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文仁
2018年8月7、8两日，我和李建宗博士实地详细调查了解了哈萨克民歌弹唱和阿肯弹唱（本公众号“乐音的田野”于11月15日博文《阿克塞哈萨克自治县调查纪实（一）：阿肯弹唱》已记述）。9日9时许，在胡尔曼·巴依、阿依木老师的推荐和引导下，我们拜访了曾任阿克塞哈萨克自治县副县长的阿排泰先生，想从他那里了解阿克塞哈萨克族的社会历史与发展。
一、经历过至暗岁月，更珍惜当下的幸福
阿排泰，哈萨克族，时年68岁，退休干部。他留给我们的印象是：待人真诚，记忆超强、叙事流畅、表达清晰。阿排泰60岁时，从阿克塞哈萨克自治县副县长位置退居二线，任调研员。至今，人民还亲切地称他为“阿调研”。阿调研从年轻时，就坚持访谈哈萨克高龄老人。数十年间，他无数次赴新疆、青海、河西走廊一带调研，到阿克塞哈萨克人曾经游牧过的地方考察，探访阿克塞哈萨克人的生活原貌。
积累如筑台，日久成其高。自2005年起，阿排泰花了六年时间，把自己的调研成果写成了一部80多万字的书稿《哈萨克东迁史》。据他讲，这部哈语版书稿，曾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哈语频道连播。连播期间，哈萨克斯坦、新疆伊犁、塔城等地的哈萨克人以及当地的哈萨克人，通过各种渠道联系他，询问连播稿是否会出版？何时能够出版？他还说，有一位哈萨克人给他打电话激动地说：“您的这本书，真实地记述了阿克塞哈萨克族的迁徙史、游牧史、社会史、生活史，哈萨克族男女老少都应拜读，家家户户应收藏，子孙后代应珍藏。”
后来，我和阿叁聊天，当我刚提到阿调研的《哈萨克东迁史》曾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哈语频道连播的事时，激动地说：我是一个商人，在中国，凡是有哈萨克人聚集的地方，我基本都去过。在我去过的地方，每当电台连播阿调研的《哈萨克东迁史》时，毫不夸张地说，无论是新疆的哈萨克人、青海的哈萨克人，还是当地的哈萨克人，他们都会放下手头忙着的活计，认真倾听连播内容，大家都特别爱听！阿叁曾多年往来于阿克塞、青海、伊犁做生意，他对国内哈萨克人的生活状况非常了解，他说的话我信。
阿排泰说，哈萨克人不应忘记自己的历史，特别是青年一代，不仅要了解哈萨克族的历史，更应该了解国家的历史。只有把本民族、国家的历史搞清楚了，才能把旧时期和新中国成立以来哈萨克人生活的变化形成对比，对比之后，他们才能深刻地理解我常说的一句话：“哈萨克人要永远感谢共产党！”
建宗博士说：您能给我们讲一讲阿克塞哈萨克族的历史变迁吗？阿排泰说：说来话有点长，也很沉重，我就简单给你们讲一讲吧：
旧时期阿克塞哈萨克族的历史就是一部苦难的迁徙史。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国民党和前苏联曾暗中勾连，加之苏联对外蒙古的拱火，新疆地区的社会极其动荡。特别是新疆哈萨克族，面临着种族、文化、语言，文字、风俗等被灭绝的恐怖境地。1936年至1939年之间，由于不堪盛世才的血腥统治，阿勒泰、巴里坤等地的哈萨克族牧民，曾先后规模性地分四批离开新疆，经马鬃山、安西逃移来到甘肃，游牧于祁连山、托赖、鱼儿红、阿尔金山、疏勒河两岸。四批迁徙的时间和人数分别是：1936年11月，有100余户、500多人；1937年7月，有180户左右、近900人；1937年9月，有160户左右、800多人；1939年1-2月，有700户左右、近3500人。四批共1000余户、近7000人进入甘肃河西走廊一带。
