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喜欢读纸质书。当一本新书拿在手上的时候，总是急切得想要知道后面的事，如饥似渴得匆匆读完第一遍，才放心下来，从封面开始仔细端详，一页一页做着笔记，细细咀嚼作者每一句话想要表达的意思，仿佛作者就坐在我的面前，而我们是喝茶谈天的挚友，他/她与我相隔着袅袅水汽，将自己的想法娓娓道来。
《亲爱的安德烈》是读完《孩子你慢慢来》之后读的一本书。安安还是一个小小的孩子的时候，龙女士与安安是这样心贴心，彼此依赖和信任。可当这个小小的孩子长成一棵小树这么高，“脸上早没有了可爱的“婴儿肥”，线条棱角分明，眼神宁静深邃，透着一种独立的距离”，他与母亲之间的连结还如十几年前一样热切和密不可分吗？成长在两种环境中的两代人的思想又能碰撞出怎么样的火花呢？在安德烈与母亲历时三年互通的36封书信中，给出了他们的答案。
1.成长环境的不同导致不同的世界观
十八岁的你知道些什么？不知道些什么？
十八岁的母亲生活在70年代的台湾，那时是真真切切的“第三世界”，不知道高速公路，下水道，美术馆，游泳池，百货公司，环境保护，做母亲的要考大学，也不会去了解政府责任，政治自由。可是那个愚昧贫困的乡村给予母亲的，只是一段浪费的青春吗？不，做母亲的所得到的是一种能力，悲悯同情的能力，使得她“在日后面对权利的傲慢、欲望的嚣张和种种时代的虚假时，仍旧得以穿透，看见文明的核心关怀所在”。
“离开了渔村，走到世界的天涯海角，在往后的悠悠岁月里，我看见权力的更迭和黑白是非的颠倒，目睹帝国的瓦解、围墙的崩塌，更参与决定城邦的兴衰。当价值这东西被颠覆、被渗透、被构建、被解构、被谎言撑托得理直气壮、是非难分的地步时，我会想到渔村里的人：在后台把婴儿搂在怀里偷偷喂奶的歌仔戏花旦、把女儿卖到“菜店”的阿婆、那死在海上不见尸骨的渔民、老是多给一块糖的杂货店老板、骑车出去为孩子借学费而被火车撞死的乡下警察、每天黄昏到海滩上去看一眼大陆的老兵、笑的特别开畅却又哭的特别伤心的阿美族女人……这些人，以最原始最真实的面貌存在我心里，使我清醒，仿佛是锚，牢牢定住我的价值。”
这一段话教我这样动容。
而安德烈，生活在欧洲的富裕环境中的十八岁的安德烈，在网络中获取广泛的知识，精通物质的享受，又具备艺术和美的熏陶，他知道什么，不知道什么呢？价值观是什么？终极关怀是什么？读到这里的时候，我仿佛看到自己，面对十八岁的独立的女儿，想要迫切地知道他们年轻人的想法和价值观，渴望与她连结。
安德烈是如何回答他的母亲呢？他说他们这个年龄的人，每个人都在走自己的路，选择自己的品味，设定自己的对和错的标准，因为“伟大”的事都已经被做过了，没什么大事让他们去冲撞，没什么重要的议题让他们去反叛，他们能做的一切都是小小的、个人的，这个时代已经不再有“伟大”的任何特征。尽管安德烈也向其他年轻人一样，信奉着“性，药，摇滚乐”的自由自在和尽情燃烧，或者说他是在向往这样的自由自在和放荡不羁，但他终究受到父辈尤其母亲的影响，是比较“保守”和“乖”的，他心中的道德感和价值观使他有所羁绊，有所底限。
当有一天我的女儿跟我描绘他们年轻人的生活，用到“性，药，摇滚乐”这样的词的时候，我的反应大概会和龙女士是一样的震惊和担忧吧。可是看到安德烈的解释，我却笑了，年轻人大概是在用这种方式在向自己的母亲表达着一种“酷”和叛逆的观念。下一代的十八岁，与我们的时代相隔了二三十年，这个时代日新月异地改变着，不变的或许就是这种“酷”和叛逆，毕竟，我们谁没有过这样的十八岁呢？
2.对国家的认同感
