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车过了南京，窗外的景致渐渐变了。不再是北方平原的辽阔苍茫，田埂被水渠切割成细碎的方块，乌篷船在水网里悠悠荡着，连空气里都浸着潮湿的水汽。英子把脸贴在车窗上，看着掠过的白墙黑瓦，指尖无意识地摩挲着口袋里母亲塞给她的银锁——那是父亲留下的，背面刻着“守真”二字。
“在想什么？”周雅琴递过来一块油纸包的桂花糕，是上车前在车站买的，甜香里裹着点焦气。
英子咬了一小口，糕点在舌尖化开：“在想上海是什么样子。你说，那里的女子真能像陈先生说的那样，进学堂、找工作，不用裹脚吗？”
周雅琴把辫子从鸭舌帽里抽出来，长发散在肩头：“听说有女学生穿着皮鞋在街上走，还有人剪了短发呢。”她顿了顿，忽然笑了，“等我们安顿下来，也去剪个秋瑾女士那样的短发好不好？”
英子刚要应声，邻座一个穿蓝布衫的年轻人突然转过头。他戴着圆框眼镜，怀里抱着本卷了边的《向导》周报，镜片后的眼睛亮得很：“两位同学也是去上海读书？”
英子心里一紧，下意识地想把帽子拉低。周雅琴却先开了口，语气自然：“是啊，去投奔亲戚，想找个学堂继续念书。”
年轻人点点头，手指在报纸边缘敲了敲：“上海的学堂多，就是学费贵。要是不嫌弃，我认识几个办平民夜校的朋友，你们可以去看看，既能读书，还能帮着给工人子弟上课。”他递过一张字条，“这是我的地址，在沪江大学附近，有事可以找我。”
字条上的字迹清瘦有力，写着“林文轩”三个字。英子接过字条时，指尖碰到他的手，冰凉的，像刚洗过冷水。等年轻人转过身，周雅琴才凑到她耳边：“这人眼神干净，不像坏人。”
英子把字条折成小方块塞进鞋里——这是父亲教她的法子，重要的东西要藏在最不容易被搜到的地方。她想起父亲总说，乱世里交朋友要像筛沙子，先看他眼睛里有没有光。林文轩的眼睛里有光，像北平冬夜里的星子。
火车抵沪那天是个阴天。刚走出北站，就被一阵喧闹裹住了。黄包车夫扯着嗓子喊“静安寺去不去”，挑着担子的小贩在人群里钻，穿西装的洋人举着文明棍皱眉，几个戴红袖章的学生正站在石阶上演讲，传单像雪片似的飞。英子攥紧周雅琴的手，才没被涌来的人潮冲散。
“先找地方住。”周雅琴从皮箱里翻出地址，是她父亲的一个朋友在法租界的住处，“张伯伯说给我们留了间阁楼。”
法租界的街道比北平的胡同宽，洋房门口种着棕榈树，巡捕戴着白手套在街上踱来踱去。她们跟着黄包车穿过几条街，在一栋红砖墙的小楼前停下。开门的是个梳着圆髻的女佣，见了周雅琴，脸上堆起笑：“周小姐可算来了，张先生特意交代过，阁楼都收拾好了。”
阁楼在顶楼，斜斜的屋顶压得人有点喘，却有扇老虎窗，推开就能看见远处的烟囱。周雅琴把皮箱往墙角一放，从里面翻出两件蓝布学生裙：“先把男装换了吧，总戴着帽子脖子都酸了。”
英子刚解开领口的扣子，就听见楼下传来脚步声。女佣领着个穿长衫的中年人上来，那人留着八字胡，手里捏着个铜烟袋：“雅琴吧？我是你张伯伯。”他打量着英子，“这位就是沈先生的女儿？果然有风骨。”
英子连忙站起来：“张伯伯好。”