1939年的河西走廊西端社会治安还是很乱的。东迁的哈萨克人听说青海由马步芳部管辖，社会治安相对安定一些。进入甘肃的大多数哈萨克牧民又陆续迁徙到了青海湖以南地区。到了1940年，在争夺草场的过程中，当地民族矛盾激化，发生了极端事件，情况危急，事件反映给当地官兵，但没人过问。哈萨克人又被迫西迁到昆仑山一带。不久，国民党又强行让西迁的哈萨克人要从昆仑山搬到青海格尔木一带。这时，哈萨克人进行了坚决而果断的反抗，没有去格尔木，又向西逃迁到鱼儿红一带。
我的父母是在1938年11月，随爷爷奶奶从巴里坤动身东迁，于12月底先到了疏勒河那里的桥安；1939年，迁徙到了肃南裕固族草原过了一段时间游牧生活；1940年初，迁到了青海；1941年，就又迁了过来，到了肃南县境内八个家那个地方，就是在现在的康乐寺的台子上住着；1941年11月，国民党抓壮丁，我爷爷因反抗，被马步芳的兵用马刀砍死了；我奶奶和他们论理，他们举起了枪，奶奶转身逃跑时，他们开枪了，子弹从奶奶大腿穿过，最终奶奶趴着回来了，当时没有医生，也没有药，枪伤感染，过了一段时间奶奶就去世了。
20世纪40年代，阿克塞哈萨克牧民就在祁连山西段、鱼儿红一带游牧。但这一地带不仅有哈萨克人，也有蒙古族人、藏族人、回族人，为了生存，各民族之间总是纷争不断，大家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1949年10月，敦煌县第一次人民代表大会召开。会议根据中共中央西北局、甘肃省委和酒泉地委、专员公署的指示，做出了“解救、争取、安置”流浪于敦煌南山（阿克塞地区为敦煌县辖地，当时俗称“南山”）哈萨克族牧民的决定。11月敦煌县人民政府召开座谈会，宣传党的民族政策和民族区域自治政策，规劝哈萨克部落头人和牧民群众消除戒备心，早日回到人民政府身旁。代表返回时，敦煌县党政领导和各族群众给哈萨克代表赠送了粮食、布匹、茶叶等物品，并委托他们转达党和人民政府对哈萨克族人民的问候和对部落头人、民族上层人士的问候。
1952年9月，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在敦煌召开了哈萨克族头人代表座谈会，决定对当时阿克塞地区仅剩的1700余人实行“供给制”，无偿供给粮食、布匹和生活必需品，无偿调拨生产物资和建设物资，并从外地赶来羊10000多只，牛500余头，分配给牧民，用以恢复、发展生产。11月，流浪于甘、青、新三省（区）交界处的哈萨克族牧民，全部回到人民政府的怀抱。
1953年，在党和政府的关怀下，设置了“阿克塞哈萨克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1954年更名为“阿克塞哈萨克族自治县”），自此，阿克塞哈萨克人有了自己的“家”，拥有了自己的牧场，结束了颠沛流离的流浪生活，过上了住牧的幸福生活。
现在，阿克塞哈萨克的民族文化，比如语言、宗教、风俗、通婚以及阿肯阿依特斯（阿肯弹唱）、哈萨克民歌、哈萨克毡房等等，都比其他任何地方的哈萨克族保存得要完好。归根结底这是党的民族政策好！是当地政府把民族政策落实得好！是阿克塞各族人民和睦相处、团结奋进，把党和政府的民族政策践行得好。
我的《哈萨克东迁史》一书的中心思想，可以用三句话概括，那就是：只有共产党才能救哈萨克人民，只有共产党救了哈萨克人民，只有共产党让哈萨克人民过上了幸福美好的生活！所以，阿克塞哈萨克人民要永远感谢共产党。如果我的书能够顺利出版，我一定邮寄给两位教授。
访谈快要结束时，阿排泰建议阿依木亲自带领我们到阿克塞民族村现场考察，并强调：那里都是二层小楼房，都是牧民的住房，装修讲究，建筑具有鲜明的哈萨克族特点。过去是干部的居住条件比牧民的好，现在是牧民的居住条件比干部的好。2017年，我去了土耳其，看到那里的哈萨克人过着很一般的日子。所以，我常给国内的哈萨克人讲，我们不要羡慕国外哈萨克人的生活。我在土耳其访友期间，一位居住在德国的哈萨克朋友来看我，他亲口对我讲，“阿克塞哈萨克人的生活水平远远超过了世界上其他任何地方的哈萨克人。”这位朋友去过世界上许多分布有哈萨克族的国家，也来过阿克塞做过考察，他有对比，所以，他说的话发自肺腑。