对于涉及到政治的话题，我很少去触碰，看电视节目看到有关政治的新闻，都会马上转台，更不必说主动在网络去搜索。甚至我从不站任何“立场”，抨击任何国家或民族的政权或文化。我憎恨打着任何旗号的侵略和战争，无法理解在当代的文明社会还会有这样野蛮和残酷的事情发生；我也厌恶社会的不公和贫富差距，让人们老无所依，少无可养，如此众多的人流离失所，饥饿的孩子只能在母亲怀中痛苦病死，孤苦善良的老人只能一个又一个结束自己的生命；我更愤怒当权者喊出的“天下大同”的空虚口号，一边无视底层人民的苦苦挣扎，一边无耻地把自己的腰包塞满，还要装出一副凛然正直的嘴脸。我自知如蝼蚁一般弱小，没有改变世界哪怕一点点体制的能力，我能做的是独善其身，不谈论不争辩，不去做网络上莫名其妙不知所云的键盘党。
可如果有一天，我的孩子像安德烈一样，成长到有足够独立的头脑来思考这些问题，意识到我们这个世界并不是那么好，我又怎能“独善其身”不问不顾呢？我想要走进她的世界里，用她的眼睛看一看这个不那么美好的世间，我就没有办法避而不谈了。
龙女士在书信中是这样说的。我们这一代人，因为受过“国家”太多的欺骗，心里有太多的不信任，太多的不屑，太多的不赞成，对于所谓国家，对于所谓代表国家的人。她对台湾“独立”意识崛起的不认同，对文化尴尬的无奈，对种种不公平现象的愤慨，对代表台湾的人某些做法的蔑视，被她称为“民族主义”的耻感。而十八岁的安德烈同样对于自己的国家有着矛盾的情感，“觉得德国是个不错的国家这种感觉是没有人敢显露、大家都要藏起来的”。
我是成长在一个普通的工薪阶层家庭的独生女，父母勤俭，生活条件虽谈不上奢靡，但也衣食无忧，自给自足。自小埋头读书，两耳不闻窗外事，以为这世界都像我一般，过着平静简单的生活，对国家对民族没有任何归属感和正义感。如今，我看到了社会诸多的黑暗面，才庆幸我们的国家如今没有战争，庆幸我的父母为我创造了富足安宁的生活，也给了我丰盛的同情心，尚能为这个社会的不公感到忧伤和愤怒，尽管我知道这样的忧伤和愤怒也许根本不能改变什么。一个人的力量也许弱小，可是这世界的规则不正是人所定下的吗？这体制的运转不也是人去操控的吗？如果有同情心和同理心的人越来越多，互相影响和推动，我们的世界是不是就会越来越好了呢?
安德烈的一段话教我深思。“如果媒体不维持一种高度的批判精神，一个社会是可以变笨的是不是？香港的媒体花最大的力气跟钱在影星八卦上。那些力气那些钱，为什么不拿来为香港的民主做点努力呢？”香港所存在的问题，大陆又何况不存在而且更多呢？年轻人所关注的那些媒体和新闻都花了大量的力气和钱在哪里呢？娱乐综艺，明星八卦，宫廷剧偶像剧？如果年轻人都被“娱乐”所麻痹了，那谁来批判呢？那些对社会问题政权问题保持高度热情的人们的声音，是不是就会慢慢被淹没了呢？在这个“娱乐至上”“金钱至上”的时代，当权者究竟做出了挽救的努力吗？这些问题，我无法回答。
3.对读书和未来工作的认识
这个话题，是从安德烈会让每一个母亲感到忧心的举动——吸烟上引出来的。是的，做母亲的太反感，太担忧了。可是话到嘴边，却变成了“我的儿子是一个独立自主的成人，是成人，就得为他自己的行为负责，也为他自己的错误承担后果”。同时，安德烈告诉母亲，他可能只会成为一个平庸的人，问母亲是否会失望。母亲的回答教许多人引以为名言：
“对我最重要的，安德烈，不是你有否成就，而是你是否快乐。而在现代的生活架构里，什么样的工作比较可能给你快乐？第一，它给你意义；第二，它给你时间。
当你的工作在你心目中有意义，你就有成就感。当你的工作给你时间，不剥夺你的生活，你就有尊严。成就感和尊严，给你快乐。
