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悲剧发生后我们到底该做什么

——对产妇跳楼事件的思考

      这几天陕西榆林产妇跳楼事件热得发烫。有的人在追寻为什么死者没有穿衣服；有的人在怀疑产妇怎么一点母性没有，甚至大言不惭说：谁没生过孩子这点痛都坚持不了；有的在指责丈夫是个渣男；有的在批判医院监管不利……看到这些铺天盖地的新闻我很愤怒。你们到底想要什么样的结果？对于所有当事人来说死者可惜，生者悲痛。我们这些旁观者真的该怎么做？

      当事人已死，这就是结果了，也就是最大的悲哀了。不必再去追究谁对谁错。是是非非，非非是是，谁也说不清。对于疼痛点低的人来说急产的痛就会是以死来寻求解脱。自杀有时候需要的不是勇气，是此时此刻的欲求解脱的情绪。

        一辈子都不会忘掉八年前我急产，一个人被医护人员扔在待产病床上，疼得死去活来。没有亲人的陪伴和安慰（医护人员不允许家属进入待产病房），除了剧烈的疼痛唯一能听到的声音就是医护人员把我这个被疼得快要死的产妇当作空气，在愉快地聊着早晨要吃什么饭，如何把鸡汤炖得味道鲜美。当把头转向我时则立刻变成了恼火，虽然如此疼痛我一声没吭，但也许我痛苦的表情让他们少了早晨的味口。随着格外混浊的羊水的破裂她们开始手忙脚乱：到外面找家属签字，进来让我签字。躺在那里，疼得几近抽搐，手抖得抓不住笔，一滑笔掉在了地上。“怎么回事，连笔拿不住，不许再掉。”我得到了这样的呵斥。我忍受子宫剧烈收缩的痛苦，忍受这些天使们的呵斥，只在乞求快一点。在进入手术室前我的念头都是如果是死那就快点死吧，对死毫不畏惧，对生也毫不留恋。很幸运手术室里的主刀医生给了我温暖。打麻药是不能动的，而我疼得是不可能不动的。她用身体紧挨着我的身体，双臂环着我，轻轻地却又轻快地说：“抱着我，放轻松，很快就会过去。动了会影响宝贝的健康，你看马上就可以见到宝宝多开心的事情。”几句简单的话语却给了我无尽的力量，我真的就那么一动不动，然后听到个崩的一声，歆雅就出来与我见面了。至今我不知道那位医生的相貌，但那温暖的声音永远不会消褪。

        我拿自己的经历并不是要趁机批评当年态度不好的医护工作者，相反过后我很能理解他们。他们也有自己生活的难，每天却面对的不是笑脸，都是要么痛苦的表情，要么是撕心裂肺的哭喊，这怎么不会烦。何况这些情况每天都有，他们早已司空见惯。我想说的是如果当时她自己再给自己一点鼓励，如果瘫软在家人面前，家人不是一筹莫展的焦急而是必胜的力量，如果医护人员不是厉声呵斥不闻不问漠视病人痛苦，她都不会如此无助。温暖的力量才最伟大。只希望我们从此领悟到于我们的周围多些宽松温暖，这个社会一定更美好。悲剧不该被炒作，被传播，应该自我沉思。很多时候大众对悲剧太过在意事情的起因经过结果，却忽略了悲剧的本质与意义。

        我们都曾被人冤枉过，我们也都曾冤枉过别人。我们虽没有杀过人，但我们却又都做过刽子手。当某一件事情发生的时候，不管是身边的或者是远在天边的，我们习惯地用自我意识形态里的判断去毫不分析地评判。难怪心理学家福勒称这一心理为“正确偏误”。我们一旦自我意识里认定了这个观点就会千方百计寻找支持自己理论的证据，选择性的收集信息，按照自己的逻辑来推导符合自己的所谓真相。并且一上来就全是道德的审判，不由分说。甚至习惯性地把同情给了认为的弱者或是自己情感倾向的一方，而把指责给了对方。对待一件事情正常的顺序应该是认清事实做真伪判断，然后探究结果讨论对错做出是非判断，最后才是标准评价价值判断。而我们呢？恰恰相反，把规律逆转。与已无关时我们都变成了圣人，都成了道德高尚的君子，都成了勇士，成了斗士。义愤填膺、慷慨激昂、犀利尖锐、毫不留情，殊不知，我们以善意作面纱，做了最不道德的事情。

        2009年歌坛巨星迈克尔.杰克逊突然去世，死因是注射了过量的麻醉剂。原因是，1993年13岁小孩常德状告杰克逊性侵。当年，事情一出，所有人——媒体与大众，都习惯性地同情这个孩子，都把无端的谩骂给我迈克尔。试想，那段艰难的岁月里他会是怎样的愤怒而又绝望，他又是怎样熬过每个漫漫黑夜？也许只有麻醉剂的陪伴。

        耳听未必为实，眼见也未必为实，如果当年孔子也如今天的我们这么容易不分事实就去批判，可能贫苦勤奋的颜回要受到大的委屈了。可惜我们都少了孔子先弄清事实再做定论的修养。我在想孔子与老子虽然一个在强调进取，一个在劝无为顺任，其实两位先贤都只是外在的形式不同，却默契地在教诲我们如何完善自我修养。

        如今，微博诞生，微信盛行，真希望我们以人民的名义给社会正确的围观，给周围带来温暖。还是那句话：当悲剧发生时，我们该怎么做？我们不该再去炒作，再去传播，甚至以讹传讹，我们该做的是自我的沉思，是给别人温暖。试想如果明天的新闻说：跳楼产妇丈夫延壮壮跳楼自杀，你的心情会怎样？