二、民族村见证岁月静好
9日14时，在阿依木的带领下，我们来到了阿克塞民族村，看到的街面景象、了解到的牧民生存情况，与阿调研所讲完全相符。
15时，考察完阿克塞哈萨克自治县民族村后，阿依木提议：“考察了解阿克塞哈萨克族的社会发展，有必要参观考察20公里外的老县城所在地——博罗转井镇。”我们一致觉得这个提议很不错。
很快，阿依木老师的先生就开着自家小轿车来到了民族村，我发现阿依木从小轿车里取出一大串风干羊肉，她解释说：“我姐姐住在民族村，让她把晚饭给我们准备好，下午你们在我姐家里吃羊肉。”
小汽车驶向博罗转井镇。路上据阿依木介绍：1998年以前，县城在博罗转井镇，那里海拔高，水、暖、电供应困难，那时生产落后、自然条件差、各方面都不便利，人们的生活比较艰苦；那里的饮用水源中放射性元素含量还严重超过国家标准，因此被确定为不适合人类居住的小镇，很多牧民向山下搬迁，有的去了新疆、哈萨克斯坦。
1998年，政府决定将县城和牧民迁到了山下的红柳湾镇。政府办公、牧民生活等各方条件得到了极大改善，随着社会经济发展步入了快车道，人们的生活水平越来越高，民族村就是从一个侧面反映了阿克塞人民生活的现状，全县人民无不为党的英明领导、政府的果断决策和务实工作点赞！
在通往博罗转井的路上，遇到一个关卡，车还未到卡口，守卡人员已经打开了栅栏。我问阿依木：“他认识你们的车牌号？”“不认识，应该是他看到了我们车的后视镜下挂有猫头鹰的毛。”阿依木说。我想此话一定涉及民族习俗，就没有追问，只是急忙拍了一张后视镜挂着猫头鹰毛的照片，想着日后有机会一定要搞清楚猫头鹰与哈萨克人之间的关联。
第二天，我与加尔恒聊天，谨慎地问她：“你能告诉我，哈萨克人与猫头鹰之间有怎样的关联吗？”加尔恒说：“哈萨克人视猫头鹰为神灵！哈萨克民族，在刚生下的小孩的帽子里，要放猫头鹰毛，代表着平平安安，长命百岁；新娘结婚当天，衣服上要插上猫头鹰毛，代表着幸福美满，白头到老；在自家车上放置带有猫头鹰毛的装饰，一方面预示着平安出行，另一方面，当哈萨克人看到车上插有猫头鹰的毛时，就知道这是哈萨克人的车。猫头鹰是哈萨克人的吉祥物。”
不满足于这个答案，我继续追问：“既然哈萨克人视猫头鹰为神灵，猫头鹰的毛又是怎么得来的呢？”“哈萨克人从不伤害猫头鹰，所以我们这里猫头鹰很多。但任何飞禽都有寿命，有些猫头鹰年老了，飞不动了，也就意味着它找不到食物了，慢慢就失去了生命。哈萨克人在放牧时，遇到失去生命的猫头鹰时，就将其毛收集起来，视为上苍的恩赐。当有好友需要猫头鹰毛的时候，就会赠送给朋友。”加尔恒说。
我们和阿依木一路聊着，车很快来到博罗转井镇。由远到近，映入眼帘的是一座被遗弃的小镇！从遗址可以看出，建筑多为土坯房——拆散的、塌陷的……这座仅存了44年的小镇一幅破败景象……
从博罗转井镇回来，到阿依木的姐姐家里已经很晚了，大家还没有坐定，阿依木带我和建宗去洗手。我随口问：“哈萨克人洗手有讲究吗？”“哈萨克人洗完手，要么就让粘在手上的水自然蒸发，要么用毛巾擦干，我们不会做出‘甩手’的动作。这样一方面体现哈萨克人对水的敬畏，另一方面也体现节约用水的意识和习惯。”阿依木说。我恍然大悟，怪不得我们在阿叁、海拉提、沃尔斯汉家用餐时，饭前，他们的家人将毛巾搭着胳膊，一手拿着洗脸盆，一手拿着盛有水的水瓢或水壶，示意我们把手放在盆内，水瓢、水壶在高处自上而下滴水洗手，原来这是民族习惯。在民族地区考察调研，懂得当地的民族习惯并予以尊重是至关重要。