我也要求你读书用功，不是因为我要你跟别人比成就，而是因为，我希望你将来会拥有选择的权利，选择有意义、有时间的工作，而不是被迫谋生。”
这段话说得是多么地精妙而耐人寻味。有太多的人为生活所迫，终日庸碌而不知所为。我想起前几日，因为潍坊大雨使房屋坍塌而选择清晨在自家门口上吊的39岁中年男人，那个负债累累肩负家庭的男人，在那个大雨倾盆的夜晚，内心里是如何充满了绝望和悲愤，撇下依赖他的一家老小继续在这个悲凉的世间苟且生存。我无法体会究竟他是怎样的绝望，生活究竟给了他选择的权利但因为他没有能力去选择，还是他已经被压垮被打倒，没有意志和一丝丝希望继续与生活抗争下去。这些问题，都随着这个沉默的男人永远逝去了。
只是如今，让我更加担忧的是，在我们身处的这个时代，我们在期盼孩子什么呢？当我们被疫苗问题，公共设施安全问题，食品环境污染问题所围绕，当我们清晨睁开眼就看到幼儿园虐童性侵事件，滴滴司机奸杀无辜乘客事件，语言行为暴力导致自杀事件，儿童无知无畏做出伤害他人的事件频发时，愤怒又卑微的我们在期待孩子什么呢？
4.对恋爱的态度
在第10封信中，安德烈跟母亲坦承他的烦恼，在大学升学考试的前三个月遇到了“失恋这件小事”。做母亲的感到既欣喜又牵挂，心疼自己的儿子将失恋与打翻牛奶湿了衣服相提并论，因为“在人生的任何阶段，爱情受到挫折都是很伤的事，何况是一个十九岁的人”。当龙女士认同自己的孩子，告诉孩子“我们自己心里的痛苦不会因为这个世界有更大或者更“值得”的痛苦而变得微不足道，它对别人也许微不足道，对我们自己，每一次痛苦都是绝对的，真实的，很重大，很痛”，这样的通情达理，这样的感同身受，同样作为父母的我们是不是应该学到些什么？因为我们都曾经历过外人看来微不足道的伤怀和疼痛，当我们躲在角落独自舔舐伤口的时候，也曾渴望我们最依赖最信任的父母抱着我们说一句，我理解你的痛苦，我知道你很难过。如此，父母与孩子的连结便又近了一分。
下面的话，也许不只是对正在经历失恋的孩子，对我们每一个有过或者正在发生着失意的人，都是一剂良药。“二十三岁初恋时那当下的痛苦，若把人生的镜头拉长来看，就不那么绝对了……所以每一次受伤，都是人生的必修课。受一次伤，就在人生的课表上打一个勾，面对下一堂课。歌德所做的，大概是除了打勾之外，还坐下来写心得报告——所有的作品，难道不是他人生的作业？”读到这里，相信每个人的心大概都释然了吧。
而龙女士对人生伴侣的解读，更是教人顿悟。“人生像条大河，可能风景清丽，更可能惊涛骇浪。你需要的伴侣，最好是那能够和你并肩立在船头，浅斟低唱两岸风光，同时更能在惊涛骇浪中紧紧握住你的手不放的人。换句话说，最好她本身不是你必须应付的惊涛骇浪”。
再读这本书让我不禁觉得感慨，世间有多少的父母与子女做得到或者说有资本，能够像龙女士与安德烈一样，在儿子十八岁到二十一岁这人生重大转折期间，相互耐心而温柔得交谈？我们看到了太多的子女面对父母时的冷漠和烦躁，甚至埋怨和控诉原生家庭对自己的心灵造成了伤害，为人生之路制造了阻碍。我们也看到了太多的父母对子女过于沉重的期盼，成为“压死”子女的最后一根稻草，而使年轻的生命只能结束在冰冷的河水中，还没有来得及去体味人生的美好。我们总是在强调，沟通的技巧，沟通的重要，我们也有太多告诉我们如何去培养孩子创造力、计算能力、提高孩子口语等等的书籍，可是究竟有多少作品在告诉我们，不必急，让孩子缓慢得去成长，爱他，给他安静和自由，给他与自己交谈的耐心和能力？
愿这个世间不再有怨恨父母的孩子，也不再有让孩子失望的父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