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王崇信
这是新年前一天的班后，我冒着严寒把厂里刚发下来的奖金送给我的师傅。当走到他住的那条胡同口的时候，一个穿着旧棉大衣、步履艰难的身影从银行储蓄所出来，我定睛一看，原来就是我师傅。我赶忙上前搀扶着他，埋怨他不该在大雪天出门，他眯着眼睛笑；我问他受工伤的腿可好些，他要挣开我走个样瞧瞧。接着，他问我厂里年度生产计划完成了没有，问我班里同志思想情绪可好，问我新年放几天假，问这问那，好像他是个领导。
王师傅的家还是老样子，在这不到十平方米的斗室中，几件并不时兴的家具仍然像师母在世时那样摆放着，一床薄被整齐地叠在床头，在我十分熟悉的那张既是饭桌又是师傅的“绘图板”上，放着白纸、铅笔盒三角尺，纸上画着一个涡轮的草图，尺寸已经标注上了。
师傅看到我显得很高兴，说因为明天是新年，估计班里可能来人。我说今天发了年终奖金，特地给他送来。
“奖金？多少钱？”
我怕他嫌少，急忙解释：全年出勤百分之八十以上发二十元，因为他受工伤几个月，工会研究给是十五元，算技术革新奖。不出所料，他没等我讲完就摇着头叹起气来。这情景不禁使我想起十年前那段往事。
十年前，我们国家正处于大动乱的年代。我在“战斗队”里几经折腾，吃够了“造反”的苦头，一心想学点技术，便要求师傅帮忙。就这样，我白天跟师傅在厂里干活，夜晚坐在他家那张饭桌旁，听师傅讲机械制图。不料这事被我的师兄弟造反派组织的头目知道了，立即给师傅定了“教唆青年走白专道路”的罪名，关进“学习班”，师母为此心脏病发作，离开人世。记得当师傅离开工作二十多年的工作台时，也是像今天这样痛苦……
师傅怔怔地坐在床边，半天，语重心长地说：“你回去告诉领导，请放心好了，我不会因为没得奖金闹情绪，实在不必立个名堂给我发奖，说远一点，抗日战争那时候，脑袋别在裤腰带上，在昆嵛山里打游击，我图个啥呀；说近的，现在我这个家，别看没有沙发电视机，也够舒坦的了，就连这些东西也属于党的，因为当年我参加八路军时，只背着一条小褥子，现在咱们国家还有困难，有钱要用在刀刃上，今年这奖金就别考虑我啦。”说着，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叠现金，郑重地交给我说：“听说厂里要办一个青年之家，这二百块钱是我平日积攒下来的，刚才我才从银行提出来，就给工会为青年人买点图书吧。”
我双手接过钱，答应转交给厂工会处理，他见我把钱装好，这才高兴地笑了，轻声地说：“再告诉你个好消息，我的腿强多了。我每天都跑出去练筋骨，再住些日子，我就去上班……”
师傅的小屋暖烘烘的，仿佛春天已经降临大地，屋子里充满着活力。
(发表于1981年1月11日第四版《烟台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