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第21周
高墙与鸡蛋
我初次听到“高墙与鸡蛋”这个比喻是听网易公开课上学者杨照先生的讲座《浪漫的村上春树与强悍的村上春树》,大致是在提到东京地下铁事件对村上春树的写作态度以至世界观的震颤和微妙改变时提出的,当时便觉有趣,留下印象。近日,买来村上春树的杂文集《无比芜杂的心绪》,读到了这个比喻的出处,是村上春树在获“耶路撒冷奖(文学)”时的致辞。
原文如是:
假如这里有坚固的高墙,而那里有一撞就碎的蛋,我将永远站在蛋一边。
对。不管墙是何等正确,蛋有多么错误,我仍会站在蛋一边。正确还是错误,是由别人来决定,或由时间和历史来决定。一个小说家不管出于何种理由,如果是站在高墙一边撰写作品,那到底还有多少价值?
比喻的内涵——高墙即“体制”,一撞就碎的蛋即“个人灵魂”
这则比喻究竟意味着什么,在某些情况下单纯明了。轰炸机、坦克、火箭弹、白磷弹和机关枪是坚固的高墙。被他们碾碎、焚毁、洞穿的非武装市民是蛋。这便是意义之一。
但不仅仅是这些。其中还有更为深刻的意义。请这样想一想。我们每个人或多或少,都是一只蛋,是拥有独一无二的灵魂和包裹这灵魂的脆弱外壳的蛋。我是这样,你们也是。而且我们每个人或多或少,都面对着一堵坚固的高墙。这堵墙是有名字的,它叫做“体制”。这体制本应是保护我们的东西。可在某些时候,它会自行其是,会杀死我们,会让我们杀人。它冷酷,高效,而且有条不紊。
我写小说的理由,归根结底只有一个,就是让个人灵魂的尊严浮上水面,沐浴光照。为了不让我们的灵魂被体制禁锢和贬损,所以始终投去光亮,敲响警钟,我坚信这才是故事的使命。描写生与死的故事、描写爱的故事,让人哭泣、恐惧、欢笑,由此证明每个灵魂的无可替代。锲而不舍地这样尝试,正是小说家的职责。为了这个目的,我们日复一日真诚地制造虚构。我想向各位传递的讯息只有一个:超越国籍、人种和宗教,我们都是一个一个的人,是面对体制这坚固高墙的一颗一颗的蛋。我们看似毫无取胜的希望。墙太高太兼顾,而且冷漠。如果说我们还有获胜的希望,那只可能来自我们相信每个灵魂都是独一无二,相信彼此灵魂的融合能产生的温暖。
…………
请试着想一想,我们每个人都拥有触手可及的活生生的灵魂,体制却没有,不能让体制利用我们。不能让体制独断专行。不是体制创造了我们,而是我们创造了体制。
本想就这个命题谈些自己的想法,可提到“体制”这东西就感到迷惑,而又难以分析。体制是什么?村上春树为什么把个人灵魂与体制放在对立面?
体制这东西的存在似乎每个人在生活中都能感受的到,却难以像描述拨开香蕉皮露出香蕉肉一样简明。形形色色的体制里,我有时是体制里的一员,有时在体制的门外感受门的银白色泽。
体制似乎有很强的排外性,或者它的存在的一大目的就是与体制外划出界限,有时体制的发展似乎就是为了把与体制外划界的沟犁得更深。
不由想到卡夫卡那迷雾环绕的《城堡》,“土地测量员”K在雪地里蹒跚,与村里形形色色的底层人民打交道。城堡近在咫尺,总有似乎抓得到的希望,可以听闻、结识与城堡有关的形形色色的人,逐渐了解高大的城堡里数不尽的部门和数不尽的官吏,高深莫测的森严等级,数不尽的尘封文书,向城堡探进的尝试总像被暗夜抽走了一截,被得体的微笑柔软而坚固地驳回。
个人灵魂的贬损与体制的壮大有什么样的关系?弗洛姆说:“现代社会使人们与自己创造的事物、自己建立的组织、其他人、甚至自己,疏离开来。现代资本主义造就了“可支配的人格”,对这种趋势放任自流的结果将是为异化力量所支配的精神失常的社会。”
艰难的别Young学院
我们最近正在做的一个长期而艰难庞大的任务是学院的“别Young学院”展示,在“厦门大学”官方微信平台介绍我们的公共卫生学院。我非常看重这篇大文章。
最难的一部分便是介绍清楚“公共卫生”,实在有很多硬东西要啃。我给自己几条宏观上的信念或要求:
做媒体宣传是一件不断挑战自己的事,是创造性的事。那种“编织”的痛苦很具体、很现实,无法躲避,只能忍受。陈虻的一个分析很准确,也给我鼓励。
创造是一件非常浪漫的事情,而且创造又是一个非常具体的过程。所以要完成一件成功的作品,同时需要两种极具反差的品格——灵异奔放和老老实实。对于一个人是这样,对于一个团队同样是这样。
我爱你与我的不同
在我有缘分比较深入了解的女孩里,你是最特别的一个。虽然承受等待,保持耐心的感觉难受,但知道有人与自己很不同而又知道暂时无论如何是无法完全体会这种不同的,存在着与我有很不同的看待人、看待世界的方式——想到与你一起前行的路上,会体会到很多与自己不同的认知,感到自己的腐朽和鄙陋之处,人格伴随风声在脑中冲撞和拓展,这是很清新而美好的事。
“我指的是能同你交谈实在令人高兴,包括听到你的声音,知道你在干什么。”“
——村上春树《世界尽头与冷酷仙境》39章.冷酷仙境(爆玉米花、吉姆老爷、消失),男主人即将奔赴世界尽头,对粉衣服胖女郎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