张伯伯摆摆手，烟袋在手里转了个圈：“你们的事，雅琴父亲写信说了。上海这地方看着光鲜，暗地里厉害得很，巡捕房的眼线比苍蝇还多。你们要读书，我可以托人送你们进爱国女校；要做事，也得小心——前阵子有个女学生在街上讲妇女解放，被巡捕抓去，到现在还没放出来。”
周雅琴把林文轩给的字条递过去：“张伯伯认识这个人吗？他说有平民夜校。”
张伯伯看了字条，眉头松了些：“林文轩啊，认识。沪江大学的学生，人老实，跟着几个先生办夜校，教工人认字。你们要是想去，我明天带你们去。”
第二天一早，张伯伯带着她们穿过霞飞路。路边的橱窗里摆着时髦的连衣裙，玻璃上映出她们的影子——英子还穿着北平带来的灰布裙，袖口磨得发毛，周雅琴的蓝布裙洗得发白，可两人都挺直了背，像两株刚栽到新土里的青竹。
平民夜校在闸北的一个弄堂里，是间废弃的关帝庙。神像被挪到墙角，供桌改成了讲台，墙上贴着“劳工神圣”的标语，墨迹还新鲜。林文轩正蹲在地上修黑板，见她们来，忙站起来擦手：“来得正好，下午有几个纱厂的女工要来，正缺人帮忙整理课本。”
英子跟着他走进偏殿，里面堆着一摞摞油印的课本，封面上用红笔写着“千字课”。有个梳着短辫的姑娘正在捆书，见了她们，笑着直起身——她约莫二十岁，手上有层薄茧，眼睛却亮得很：“我叫王春燕，在申新纱厂做工。”
“春燕姐是我们这里学得最快的，”林文轩笑着说，“才学了三个月，就能给家里写家书了。”
王春燕脸一红，指尖蹭着课本边缘：“哪有。就是觉得林先生说得对，女人不光要会纺纱做饭，也得认字，知道这世道到底是怎么回事。”她忽然压低声音，“前阵子厂里有个姐妹被工头欺负，要不是我们几个认字的凑起来写了状子，哪能让那畜生被开除？”
英子的心猛地一跳。她在北平读的书里，总说“妇女解放”要先争取教育权，可王春燕让她明白，教育从来不是空的——认了字，就能写状子；知道了道理，就敢和工头叫板。她拿起一本课本，指尖划过“人、手、足”几个字，忽然觉得这三个字有千斤重。
那天下午，十几个女工陆陆续续来了。她们大多穿着打补丁的短褂，头发用布带束着，有几个怀里还抱着孩子，把孩子放在神像旁边的草堆上，自己就着从窗缝里漏进来的光，一笔一划地写。英子教她们写“女”字，说“女”字像个屈膝跪着的人，可她们偏要把最后一横写得笔直：“春燕姐说，我们要站着做人。”
傍晚离开弄堂时，天开始落雨。周雅琴撑着伞，看着雨里的烟囱：“你发现没有，她们的手都裂着口子，却写得那么认真。”
英子想起王春燕写字时的样子——食指关节因为常年纺纱变了形，握笔时却稳得很。她点点头：“我们在北平讨论妇女解放，总说要写文章、办杂志，可她们才是真的在过日子里争呢。”
日子像弄堂里的水，慢慢淌着。白天，英子和周雅琴去爱国女校插班，听先生讲新文学；傍晚就去关帝庙教女工认字，有时林文轩会带些新杂志来，她们就围在油灯下读，读到陈独秀先生的文章，有人会忍不住念出声，惊得草堆里的孩子打个哈欠。
变故是在一个落雪的清晨来的。那天英子刚走进教室，就看见同学们都在窃窃私语。有个戴眼镜的女生凑过来，声音压得极低：“听说了吗？林文轩被巡捕抓走了！”
英子手里的课本“啪”地掉在地上。周雅琴一把扶住她：“别慌，我们先去问问春燕姐。”