无论是看地理位置、地形地貌，还是看当年的小镇规划、建筑分布，博罗转井镇与新县城所在地红柳湾镇相比，是天壤之别。难怪我们见到的阿克塞人个个都眉眼含笑！
三、草原英雄好儿女
2019年1月，我们还拜访了一位96岁的哈萨克族老奶奶——比哈依卡，她给我们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据说比哈依卡不会说汉语，我们便请阿叁做翻译。
比哈依卡奶奶耳聪目明，思维清晰，表达流畅，精神状态极佳。通过阿叁的翻译我们了解了她过往的一些经历：1937年，比哈依卡十三岁，她与家人和其他族人一样，从新疆阿勒泰地区游移来到甘肃；1939年，辗转到了青海；1940年，他们又西迁返回到昆仑山、鱼儿红一带游牧。“提起那段往事，三天三夜讲不完，不敢想，也不愿提那段苦日子。”比哈卡伊奶奶如是说。阿叁忙说：你给两位教授讲一讲嘛！
比哈依卡目光幽深，似沉浸在回忆中，停顿片刻说：37年，我虽然还小，但从爸爸妈妈匆匆忙忙的行为中可以看出，他们是在恐慌中带着我逃离阿勒泰的。当时不知原因，长大一些问妈妈，妈妈只是说，当时如果不逃跑，会有生命危险。我们先是流浪到疏勒河一带，在荒原上搭起毡房，放牧着二三十只羊。可以挤羊奶的时节，一天三顿饭几乎都是奶茶里撒点青稞炒面，就过着吃不饱的日子。夏天、秋天就在草原上捡拾些可以入口的蘑菇、野菜充饥。冬天寒风刺骨，毡房内没有火炉，肚子也吃不饱，又饿又冷，受尽了苦。那时的酒泉、敦煌一带似乎是一个无人管理的混乱地界。39年，大家听说马步芳在青海，那里有人管，生活有保障。我们就迁移到了青海。结果呢，那里还是混乱得很，生活没有保障，日子依然很艰难。民族多，矛盾也多。39年冬天，因为民族纠纷，哈萨克族有人失去了生命，头人也被绑架。国民党官兵明知这些事情，但他们就是不管，任凭民族矛盾激化。眼看会有大的民族纠纷，哈萨克族头人想办法逃了出来，就带领族群西迁了。
40年初，哈萨克人开始向西迁移，来到了鱼儿红。我记得，西迁时，爸爸和其他族人赶着羊群，沿祁连山深处西迁。我是和妈妈一起，顺着祁连山北平坦的地方向西流浪，一路上风餐露宿，靠乞讨度日。好在一路上虽然语言不通，但总能在沿途的裕固族人家、蒙古族人家、汉族人家讨要上一点吃的，就这样没有被饿死在路途。走了大约1个多月的时间才到了鱼儿红。
当时的鱼儿红，也是由国民党管辖，但好像比青海的境况稍好一点，人没有生命危险。不过，当时的哈萨克人中，除了头人和大户人家的牛羊、骆马多一些，其它人家就少得可怜，生活特别清苦。有的人家只有一只挤奶的山羊，有的人家连一只羊也没有，也有的人家没有毡房，就住着地窝堡。尽管这样，后来国民党还把哈萨克人的牲畜全部没收归公，个人不得宰杀、挤奶，哈萨克人的日子更加贫困，个别特别困难的人家因为贫困，人口减少……没有钱，没学上，吃不饱，穿不暖，生活用品奇缺，那样的生活你们是无法想象的。
到了1949年，情况一下子就好了，共产党开始解救、安置我们。政府把国民党没收的牛羊重新分配给了牧民，每家每户都能分到牛羊、驼马，还能领到免费的供应粮、日用品，有了吃的、穿的、用的，基本生活有了保障，牧民就过上好日子。政府还办起了学校，娃娃们有学上了，未来就有了希望。哈萨克牧民结束了颠沛流离、无依无靠的苦难生活。1954年成立阿克塞哈萨克族自治区以来，日子更是一天一个样，过上今天这样的好生活，这是托共产党的福。
1954年，我被公派到西北民族学院（今西北民族大学）学习。这在旧时期、国民党统治时期，是想都不敢想的事。那个年代哈萨克人上不了学，就连男人也几乎都不识字，更不要说女性读书了。到了西北民族学院，我就想，我要好好学习，将来要报答共产党的恩情。1956年学习结束后，我被分配到县供销社当了一名售货员。那时的供销社其实就是一顶大帐篷，里面全是党和政府供应的百货。我的主要任务除了卖货，记账，还要在双月拉着四峰骆驼，也就是“移动的供销社”，翻山越岭到每一个牧场卖货，沿途的牧民，卖针线、油盐、酱醋、火柴、煤油、布匹、靴帽、衣服等等，日常用品还算齐全。
