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家和民族的历史长跑中，改革无疑是一种催化剂，是持续奔跑的能量和燃料。改革的影子无处不在，对历史产生了深远影响。它在不同时期包裹上不同的外衣，以很多形式出现，有时是创新，有时是改制，有时是变法，有时是国家机构的设置、官员的构成，有时是国家对外政策的调整、军事策略的优化、税收收支方式的调整，等等。改革产生于宏大的历史背景下，却对微观的世俗生活产生重要影响。古埃及时期，第一个王朝的首任国王米尼兹统一埃及后，即刻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在他主导下，上下埃及施行两种制度，容许不同地区的人们有不同的宗教信仰，大力推广和使用象形文字，为埃及文明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古巴比伦在汉谟拉比统治时期，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城市、第一所学校，颁布了现存最早的成文法典，创造了灿烂的文明，成为西方文明的摇篮。古希腊在伯利克里时代，实行选举制，为希腊民主制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有效激发了社会活力和创造力。古罗马时期，运用土木工程技术对古埃及、古巴比伦的原始运河引水进行改造，大大推动了农业的发展和城市的繁荣。近代以来，日本的明治维新和美国的罗斯福新政，都直接为国家的强盛提供了强大的动力。
改革很多时候是对生产关系的重构，通过生产关系的优化配置，达到促进和发展生产力的目的。它首先孕育在思想的萌芽阶段，接下来有赖于政治家强有力的推动，进而建立一种普遍适行、且能够较长时间维持的制度体系。这里面，政治制度是很重要的一个方面，是推动生产力进步的重要组织形态，也是一个国家和社会最重要的生产关系。中国古代很多改革就是围绕政治制度而展开。在皇权交接上，从远古的禅让制到夏以后的世袭制，在这个基础上发展到嫡长子继承制。在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上，西周以前是分封制，秦朝加强中央集权，施行郡县制。在官员设立上，经历了秦朝的三公九卿、隋朝的三省六部到明朝的内阁制，清朝为了加强统治，设立军机处总揽军政大权。在人才选拔上，先秦时期实行世官制，贵族世代为官。春秋战国时期盛行养士制，门客、座宾交谈论道，影响国家政策。两汉时期推行察举制，举孝廉。魏晋南北朝时期以九品中正制为主，将人才分为九等，家世和背景是重要参考和决定因素。隋唐后期主要是科举制，排除世家大族和门阀的影响，选人用人范围更大，更加公平。在土地制度上，西周时期全面推广井田制，土地为国家公有。秦汉时期是爱田制，承认土地部分私有。曹魏时期实行屯田制，有军屯和民屯两种。西晋后在北魏孝文帝时期改革为均田制，唐代继承。宋代土地买卖盛行，私有土地大量出现，官田私化，国家实行“不立田制”，开始承认土地私有。明清时期，国家开始对土地登记成册，土地大量私有。在军事制度上，从先秦、秦朝到汉朝，主要以征兵制为主，国家出钱养活军队，以户口征兵入伍，出兵作战。到了西魏，宇文泰首创府兵制，隋唐进一步继承和发展。唐朝中后期到宋朝，由于人口流动的加剧，建立在均田制基础上的府兵制因兵源不足逐渐衰退，国家开始施行募兵制。元朝施行部落兵制，形成较大的军事单元。到了明朝，为了适应边境作战的需要，设立卫所制，“所”是基本单元，“所”上有“卫”，“卫”有指挥使，指挥使统兵5600。我们常说的“千户”“百户”，指的就是千户所和百户所。千户统兵1200，百户统兵120。清朝以八旗制为主要兵制。在贸易制度上，中国古代主要以“朝贡”方式为主，西汉时期就有专门的外事机构大鸿胪寺，唐朝设立市舶使，专门负责对外贸易。宋朝从内陆走向海洋，边境互市频繁，海外贸易盛行。明朝时，郑和六下西洋，开辟多条贸易航线，但政策却急转直下，施行海禁，打击民间贸易。清朝，英国用鸦片扭转贸易逆差，西方列强通过战争手段打开中国大门。在税收制度方面，夏周时期是贡赋制，属国向宗主国通过上贡的形式交税。春秋时期按亩收税，好的田地收税较高。汉朝建立以户口为基础的人口税。唐朝后期施行两税法，以土地和财产的多少作为征税的标准。北宋时期施行募役法和方田均税法，用以打击隐田和逃税，增加国家税收收入。明朝为了进一步适应商品经济发展的需要，施行一条鞭法，将各类税收合而为一，以人头和亩数多少折算成银两收税。清朝废除了存在两千多年的人头税，推行摊丁入亩，把人头税摊入田赋中，统一征收地丁银，有田纳税、无田免交，极大减轻了农民负担，促进了生产力发展。历史上，皇权的收与散、中央的分权与集权、设藩与削藩、征伐与收敛、增税或减税，等等，无不牵涉到王朝的兴衰与存亡。
正所谓变中求生，改革在很多时候往往是不得已而为之，在当时的环境下只有改革，或许才能有一条生路，不改革就是死路一条。明朝末期，崇祯皇帝就面临这样的情况，大明王朝患上了白银依赖症，在不断扩大的海外贸易中变成了世界白银的输入地。不料，崇祯时期偏偏碰上了欧洲战乱、全球白银减产，海外贸易骤降，导致朝廷无银可用，捉襟见肘，官员俸禄和军费一再拖欠。究其原因，就是明朝自产的白银很少，大量依赖贸易顺差带来的白银进口，而国家缺乏准备金制度——这个现代金融的基本制度，政策僵化、行动迟缓、官员消极，接下来灾祸接踵而至，一发不可收拾，白银危机加速了明帝国的灭亡。
改革恰逢其时，往往能够事半功倍，解决实际存在的顽疾，推动经济社会的发展。改革滞后或者超前改革，往往事倍功半，给国家带来重大的损失。以中国古代最有名的两次变法为例。商鞅变法“废井田、重农桑、奖军功”，加之统治者坚强的决心和强有力的推行，收到了良好的效果，为秦帝国的崛起和统一六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王安石变法虽然有良好的初衷，多项措施也针砭时弊，但因为过于激进和急于求成，加之统治者的摇摆和反复、官僚阶级的掣肘，多项改革举措在执行中难以落地、饱受诟病，并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反倒给国家带来极大的内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