她们跑到纱厂门口等了半个多小时，才看见王春燕跟着下班的人流走出来。她眼睛红肿，手里攥着块被泪水打湿的手帕：“昨天夜里，巡捕突然闯进夜校，说我们藏了‘赤化’的书。林先生把我们推到里屋，自己抱着书被抓走了。”
“能想想办法吗？”周雅琴急道，“找张伯伯？”
王春燕摇摇头：“张先生去问过了，说林先生被关在龙华监狱，罪名是‘煽动工人闹事’。听说……听说这种罪名，轻的判几年，重的……”她没再说下去，牙齿咬着嘴唇直打颤。
英子突然想起父亲。那年父亲被暗杀的消息传来，她也是这样浑身发冷，觉得天要塌了。可此刻看着王春燕通红的眼睛，她忽然握紧了拳头：“不能等。我们得想办法救他。”
她们在关帝庙的神像后面，找到了林文轩藏的东西——一叠没来得及发的传单，还有一本记着人名的册子。册子上记着二十多个名字，有学生，有工人，还有几个地址，其中一个在法租界的书店。
“这是联络册。”周雅琴翻到最后一页，看见上面写着“陈望道先生转”，眼睛亮了，“陈先生翻译了《共产党宣言》！说不定他有办法。”
那天晚上，英子和周雅琴换上最厚的棉袄，裹紧围巾，往法租界的书店去。雪下得紧，街灯在雪雾里晕成一团黄，巡捕的皮鞋声在石板路上“咔嗒”响，每响一声，两人就往墙角缩一缩。
书店在一条僻静的弄堂里，门脸很小，挂着“光华书局”的木牌。英子推开门，风铃“叮铃”响了一声。柜台后坐着个戴瓜皮帽的老人，抬起浑浊的眼睛：“要买书？”
周雅琴把联络册递过去，声音发颤：“我们找陈望道先生，林文轩先生介绍的。”
老人翻了翻册子，突然直起身，掀开柜台后的布帘：“进来吧。”
布帘后是间小阁楼，摆着张旧书桌，桌上堆着书，墨水瓶里插着支毛笔。一个穿棉袍的中年人正趴在桌上写字，见她们进来，放下笔：“我是陈望道。文轩的事我听说了。”
他说话时带着点浙江口音，温和却有力量。英子把夜校的事说了，说女工们怎么盼着林先生回去，说她们想救他。陈望道听完，手指在桌面上敲了敲：“巡捕房抓他，不只是因为传单，是怕他把工人组织起来。要救他，得让外面知道他是被冤枉的——你们敢不敢去发请愿书？”
英子想起北平的游行，想起父亲说的“真理不怕声音大”，用力点头：“敢。”
第二天一早，爱国女校的学生们收到了一份请愿书，上面写着“释放林文轩”“工人有读书的权利”。是英子和周雅琴连夜抄的，王春燕带着女工们在纱厂门口签了名，连几个认字的童工都歪歪扭扭地写下了自己的名字。
中午时分，她们举着请愿书走到巡捕房门口。北风卷着雪沫子打在脸上，英子的手冻得通红，却把请愿书举得高高的。有路过的学生停下来看，有人接过她们递的传单，慢慢的，人越聚越多，有人开始喊口号：“释放进步学生！”“工人要读书！”
突然，巡捕举着警棍冲了过来。英子看见周雅琴被推了一把，踉跄着差点摔倒，刚要去扶，自己也被警棍扫到胳膊。疼得钻心，可她死死攥着请愿书，像攥着团火。
就在这时，人群里响起一阵骚动。有人喊“记者来了”，几个举着相机的人挤进来，对着她们拍照。巡捕的动作慢了些——他们怕报纸曝光。
那天晚上，张伯伯拿着份《申报》走进阁楼，指着社会版的角落：“你们看。”
报纸上印着她们举着请愿书的照片，虽然模糊，却能看清英子冻红的脸。旁边写着“女学生为平民夜校教师请愿”，字不多，却像颗石子投进水里。