我忙问道：牧民如果没有钱买生活必需品怎么办？
老奶奶说：也没关系，可以赊账，也可以把他们积攒的羊皮、羊毛、驼毛、动物骨头、芨芨草拿来，按照收购价折算，换取生活用品。收购的货物，我们就打包原地存放，回去的时候，顺路用骆驼驮回供销社。
60年代的一个冬天，我和一位同伴拉着四峰骆驼，到哈尔腾牧场售货，一位县政府干部骑马赶到牧场，要求我将未售完的货物交给同伴就地看护保管，并立即返回供销社，返回时要把公社在哈尔腾牧场需要出栏的1000只羊赶回博罗转井宰杀，以支援祖国建设。
一大早，我带着8个干粮，一个小茶壶，只身一人骑着骆驼，赶着羊群出发。本来可以用三天两夜时间，就可以到达博罗转井镇。谁知，行至第二天傍晚，暴风雪来了，风吹着哨音震得人心发抖，大片大片的雪花也像是从空中砸过来的一样，压迫得人无法呼吸。顷刻间，天地已辨不清。这种情况下，羊群已无法前行，羊儿一个个窜逃到山沟、山崖下躲避风雪。我想，这么大的雪，如果整晚不停，羊群就会被困在山洼，羊就会被冻死在风雪中。如果这样，我怎么给党和政府交代！
情况紧急，容不得我多想。我就在山沟的出风口找了一个拐弯处，拐弯处风小一点，可以挡住试图顺风移动的羊群。这一点很重要。因为，如果没有人阻挡，羊群最终会顺着风，沿不同的山沟移动，这样的话，如果要再把他们聚集到一起就很困难了。我下了驼背，在山崖壁抓了一些干一些的柴草，在水壶里装满了雪，试图拢火取暖烧水。我刚掏出火柴，一股强风刮起，山崖上的雪团正好掉落在我手上，火柴盒也掉在了雪里面，赶我把火柴盒找到，有磷的那一面已经潮湿，火柴打不着了。这怎么办？我只好坐在刚刚拢好的柴草堆上，吃了一个干粮，剩下三个，还得留到明后两天吃。
天越来越黑，寒风刮个不停，暴雪下个不止；天上没了星星；羊群在原地“咩！咩！”的叫，远处的狐狸也来凑热闹，“咕咕！”“嘎嘎！”地叫得人特别想哭……
我将骆驼操卧在背着风的山崖脚下躲避风雪，我自己，一会儿背靠骆驼避风、一会儿趴在骆驼背上取暖。但不敢睡着，我怕有狼群。如果狼群来了，把羊吃了、伤了，我怎么给党和政府交代，我就对不起党和政府对我的嘱托、信任。就这样我紧紧地靠着骆驼，睁着眼、竖起耳朵，听着羊群的动向，等待天气的好转……不知什么时候，我睡着了……
迷迷糊糊地，我感觉自己的身体在缓缓地移动，迷眼看，太阳有一竿子高了，感觉有一个人抱着我的后腰，两个人抬着我的腿，在火边给我暖身体呢！这时，我才意识到双手胀痛、腿脚不听使唤了……
我努力睁开眼睛，发现这三个人都是博罗转井镇政府的干部。原来昨天下午，博罗转井镇也是狂风暴雪，镇政府的领导意识到山里的风雪可能更大更猛，在这样恶劣的天气下，一个女子赶着1000只羊，不但会有困难，也可能会有不测，就派了3个壮实的干部，带了干粮、骑着快马前来迎我。他们顺着转场的路线寻找，直到天亮，才发现了羊群，找到了我。他们找到我时，就见我背靠着骆驼坐在柴草上，双手筒着、两只腿伸着，整个人已经冻僵，只剩微弱的呼吸。我若不是靠着骆驼身体取暖，可能就冻死了。骆驼有灵性，我靠在它身上，它不会起身的，它就这样保护着我的后背，也受了一晚上的罪。
幸好我只是腿脚被冻伤，特别是脚，冻伤有点厉害，人站不起来。三个青年用冰雪融化的水烧了开水，我们一起吃了他们带来的干粮。身体暖了，心里也很暖。感谢这三位政府的干部，他们救了我的命，更是感谢党和政府对我的关心，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要返程了，三位干部很细心，他们小心地把我抬上骆驼，让我的两条腿插在两边的褡裢里保暖。三位干部配合默契，其中两位骑着马开道，羊群就顺着两匹马开出的“1字型”雪道缓慢前行，另一位在后面赶羊群，我骑着骆驼跟在羊群后面。我们又走了一天两夜，终于，看到了博罗转井。中途他们清点了羊的数量，1000只，一只也没少。
