏地赶到，韩健口中骂骂咧咧，尹佩佩嘴里支支吾吾......我和刘欣把汽水递给他们，脸上布满了胜利者虚伪的笑容。
这让他们更加难受。他们不服输，又彼此责怪。尹佩佩说韩健没有提醒她路面的情形，几次差点摔倒；韩健说尹佩佩就该换个坐姿，要把裙子扎紧，不然又像刚才那样卷进车轮......意见终于统一，要跟我们再比一次。我们无所谓，再比一次他们也是自取其辱。这种自信源自于精神，我、刘欣、烂车已是一个精神整体了。这次定的终点是东边的铁路大桥。我们呼啸而动，慢慢地就拉开了距离。别搞错了，是他们跑在前面，我们落后了。刘欣拍拍我的后背，说：追上去。我很不满地瞥了她一眼，怪她多事。她赧然低下头。我加速，很快就赶上他们，超越了他们。我们听到尹佩佩的惊慌失措的叫喊声，声音越来越小，越来越远……我们在铁路桥边等他们，看到的是满头大汗、气喘如牛的韩健和狼狈不堪、两手提着裙摆的尹佩佩。唉！淑女。
离开铁路桥后有一段四五百米盘旋下行与公路接合的坡度很大的小路。韩健不敢骑行载人，推着车和尹佩佩一前一后步行。我和刘欣却连犹豫都没有，她抱着我，脸贴在我背上，在疾速下行中我感到我背上传来一股热流，当时我不明所以，后来才知道那是刘欣的眼泪。我幸福极了，我感觉到了信任，一种即使被带向危险、甚至死亡也无怨无悔的信任。那一刻，我泪盈满眶。
二
在认识刘欣之前，我其实跟班里的一个女同学走得比较近，也仅近限于近——上课帮彼此霸个位，晚上偶尔一起自习或在校园散步。俨然成了同学们眼中的“一对”。认识刘欣后，我想和这位女同学回归正常的同学关系，但遭到这位女同学的拒绝，以致她在很多年后还咬牙切齿地说我花心。花心我是不认的，因为花心是指同一时间喜欢上很多人，而我在任何时候心里都只能装一个人。也许我是柏拉图说的那个在寻找自己分身的人；当然，你们要说我玩弄妇女感情，我也无法反驳。不过，阿达的表述应该更准确，他说我是典型的“喜新厌旧”型，而他自己是“喜新而不厌旧”型。幸好他也没多少旧可以不厌，不然他就是名副其实的花心。
两天后，我约韩健去刘欣她们学校。韩健不理我。我只好找阿达，鼓吹尹佩佩是多么漂亮，如何优雅，虽然那一刻我脑海里全是尹佩佩双手提着裙摆的可怜相。阿达被我绘声绘色的描述打动了，小眼睛瞪得有点吓人，而后又满脸陶醉，仿佛已是美人在怀。我借机拍拍他的肩膀说，那我接下来的早餐？他连声说他包了。
已记不清阿达陪我去的次数，但肯定不会少。让我和刘欣感动的是，即使他被尹佩佩拒绝后依然纯陪了很多次。这就仗义了。所以，刘欣每次回家后带来的东西——食物、香烟、时尚港货，也会给阿达备一份（刘欣家在附近的S市，我家在粤东，阿达是粤西人）。阿达抱怨上当的嘴就算堵住了。
后来，虽然不需要阿达陪，但刘欣偶尔在我们学校滞留过晚，送她回去也需他出马；路上，刘欣轮换着坐我们两人的车，回来，我可以跟阿达扯淡。
没阿达陪以后，我和刘欣一般是约在广州旧城中间见面。大多是她搭渡轮在沙面上岸，我先坐一路公交到沙面，然后在渡口接到她开始活动。我们的活动包括吃饭、逛街、看电影和在珠江边漫步。那段时间，沙面、上下九、北京路、海珠广场……都撒下我们的脚印，南方大厦、新大新、新华书店、十三行有我们的身影，我们也想去白天鹅宾馆，但那崇高静穆的气势让我们的小腿肚发软......电影只是偶尔看，最多的是我们沿着珠江边散步，从沙面一直走到爱群大厦，然后再往回走，四五个小时就过去了；我送她上船，赶上最后一趟公交回学校。后来，我们也很少在外面吃饭，刘欣会在她宿舍做好饭菜，再用饭盒装好，我接到她后，我们就在沙面找一张石椅坐下吃。我依旧记得她不断地往我嘴里塞菜和看我吃完后的满足感。其实她做的饭很好吃。菜一般是蒸的，蒸排骨、蒸腊肉、蒸鸡肉、蒸五花肉，蒸肉里一般会加些土豆、南瓜、花生之类的果类食物，与饭一起蒸；还会有烫熟的青菜：白菜、生菜、上海青、或是豇豆，撒了蒜蓉和酱油。我至今怀念。