接下来的几天，事情变得奇妙起来。先是有教授联名写信给教育局，说“禁止工人读书有违教育本意”；再是纱厂的老板托人来说情——女工们这几天干活总走神，他怕耽误出货。到第七天傍晚，林文轩竟然被放出来了。
他走进关帝庙时，脸上带着伤，却笑得很亮。女工们围上来，有人递毛巾，有人端热水，王春燕红着眼圈：“我们还以为……”
林文轩摆摆手，从怀里掏出本新印的《女工周刊》：“我在里面想好了，以后我们不光要教认字，还要办周刊，把姐妹们的事写下来。”
英子看着他手里的周刊，突然明白陈望道先生说的“妇女解放要和民族解放在一起”是什么意思——女工们要争的不只是认字的权利，是不被工头欺负的权利，是能挺直腰杆活着的权利；而这些，都得在这个乱糟糟的世道里，一点一点去挣。
开春的时候，英子收到母亲托人带来的信。信里说北平的学堂复课了，赵明远被家里送去了日本，还说母亲把老家的田卖了，寄来的钱缝在给她做的夹袄里。英子摸着夹袄里硬硬的纸包，突然想起离开北平时，母亲站在月台上，鬓角的白发被风吹得乱飘，却笑着说“去闯吧”。
“在想什么？”周雅琴从外面进来，手里拿着把剪刀，“走，剪头发去！春燕姐说，闸北有家理发店，专门给女学生剪短发。”
英子跟着她走到街上，春风吹在脸上，暖融融的。路边的桃树开了花，粉白的花瓣落在她们发上。英子摸了摸自己的长辫子，忽然觉得有点沉——那是旧日子的重量。
理发店的镜子擦得亮，英子看着镜中的自己，看着周雅琴先坐下，看着理发师举起剪刀，“咔嚓”一声，长发落下来。等轮到她时，她闭上眼睛，听见剪刀划过头发的声音，像春草破土，像新笋拔节。
再睁开眼，镜里的姑娘留着齐耳短发，眼睛亮得像浸在水里的星子。周雅琴凑过来，在镜子里和她并肩站着，两个短发的姑娘，像两株迎着风的白杨。
走出理发店时，碰到个卖花的小贩，篮子里装着刚摘的白玉兰。周雅琴买了两朵，别在英子的衣襟上：“你看，这样多好。”
英子低头闻了闻，花香清清淡淡的。远处传来黄包车的铃铛声，近处有女学生说笑着走过，有人手里拿着《新青年》，有人在讨论新戏。她忽然想起北平陶然亭的槐花，想起父亲书桌上的墨香，想起母亲缝的银锁——原来那些牵挂从未离开，只是变成了她往前走的力气。
“听说陈先生要去广州，”周雅琴忽然说，“他说那里有更多年轻人在做事。你说，我们以后去不去？”
英子望着远处的黄浦江，江水在阳光下闪着光，像条没尽头的路。她想起王春燕教新工人认字时认真的样子，想起林文轩被打肿了脸还在笑，想起陈望道先生说的“总要有人往前跑”。
她握住周雅琴的手，指尖碰到对方掌心的薄茧——那是教女工写字磨出来的。两个姑娘迎着风往前走，短发被吹得乱舞，却走得又快又稳。
她们知道，前面还有很多难走的路，可能会有巡捕的棍棒，可能会有暗里的刀子，可能要走很久才能看到想看的世界。但就像闸北的平民夜校，就算关了关帝庙，她们还能在纱厂的角落教；就像林文轩说的，只要有人还想认字，还想往前看，就总有光。
阳光穿过发丝，落在她们衣襟的白玉兰上。那香味随着风，飘向远处的码头，飘向江面上的船，飘向一个她们还没见过，却坚信会到来的春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