镇上的领导都出来迎接我们，他们关心地询问我的伤情，嘱咐我在医院安心养伤。当他们听说1000只羊一只也不少时，都竖起了大拇指，说我是“草原英雄好儿女”。躺在卫生院的病床上，各级领导干部、职工、牧民都来看望我，我很感动！3个月后，身体恢复，我又可以为党和政府工作了，我很高兴。没过多久，我被评为劳动模范。从此，我更加地努力工作，只想着为党多做贡献。
当我们提出看看她的“劳动模范”证书时，比哈依卡的儿子像献宝一样拿出了妈妈的各级证书：“全国商业劳动模范”（1983年5月）、“甘肃省先进生产（工作）者”（1982年11月5日）、“甘肃省商业厅‘六好职工’”（1982年12月）、“甘肃省工交财贸‘五好六好’代表证”（1966年2月）以及不同时期市级、县级各类荣誉证书。
在比哈伊卡奶奶的各类证书中，最令我们为之自豪和敬慕的是一封邀请函，上面写着，“比哈依卡同志：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四十一周年之际，中共中央邀请您于十月一日上午八时三十分到中南海做客。中共中央办公厅/一九九零年九月二十七日”。这是我第一次见到中南海的邀请函，比哈依卡也是我见到的唯一一位受邀中南海做客的人！
我们的访谈结束时，老奶奶执意要送我们出门，临别时，他握着我的手不停地说着，阿叁忙翻译道：“老奶奶祝愿你像她一样至少健康快乐地活到96岁！”我也再次祝福：“祝奶奶健康长寿！”
“至少健康快乐地活到96岁！”这可能是我今生听到的最美好的祝福！
2021年，比哈依卡这位“草原英雄好儿女”离世，享年98岁。谨以此段文字纪念比哈依卡奶奶！
我整理完阿排泰、比哈依卡两位哈萨克老人的访谈录，凝心细思一路所到之处、所见之人、所听之事，有两点体会直冲脑海。一是人只有经历过至暗时刻，才能发自内心地感谢那个将自己带向光明的人，才能更加珍惜当下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一是阿克塞哈萨克的当地牧民对党的恩情是发自内心深处的感谢，这种感谢响亮、纯朴，不矫饰，放在现在这个浮躁的时代，越发觉出牧人们人性的美好与良善。我衷心祝福他们的未来更美好，更有奔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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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系河西学院音乐学院教授，第四届甘肃音乐黄钟奖获得者；甘肃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专家委员会委员、中国音乐家协会会员、中国传统音乐学会会员、中国艺术人类学学会会员；主持完成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项目－河西曲艺研究，现主持2020年度教育部人文社科规划基金项目－多民族文化交流互鉴背景下的河西古代音乐史及研究；主持甘肃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基地－河西曲艺传承创新基地；出版《张掖地区民族音乐志》等三部著作，在《中国音乐》《人民音乐》《中国民族报》等刊物发表学术论文40余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