变化是在那次我去她们学校、在她宿舍吃完饭后，我们出校散步。她们学校附近有一条断头的铁路，铁锈已经把铁轨腐蚀得摇摇欲断，枕木也残存不多，剩下的都是断头裂身，毫无价值，轨道石子上散落着胶袋、一次性饭盒、肮脏的纸屑、角落里还有一些不知道是人还是畜的粪便……铁路边的野草茂密，几乎都能盖过人头了。由于我们过于亲密，刘欣都不好意思在学校或附近转悠，只好带我来这里。我们沿着铁轨往尽头方向走。
夕阳已没了日间的焦灼，只流出一片暧昧的红。红也懒洋洋的，仿佛一切都跟它没关系，又把一切都吞了进去。锈轨、残木、垃圾、野草……似乎瞬间有了生气，都蠢蠢欲动。刘欣在红晕中一蹦一跳，她敞开手臂，从一根枕木跳到另一根枕木，又从那根枕木跳到前面一根枕木，每跳一下就划出一道红，每跳一下就叫一声：来啊！来追我。我痴痴地看着她在光圈中的飞舞。她那回眸的媚笑带着一股热力通过我的眼睛在我大脑中炸开。我昏昏噩噩地追上去，抱着她。她咯咯地笑，身躯花枝乱颤，不一会就软软的，仿佛随时都会跌倒。我拥着她，把她推倒在草丛中......那晚，我们偷吃了禁果。我们起来的时候，天已全黑，近处黑黢黢的，远处还能看到隐约的光点。我牵着她亦步亦趋地往回走，小心翼翼地跨过每一截残木；而她却走一步就踢我一下，骂我一声“衰人”，完全不担心会摔倒！
从此，我再无心其他事情，每天就想着这件事，吃过中午饭就早早离开学校，坐上公交到沙面去等她。一接到她就搂在一起，坐的石椅也空出长长的一段，恨不得两个人就叠成一个。几次后，她倒省事了，带饭的时候已经不用两双筷子、两个饭盒了。你一口我一口吃得津津有味。我们无时无刻不在伺机作案，寻找合适的时间、场所、环境，最终确定在珠江边，因为江边视野开阔，有大榕树遮挡、有带靠背的面江的水泥座椅、还有匆匆而过且不管闲事的人流……每当我拉着她往座椅走去的时候，她就红着脸，嘴里喃喃呐呐“衰人、衰人……”；她无师自通地换了长裙。有一次，我接她时看她穿着牛仔裤，我一脸不解。她脸一红，踢了我一脚，说：衰人，人家来那个……我问：哪个？又挨了一脚！
但是，每次都是囫囵吐枣、掐头去尾、胆战惊心……以致越吃越饿，越吃越想吃！那时，我心里就一个念头：我要吃顿饱的！你们别跟我杠，能想的办法都想了：星级酒店我们住不起，一般宾馆要看结婚证，无证照的黑旅馆我们怕不安全。曾找过一家旅馆，服务员登记我们身份证时猥琐的眼光就像在剥我们的衣服似的，慢慢地、一件一件地剥！当时，我就抢过证件拉着刘欣迫不及待地逃走。此后，我们就只能在珠江边上看江景。
终于，我们等来了这样的机会。那是在我们毕业后，整栋宿舍的人已经走得差不多了，只有零星几个和我一样还在等就业通知的同学。此前，我已随推荐信寄出了四份简历。刘欣已确定了S市一家国有商业公司。她说陪我一起等，但我们都知道不仅如此。
