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筑是一种关乎人的“存在状况”的隐喻。在不断重复的建筑形式的后面，往往隐藏着某种从内部驱使和决定一个社会之精神朝向的东西。从列宁山的观景平台上俯瞰这座如此深刻的影响了人类历史走向的名叫莫斯科的名城、脑子难免像开水般沸腾起来，眼前的一切仿佛不再是城市的风景、乃是一口巨锅，在这口巨锅里，翻腾着自二十世纪以来俄国乃至大半个世界被煮得半生不熟的历史！
莫斯科的建筑就外观而言大致分为三种：一，七大斯大林时代之新哥特式高耸入云的塔尖状建筑统领着一群整齐划一的体积庞大的居民楼方阵。二，在前者之方阵的“丛林”中蘑菇般“冒”出来无数葱头式东正教教堂。三，在这二者之外的城西、则另辟一更加高耸入云的骋奇斗异的现代化商业建筑群。三种建筑犹如一个人脑子里的三种声音、三个人格。它们互不买账、各奔东西、却又相互粘连、难分彼此。
一个经典的比喻将俄国的精神总结为“三驾马车”：马车分别被三种动物所牵引———天鹅、狗鱼、和虾米。天鹅将马车向天上拉、狗鱼将马车往水里拉、虾米将马车向后拉。它们都十分地卖力，可马车却一动不动。其实、联系到俄国的历史文化、我们即可从莫斯科的这三种不同气质的建筑中领悟到那无形的从内部决定着俄国乃至半个世界之命运的东西。
斯大林时代之如宝剑般直刺苍穹的新哥特式建筑代表着一种被施宾格勒总结为“浮士德精神”的精神气质。此种精神气质及其哲学将人类之存在价值建立在对未来之无尽的可能性的求索之上。在此种精神气质及其哲学看来：人类历史就是一条从落后到先进、从过去到未来的单向之独路。关于未来的殊难确定的乌托邦图景高踞于人类历史之最高审判席上且裁定着人类过去与现在的一切应是与不是，而人类则被迫卷入到由技术所定义的或先进或落后的二元选择的竞赛中而丧失了回返自身的从容。“自由主义”的精神教父以赛亚柏林认为，苏俄之意识形态在哲学上其实与欧陆之本体论、形而上学传统一脉相承而与英美之经验主义、实用主义传统大异其趣。因此上，俄国与西方的矛盾实际上是西方精神的内部矛盾。
俄式“共产主义”与西方“资本主义”实属现代性所生下的一对互为死敌又互为镜像的“双胞胎”，皆永不知足地靠抽象的“理性”与未知的将来而为当下“立法”的“浮士德”精神之表现形式。如果说二者之间有什么不同的话，前者满怀弥赛亚救世情结的道德实践可悲地“始于玛丽亚的理想、终于索多玛的罪恶”（陀思妥耶夫斯基语），而后者则迫于前者的压力而多少装饰、修正了他们并不打算彻底推翻的“索多玛的罪恶”而看起来似乎非常地“普世”而已。
和前二者迥然不同的，即因其葱头之穹窿圆顶而被施宾格勒归结为“麻葛精神”之一种的东正教精神了。如果说，新哥特式建筑之直刺苍穹揭橥着“渎神”的现代人之“技术自大”的狂妄心理的话，东正教的穹窿圆顶则垂示着上帝那不可究诘的神秘且力图将人拉回到前现代俄罗斯村社生活的淳朴古风之中。东正教（尤其其中的斯拉夫派旧教）是俄罗斯精神中一股“向后看”的驱力，它一贯对来自西方的所谓“前进”的世界观持质疑和反对的态度。在它看来，农民般受苦的忍辱与淳朴的互爱正是俄罗斯精神中最接近基督的教导因而高贵于浮华躁进的西方气质之所在。而西方物质文明的所谓“先进”不过是撒旦的势力将人类引入歧途的一种狡计，犹如刺向基督的矛一般充满了渎神的傲慢。俄罗斯精神的这一面形象地凝结在一幅苏里科夫创作的油画《女贵族莫罗佐娃》之中。高举两个手指的女贵族莫罗佐娃（代表斯拉夫派旧教的价值观）被沙皇流放，而她的雪橇后跟着一个奔跑的少年（这让人联想到被捕的耶稣身后跟随的少年），隐喻着俄罗斯精神中跟随基督而拒绝现代性精神抉择。
站在列宁山的观景平台上俯瞰莫斯科，俄国精神中各奔东西的“三驾马车”尽收眼底、托命于虚无的未来的“五角星”和乞灵于古旧的过去的“双头鹰”交相辉映，它们被历史煮成了一锅半生不熟的稀粥、且呈送在世人的眼前。亲西方的乌克兰正传来西化派步步进逼的隆隆的炮声、而向后看的莫罗佐娃的幽灵则游荡在东方的西伯利亚的上空通过索尔仁尼琴之口召唤着俄罗斯的心灵。俄国被相反的两种东西撕扯着，莫斯科正经历着又一次的精神分裂之苦。而我们这些仿佛局外的看客，又能领悟出一些什么东西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