我们计划在这段时间，把想去而没去的地方走一遍，譬如光孝寺、中山纪念堂、黄埔军校旧址等等，因为以前只顾着“作案”，忽略了这些有意思的地方。此时竟生出一种惜别感——隐隐有种后会无期的感觉。于是，我们采集了将近一周的食品、日用品，做饭的家伙什——刘欣把她原来的那一套带了过来。我们提着大包小包回到宿舍。进入宿舍楼大门时，刘欣还叫停我，特地包里选了一个最大的苹果给了看门的那位老伯，她微红着脸说，很甜的，您试试。回到宿舍后，她就开始做饭。我要去帮忙，被她嫌弃了，我只好片刻不离地缠着她。
事实上，晚餐我们吃得很潦草，而真正的大餐开始了。我只记得那天晚上，我们七点多就上床了，直到第二天早上十点多才悠悠醒来……我发现九十公分的床对于我们来说，实在是太宽太宽了。此后两天，除了实在忍不住去厕所要下床外，我们几乎是在床上渡过的。饿了就是水果、饼干、面包，渴了就喝汽水饮料，吃饱喝足了继续睡，什么光孝寺、纪念堂、军校旧址早就抛到九霄云外！
第三天早上，我们还在沉睡中，宿舍门就被粗暴地撞开了。
当时，我想应该是看门那个老头向校警队报告的，并对此恨得牙根痒痒！校警带我们经过宿舍楼大门时，我狠毒地瞪了那老头一眼，感觉他的眼神在飘忽。如果目光可以杀人的话，那老头已经死了好几回了。记得从校警室出来时，我还恶狠狠地跟刘欣说，我要他“好看”，心里想着揍他一顿，或卸下他一条胳膊。可没过多久我就把这事忘得一干二净。
残存的记忆里，校警除了要我们写检查、说些语录式的训话外，好像也没把我们怎么样。我不记得是不是有罚款，即使有也不多，那时我们根本就没什么钱。可当时确实把我们吓坏了，因此，当天我就送刘欣上回S市的班车，而我还留在宿舍等工作的消息。我越想越怕，怕因此而影响我的工作，毕竟男女间这点事在我们这片国土上从来都不是小事。难道我要回山区老家？父母含辛茹苦供我读这十几年书都白费了？那一刻，我有些后悔了。
三
在自责与煎熬了几天后，终于接到T市组织部的通知，把我安排到下面的一个镇——F镇。如果是平时，这个安排我是不会接受的，至少也会纠结很久，因为此前我只想留在广州，而那一刻，我没有犹豫就去报到了。从此，我看到了一个不一样的世界。
我愿意去F镇，除了上述的“惊吓”因素以外，还有一个幻想，那就是那时珠三角的很多市镇已显露出勃勃生机，家电、纺织、服饰、日化、家具、陶瓷……已渐成规模，与省城官僚作风相比，我所学的“经济学”应该有用武之地。殊不知，还是让我大跌眼镜。
后来我才知道，F镇是T市二十多个镇区中排名最靠后的一批落后镇之一，我去的时候是在国道下车，转乘私人三轮车才到达。负责接待的组织办领导的热情让我尤为感动，组织把我安排给一位姓黄的副镇长做助手。黄副镇长是分管政法、计生、商业、村企的领导，后来我了解到哪有什么商业和村办企业啊，商业就是指导和收购当地的农民养鱼、种蕉及统收。不是很准确地说，F镇除了一级政府权力功能以外，政府的日常重点工作就两件事：计生和征卖地。记得有一次，我深夜被派出所的同仁叫醒，我们按线报去邻市一个叫北滘的镇抓一个应扎未扎的计生黑户，可等我们骑了两个多小时摩托车到达北滘时，黑户已经逃走了。至于征地卖地就是经济任务了，镇委成员每人都有主抓的公司或部门，就连武装部长、人大主任、纪检组长都不例外，他们跟各村村民代表（村支书）谈判，然后填沙平地（三通一平），再卖给开发商建厂或建房。
估计是我不上道，只跟了黄副镇长几个月就被安排去村企办管理村办企业，他殷切地鼓励我莫负所学，把村企业搞起来。村企办是为各村的村办企业服务，每月月底收集数字上报市统计局。由此，我也得到对统计数字的深刻认识——黄副镇长会基于政治考虑加与权衡。日常就是“管理”那几个村办企业：鱼肉加工厂、蕉纸（包香蕉的纸）制造厂、砖瓦厂、船只修理厂。后来，我自己都笑了，为了这些月产出额几万元的工厂而找华工、广工的教授们下来评估、做技术革新方案是多么的幼稚！不过，教授们在工作之余连续几晚悄悄在广播站放映厅看大尺度录像又让我忍俊不禁。可见那时的知识分子多纯洁，哪像如今不是硕士以上学位连陪睡的资格都没有。
除此之外，我还通过刘欣的关系，把我们十七个管理区（村）的村支书和村长带到S市的L村考察。L村是当时仅次于华西村的全国明星村，三来一补的工业密度和租金收入却远远高于华西村。我们F镇的村书记和村长们在羡慕之余却又无奈地摇摇头，权当旅游吧——他们如是说。后来，我还经广工的赵教授接洽牵线了一个获得系列专利的制伞项目，想在F镇的落地，不过最终给镇委梁书记否了，要不然可能就没有后来的台州泉州雨伞基地什么事了。不管如何，我也算无愧于我那每月三百二十二元的工资。
我在黄副镇长手下干了一年，就被法庭吴庭长的“挖角”了，我当时的想法是，转到法庭去后能落实干部指标，镇政府发奖金时我就可以全额领取，不然只能算合同干部——领一半；不是干部的只能领三成，这跟职位年龄没关系；当然也有内心的那种屈辱和不安感，因为那时我几乎每天都在水与火之中经历。譬如，我刚到F镇时，时常跟在黄副镇长身边，工作之余，他们娱乐时我就斟茶倒水。有一个晚上，他们在黄副镇长家娱乐——玩“牛牛”——类似二十一点的赌钱方式、五张牌一把。我还记得一起娱乐的有党委梁书记、政府古镇长、我的老板黄副镇长、还有武装部吴部长，“松桩佬”——那时他负责征地后的填沙（原来卖松木桩）、电器厂的冯老板、化工厂的梁老板。大家玩得不亦乐乎，赢的时候笑话连篇、豪气满天，输了，话头就朝对方家中女性的生殖器招呼。我清楚地记得，那一把“松桩佬”拿到牛牛——翻三倍，他大笑着从一捆捆的钱里抽了三张塞给我，他说：风仔，拿去叫鸡。我刹时脸涨得通红！竟愣在那里一动不动。黄副镇长以为我不好意思拿，还笑着跟我说：拿着，老板赏的。古镇长还加了一句：风仔，让你爸寄三万块钱来一起玩。再有一次，应该是几天后，还是“松桩佬”，他夹着黑色皮包来到我们办公室，他从包里抽出一沓信封分给我们每一个人。那时办公室外间有主任、会计、出纳、我、还有黄副镇长的司机。出纳是个老太太，她欢天喜地地说：谢谢老板！恭喜发财！可“松桩佬”已经转身走进黄副镇长的里间，无视出纳的恭维。我打开信封看了看，里面有五百元，再看办公室主任，他笑了笑把信封抹进抽屉了。更滑稽的是，有好几次，我在派出所里跟同仁赌钱，听到线报就放下手中的牌出动去抓赌、抓嫖，然后用几条长长的绳子像烤串一样把赌徒、嫖客押回派出所，没收赌资、嫖资，等他们的家人来交赎金。
我到F镇后，刘欣来看了我的次数并不多，多是我去看她。我能想起的只有两次，第一次是我刚到F镇三个月左右，她来宣示主权，她给我们办公室里所有的人都派送了礼物，包括黄副镇长，还在我们镇政府食堂里大大方方地吃了一餐饭。从此，那些为我张罗对象的领导销声匿迹，我不清楚我被调到村企办是否跟这事有关。第二次是一年半后，她感觉到我们婚姻的危机，来请组织做工作。那天，我们在吴庭长家吃饭，她向庭长和嫂子——吴夫人，诉说了我们以往的经过和未来的展望，并引起了庭长和夫人深切同情；最终庭长夫妇训告我要彼此珍惜、相濡以沫。刘欣似乎满载而归。
说起来，我和刘欣的结婚似乎有点儿戏。
毕业后，刘欣单位就给了她一间宿舍，她用心地装扮我们“家”。那时，我不辞辛劳，几乎每周都会跋涉近百公里从F镇到S市：我先从F镇坐三轮车到邻镇搭客轮，到S市的H镇上岸，然后转小巴到S市，前后要四五个小时。下车时，刘欣已在车站等我了，每次她都是泪眼汐汐地在我走出车站那一刻拥抱我，诉说一周的思念和为我们相聚这一天所做的准备。我也分外感动，觉得再辛苦也是值得的。我踩着她的单车载着她回家，说着我们以前在广州的丑事，听得她只把头深深地埋在我背上，嘴里“哼哼”像猫叫，还不时掐我的腰。回到家里，她就搬出一大堆东西：衣服裤子、鞋子袜子、牙刷须刨......每一件都要我试，她叉着腰、端着脸说：嗯，这件合适，嗯，这件大了我去换......我说，饿死了，能让我先吃饭行吗？她说，你是要先吃我还是先吃饭？我说：我要两个一起吃！饭她早准备好了，炖了一个下午的老火汤，算好时间跳闸的米饭，从锅里端出来还冒着热气的菜......吃完饭，我们沿着运河散步，很娴静，不像在广州那么仓皇，我们只是相互依偎着感受柳梢荡来的轻风，水波漾出的吟唱，看着人来人往、推搡笑闹的烟火气息。那一刻，我们觉得好幸福，祈盼一生如此。
然而，这股激情却很快退却了。激情从什么时候开始消退？我确实记不清了，我曾反复回想当时的情形，只记得我去看她的次数越来越少，间隔的时间越来越长，看不顺眼的事情越来越多，慢慢开始吵架——多是我在挑她的毛病，可这些“毛病”原先都是优点啊……我可以诚实地说，我那时并没有“新”，但已经开始“厌旧”了。很多年之后，我才明白这个“厌旧”跟刘欣没什么关系，是我自己对平凡、安静、一眼看到头的、无法承载想象力的日子的一种发自内心深处的恐惧和抗拒，而后产生扭曲行为的一种性格。也就是说我这个人根本就不该和不配有闲暇安稳的日子，这种日子过久了只会让我平庸、懒惰和窒息，我的潜意识在关键时支配着自己一次次无法解释的行为。比如那个冬夜，我们吵完架后，她坐在马桶上淋着冷水，边哭边诉：为什么要这样对我？我至今无法理解我那时的冷漠。还有，我明知我跟她走不远，还是为了她说的“为单位分房”而跟她去领结婚证——也许她认为我们正式结婚了，就可以回到原来的美好。再有，就是一年后我从法庭离职。
F镇的法庭在河边的一条破败的老街上，二层；一楼是开庭用的庭审室，很小，顶多能挤个十来人，从街上走进庭审室，再从庭审室上二楼的办公区。窗外还能看到时不时经过的堆满香蕉、船舷与水齐的小木船。
后来我才知道吴庭长为什么那么着急“挖”我过来，因为他原来那位助手已经找到关系转到政府去，我是来补缺的，不然，就连简易审判都做不了。F镇法庭一共就两个人。
我是从装订卷宗开始我的法官生涯，先是整理资料：卷首的案件名、编号、主审法官、书记员，其次是立案通知书，跟着是原告诉状、证据、被告答辩、证据，再接着是传票、庭审记录，主审意见，合议庭意见，最后是判决书和送达回票。卷首和卷尾用褐色牛皮纸，卷内文档都有相应格式的规格一致的纸张，按顺序叠在一起，打孔、穿线、锁紧，然后装进一个文件袋。一个案件就完成了。归档或移交给执行庭。从这个流程就能看出律师在这套体系里的作用是微乎其微的，除了给原、被告花了律师费的心理安慰，就是充当法官完成审判的润滑剂。
其次，就是踩摩托车送各类文件：立案通知书、传票、判决书……得益于我在村企办时和各村的治保主任建立的良好关系，送起来又快又准。
然后才开始办案。记得我接的第一单案件是离婚案：妻子起诉丈夫要求离婚。当时刚好吴庭长不在，我有些激动就把案接了，虽然我看到那张斑驳的诉状时有点疑心，但她声泪俱下的陈诉还是让我打消了疑虑。吴庭长回来后，我向他汇报，结果给他狠狠地批了一顿。他说，这个妇女已经来了很多趟，她根本就不想离婚，只是想法庭帮她教老公做人、帮她追生活费，因为她有两个小孩，老公烂赌好嫖又不顾家。我吁了口气，说，这不是把我们当妇联了吗？庭长语重心长地说，明白了吧。我说，明白。老百姓的智慧是无穷的。后来，我没立案，但还是把她老公找到，借着国徽的威严狠狠地教他做人，当着村治保主任和妇女主任的面，让他签了保证书。我还真干起了妇联的工作。那妻子千恩万谢的。再后来，在我离职几年后跟吴庭长的一次吃饭时，老领导说，那妻子又开始起诉老公离婚了。
那时，我们是有任务的，书记员是一年十八件，审判员是二十四件。完不成任务，诉讼费的提留就少很多，具体的标准我记不起来了。所以，我们对标的大的案件更加感兴趣。记得有个借款纠纷案：原告诉被告还借款，要求查封被告在运营的两部泥头车。吴庭长接状立案，收了收诉讼费后就开出查封令。我们和派出所的同仁找到两部正在运沙填地的泥头车，扣押并把汽车开到F镇的中学停放。案件并不复杂，大半年的流程走下来，找到有意购买者去看车时，车已成了一堆废铁。原告垫了诉讼费，纠纷还在，被告损失了两部车。
大标的的案件一般吴庭长接，我更多的是接一些小标的的借贷、赔偿案，最多是家庭、婚姻类案件。此类案件让我更多地了解了婚姻的龃龉、亲情的冷漠和人与人之间的龌蹉。我想，我是在这个时候重新审视我和刘欣的关系。
我仔细想了想我当时离职的原因，有两个直接原因：一是我点手指欠下一个派出所同仁的六千多元的赌债。二是吴庭长的尊严——他无限次修改我起草的判决书。这也是前同事离职的原因。还有一个深层的因素，当时是不明白的，后来我知道了，就是对那种环境的不安感。几年后出差经过F镇时，请黄副镇长吃饭，黄副镇长告诉我德林（原镇委梁书记）被抓了，原因是他退下后电器厂冯老板不认他的赌账，他把人家绑了。多年后，嫂子在电话说庭长因为女人的事被双开了。我至今还记得她那带着哭腔的悲郁的声音“衰贪、衰赌，我都不意外，可没想到，他居然衰在女人手里……”看来，权力会加速人性恶的长成。我曾在后来艰难的日子里动摇过，如果不离职会不会好些？理智告诉我，如果我没离开，大概率会锒铛入狱。
收到政法学院学习通知书当天我递交了离职报告。这倒是个巧合。离开F镇，我没跟任何人说，我独自一个人去了B市。
四
刚到B市的前两年是艰难的。那两年我搬了七次家——也仅是背个背包从一个地方的一张床移到另外一个地方的一张床。曾记得为了省一块钱的公交票，早上六点就起来走路去上班，八点达到时已饥饿难耐——花了三块钱早餐才补回来。这就是一个学经济的人算的账。由此得出一个经验，人在极端环境做出的誓言是不能当真的。换了好几份工作后开始做外贸，在广交会上以翻译的假身份混进去，在脖子上挂着像玉米棒似的鞋样匍匐在大厂家摊位的阴暗角落里，伺机拦截客户……功夫不负有心人，生意和客户慢慢多了起来，终于在到B市三年后成立了自己的外贸公司。庆幸自己赶上了最后一波红利，但那时却自以为是自己的能力有多出众，开始有些膨胀了，经常参与行业会议和公益活动，甚至指点起政策法规了。
刘欣在我到B市后，曾经来找过我两次：第一次来时，我还在困顿中，我怕我意志薄弱，经受不住她的温情再走回头路，就狠下心没见她。第二次来时，我已经和陈扬相恋了，那时阿达因为生意失败正好来投靠我，是阿达接待刘欣的，我没出面。记得阿达带回一个薄薄的金戒指——是我以前送给刘欣的，还带了“我有男朋友”的口信。听着这个信息，我心里有点的安慰，也有点难受，还有一丝受挑衅的滋味。这或许是她想达到的目的？
陈扬是B市电视台的主播和记者，做公益时认识的。说句不准确的话，是陈扬把我的脑袋更新至新时代，吃穿玩乐让我应接不暇；她的大方得体、机智灵巧和广博见识让我惊叹。我用吹牛、巧智和死缠烂打，终于抱得美人入怀，我痴迷她在性方面的创意和想象力，我第一次有了要成家的渴望。我们去看房、选婚纱、甚至还做了去夏威夷的蜜月旅行计划......在紧锣密鼓的推进中却需要跨过的一个障碍，那就是要解除和刘欣的婚姻。我原以为应该很顺利，毕竟她此前让阿达转告我“有男友了”，正好，解除已名存实亡的婚姻对双方都是一个解脱。然而，当我给她电话提及离婚时却遭到了她的拒绝。理由是显而易见的——你要离我偏不离。我知道在这事上双方都带上了情绪，无法正常沟通和解决。于是，背着陈扬委托阿达出面去沟通和办理。阿达是最合适的人选，他不负我望，几次奔走S市，对刘欣晓之以情，动之以理，最终达成初步意见，并约定了S市迎宾馆见面洽谈细节。
那天早上，我和阿达八点多就到了S市迎宾馆的中餐厅，我们在餐厅喝早茶等她到来。一会儿，她来了，跟她来的还有她的弟弟刘谓（我们之前有见过，还一起打过球）。她黑着脸，一个从来没有在我脑海里出现过的形象。我只好讪讪跟她弟弟打招呼。坐下后就是一片沉默。阿达正要开口说话，刘欣忽地站了起来，瞪着我大声说：钱不够，要十万。我一下也被她激怒了，站起来对她吼道：你是出来卖的吗？枉你还受过高等教育！我这话似乎戳到了她的软肋，她的低下头支吾着，但片刻后又昂起头，蛮横地说：我不管，你不给十万这婚我就不离！我抬着颤抖的手指着她：你！你！你……见状，刘谓把她姐姐拉至角落，阿达把我拉到餐厅外。我气嘟嘟问阿达：你们不是说好八万的吗？怎么又变卦了？阿达摇摇头，表示不知道。我看着远处在弟弟身上抽搐的刘欣，一下子也黯然了，我拍拍阿达的肩膀，说：去跟她说，十万就十万，不过多出的两万得过后给她，今天没准备。也许刘欣也没想到这张结婚证还可以换钱。
开车从S市到F镇要一个多小时。路上除了阿达和刘谓有一句没一句寡淡的闲聊外，就是车窗外“嗖嗖”刮过的风声和不断远去的桥梁、楼房、斑驳的田地……她不时在抽蓄；我看似在专注开车，脑海里却不停地显现我们以前相处的剪影：在中山路踩车，在石椅上吃饭，在草丛中相拥，在珠江边看景，在宿舍里共眠……我也禁不住泪流满面。
没想到以这种方式回来到F镇。跟庭长寒暄了几句就开始办正事，之前电话里已经说清楚了。庭长办起来极快，从接案到结案，到调解书打印出来，盖好章，给我们，只用了半个小时。这可能是法院系统办理的最短时间的离婚调解案，甚至比后来我在B市民政局的第二次离婚还要快。不是陈扬，我和陈扬只相处了半年，就分道扬镳。
尾声
我按韩健提供的电话拨过去。电话“嘟嘟”响了四声还没人接，就在我要挂断的时候，一个声音传了过来：你好，哪位？是她，声音没变多少，只是沉了些。我说：我是李岩风。说完后，周遭陷入一片死寂，约半分钟后，我听到一声撕裂的痛哭声......半晌，她才断断续续地说：对不起，我有点激动。
我说：你还好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